“府内皆言，那李斯即将迎娶相邦之女！相里岳！他竟以我墨家之术，为权臣献媚，以为进身之阶？”
邓陵翟一拳砸在案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他忘了‘兼爱非攻’之教诲！我等墨者，持守‘非攻’，为下止战。
相里岳倒行逆施，助强秦利其兵锋，他日秦之铁蹄踏遍山东，其罪孽，相里岳岂能辞其一？他这是以技媚上，玷污我墨家之名！”
“阿翟，慎言。”一旁神色沉稳的邓陵禹按住他的手臂，缓缓摇头，
“中牟之败，你我亲历。秦军之强，非止于兵甲，其律法、民政，自有其严苛而行之有效处。相里氏之墨，入秦已久，其所为，是助纣为虐，还是欲以我墨家之术稍济秦法之苛，为黔首谋一线生机？此事未明，不宜遽下断语。”
邓陵翟的怒火被邓陵禹这番话稍稍压制，但仍旧不服：“一线生机？他助李斯造纸，以利秦吏传文，改良工坊，以富秦国府库！如今李斯得势，他日必为秦国重臣，这难道不是在为虎作伥？”
一直沉默不语的邓陵子，缓缓抬起了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眸。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如深潭般的平静。
“阿翟，”他的声音苍老而有力，“阿禹之虑，亦有其理。”
他看着两位师弟，目光深邃。
“然，我等今日所辨，非相里岳一人之功过，乃是我墨家之道，于此乱世，将何去何从。”
此言一出，邓陵翟和邓陵禹皆是一震，肃然而听。
邓陵子继续道：“我墨家之‘器’，为‘利下’而生。
若相里岳以其术，能易黔首之苦，使耕者有其犁，织者有其杼，虽事强秦，其行或有可取之处。
若其术，只为权臣增威，为暴秦添翼，终成下万民之害，则为我墨家之叛逆，必当除之。
他顿了顿，苍老的目光扫过喧闹的传舍，仿佛看到了整个纷乱的下。
“李斯此人，声名鹊起。其言‘义兵’，其行却未知。相里岳附之，其心亦未知。我等此来，非为泄一时之愤，乃为求一个‘是’与‘非’。”
最后，他一字一顿，为这次争论定下了基调：
“故，观其言，更要察其行；察其行，更要究其果。”
“究其果”，三字如千钧之重，落在邓陵翟与邓陵禹心头。这已不再是简单的观察，而是要深入探究其行为对下百姓最终造成的影响。邓陵翟紧握的拳头缓缓松开，眼中虽仍有疑虑，却多了一份深思。
就在三人议论之时，他们并未注意到，在传舍通往幸舍的回廊阴影处，一双眼睛目光锐利如鹰隼，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几刻钟之前，一间幸舍之内，静得落针可闻。
浮丘伯端坐案前，面前摊开的，正是李斯那篇足以颠覆下的《吕氏春秋·义兵篇》。那是一种质地柔韧的草木新纸，指尖摩挲其上，犹能感到一种陌生的精良。但这精良的触感，远不及纸上文字的锋芒来得惊心动魄。
“夫兵，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以兴利也……故有义兵，无有攻战。……其终也，使下归于一，再无攻伐之苦。”
读至此处，浮丘伯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眼眸中，竟透出一丝罕见的复杂光芒。他缓缓闭上眼，仿佛在推演一盘已经开启的、关乎下存亡的棋局。
良久，他吐出一口浊气，低声自语：“李斯……此人……其心可畏，其才可怖！”
这已不是单纯的辩士的一时游。此文将秦国东出之策，包装在“义”的华美外衣之下，从道、王道的高度，为秦国的一统战争，构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足以令下士人哑口无言的法理依据。这是一种要将“兼并”彻底正当化，从而终结列国并立时代的宏伟蓝图。
这蓝图，对于浮丘伯所修习的纵横家之道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他所学乃是鬼谷之术，信奉“捭阖纵横，下为棋”。列国并存，强弱互制，方有纵横家辗转腾挪、以三寸不烂之舌定邦国兴亡的舞台。所谓“下均势”，才是纵横家赖以存身立命的“大道”。
而李斯之道，却是要将这纷繁复杂的棋盘，彻底化为一块铁板。当下归于一，再无合纵，亦无连横，纵横家便如无水之鱼，再无用武之地。
“大道之争，非如此不可！”浮丘伯的眼中，闪烁起灼饶光芒，那是一种棋逢对手的兴奋，更是一种扞卫自身“道”统的决绝。
“李斯，你欲以强秦为洪流，席卷六合，使下百川归于一海。我之道，便在乎筑长堤，分其势，使江河并流，互为牵制，方成下之大观！”
他认为李斯之“道”，是以“一统”为最终之“利”，其“义兵”之，不过是服务于此“利”的“势”与“术”，是最高明的霸道。
而他浮丘伯所要维系的，是七国制衡、彼此依存的下格局。这，才是真正的较量！
心潮澎湃间，他起身踱步，欲平复心绪，不知不觉走到了靠近外院传舍的回廊。
恰在此时，一阵压抑着怒火的争论声，隐约从传舍方向传来。”
是邓陵翟的声音！
浮丘伯脚步一顿，身形悄然隐入廊柱的阴影之中，目光锐利如鹰隼，望向声音来源处。
他的目光瞬间锁定了那几道身影。为首那个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庞，是在新郑有过一面之缘的邓陵翟！而在邓陵翟身侧，是沉稳如山的邓陵禹。但真正让浮丘伯心神一震的，是端坐于二人之间，那位须发皆白、神情肃穆的老者……
毋需猜测，那份渊渟岳峙的气度，那股下墨者领袖的威仪，已昭示了他的身份。
一个名号在浮丘伯心中轰然炸响：楚墨钜子，邓陵子！
墨家……
他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深邃的笑意。这笑意里，有一种棋手找到绝佳“棋子”的欣赏。
“好一柄至坚之矛，好一面至纯之盾。”他心中暗道，“正是用来检验李斯那‘义兵’之的最佳利器。”
他方才还在惊叹李斯立论之宏大，此刻便已洞悉其理论中最致命的“破绽”。
李斯的“义”，是为“一统下”这个政治目标服务的，是可以变通的“霸者之义”。
而墨家的“义”，是“兼爱非攻”，是不容丝毫亵渎的、近乎于宗教虔诚的“侠者之义”。
一个要以战止战，一个要彻底非战。这两者，看似有交集，实则根本对立。
一个绝妙的计策在他心中迅速成形。
“李斯啊李斯，你高谈阔论‘伐罪救民’，你主张‘不杀降者’……可秦军的铁蹄之下，当真能毫无瑕疵吗？
长平之役的白骨，尚未风化。你欲为秦国的一统大业披上道义的外衣，我便要用这世上最纯粹、最固执的‘非攻’之盾，去迎击你那无坚不摧的‘义兵’之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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