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卷讲的是周朝的事儿，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69年，前后35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戊寅年），发生了一件超级颠覆认知的大事——周威烈王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
对此，司马光直接开启“深度分析”模式：我跟大家，在子的所有职责里，最重要的就是维护“礼”，而“礼”最关键的是确定“分”，“分”的核心又在于明确“名”。这都是啥意思呢？“礼”白了就是社会运行的大框架、底层规则；“分”就是君臣之间的等级秩序；“名”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身份头衔。
想想看，下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啥都得听一个饶？就算有人武力值爆表、智商碾压众人，也得乖乖听话，这不就是因为“礼”这个大框架在起作用嘛！所以呢，子管三公，三公管诸侯，诸侯管卿大夫，卿大夫管普通官员和老百姓，这就是一套完整的等级体系。地位高的管理地位低的，地位低的侍奉地位高的。上面指挥下面，就像心脏指挥手脚、树根控制枝叶；下面侍奉上面，就像手脚保护心脏、枝叶庇护树根。只有这样，整个国家才能稳定，大家才能和和气气过日子。所以，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好这个“礼”！
周文王给《易经》排序，把乾卦和坤卦放在开头。孔子还给批注：“在上、地在下，这种秩序确定了，就像君臣之间的地位，是不能随便改变的。”《春秋》这本书也是，一直压制诸侯的势力，力挺周王室，就算是周王室的喽啰，地位排名也在诸侯前面。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古代的大佬们对维护君臣秩序这件事，那是相当执着。除非君主像夏桀、商纣一样残暴，臣子像商汤、周武王一样仁德，民心所向、命所归，不然作为臣子，就该守好本分，哪怕死也不能破坏君臣秩序 ！
白了就是：要是让微子取代商纣王当老大，那商朝能一直延续超牛；要是季札愿意当吴国君主，吴国肯定能称霸。但他俩宁可看着国家陷入危机也不这么干，为啥？因为有些原则性的规矩坚决不能破，这就是“名分”，它真的超重要！
这个“礼”的规矩，就是用来划分高低贵贱，理顺亲疏关系，管理世间万物和各种事情的。而“名分”和象征身份的“器物”就是“礼”的具体体现。有了明确的名分称呼，有了对应的器物区别，大家的身份地位才能清清楚楚，这可是“礼”的核心。要是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和名分都乱套了，“礼”还怎么维持得下去？
以前，仲叔于奚给卫国立了大功，不要封地，偏偏想要贵族才能用的繁缨装饰马匹。孔子就觉得，还不如多给他点封地呢！因为名分和象征身份的器物，只能国君掌控，绝不能随便给别人。一旦乱给，国家都得跟着遭殃。
卫国国君想请孔子帮忙治理国家，孔子上来就要先“正名”，因为名分不明确，老百姓都不知道该干啥。繁缨不过是个物件，孔子都觉得不能轻易给；“正名”看似是事，孔子却把它当成头等大事。为啥？因为名分和象征身份的体系一乱，整个社会秩序就全崩了。
其实很多大事都是从苗头发展起来的。厉害的人有远见，能在问题刚冒头的时候就解决掉，这样轻轻松松就能把事情办好；而普通人眼光短浅，非得等问题严重了才想着补救，到那时候就算拼尽全力也不一定能搞定。《易经》里“踩到霜，就知道坚冰要来了”，《尚书》里“每都有无数细微的事情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守住“名分”这个原则，真的比啥都重要！
哎！周幽王、周厉王这俩昏君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周朝的统治一不如一，原本的秩序全乱套了。下面的人骑到上面头上，诸侯、大夫们纷纷抢权，周朝那套重要的礼仪制度，十成里丢了七八成。但周朝的统治还能勉强维持，靠的啥？就是周王室的子孙后代还勉强守着“名分”这个底线！
举个例子，晋文公给周王室立了大功，就跟周襄王，自己死后想用子规格的葬礼（挖个通往墓穴的地道）。周襄王直接拒绝：“这是子专属的规矩！还没出现新的命取代周室，咋能有俩子？叔父您肯定也不希望这样吧！要是您真不在乎规矩，自己封地挖地道埋了就行，何必来问我？”晋文公听完就怂了，不敢再提这茬。
你看，周朝的地盘还没曹国、滕国大，人口也没邾国、莒国多，可为啥还能当几百年“下共主”，连晋国、楚国、齐国、秦国这些强国都不敢轻易动它？不就是因为“名分”还在，大家表面上还得认周朝这个老大！再看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实力明明都能把国君赶下台自己当老大，但最后都没敢这么干。真的是因为实力不够或者良心发现吗？还不是怕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被下人组团“群殴”！
可后来，晋国的大夫们直接骑到国君头上，瓜分了晋国。周子不仅没出兵讨伐，还封他们为诸侯，给他们名分。这下可好，连最后那点“名分”的底线都守不住，全扔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彻底玩完！
有人可能会：“当时周朝都弱成那样了，韩、赵、魏三家实力那么强，就算周子不答应，又能咋？”这想法大错特错！韩、赵、魏三家要是真不在乎下饶指责，直接自己称王就行了，何必还假惺惺地找周子要名分？要是不请示就自立，那就是人人喊打的乱臣贼子，但凡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尊王攘夷的霸主，肯定得打着正义旗号来讨伐他们。但现在他们找周子要名分，周子还同意了，那就相当于子认证的诸侯，谁还敢来讨伐？所以，韩、赵、魏被封为诸侯，不是他们破坏了规矩，而是周子自己亲手把“名分”的规矩给砸了！
唉！君臣之间的规矩彻底垮台后，整个下就变成了“拳头硬才是硬道理”“谁有脑子谁称霸”的修罗场。那些圣贤的后代好不容易当上诸侯，结果最后连自己的国家都保不住，全灭了。老百姓更惨，战火纷飞下死伤无数，几乎都快没了活路，这也太惨了！
评论
这段文字出自《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以“礼制名分”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他将周王室册封韩、赵、魏为诸侯的行为，视为“自坏礼制”的开端，深刻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从“礼乐征伐自子出”到“自诸侯出”的权力解构过程。
从政治逻辑看，司马光强调“名分”是维系专制秩序的根本，认为即便周室衰微，子仍需固守“礼制”这一精神权威，否则将引发“以智力相雄长”的乱世。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为宋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历史合法性——通过批判周室失序，隐喻皇权需以“名分”统摄下。其核心矛盾在于：当“礼制”与现实权力格局脱节时（如三晋势强），单纯强调“守名分”是否具有可行性？司马光以晋文公不敢违逆襄王为例，实则忽略了春秋至战国时期“实力决定地位”的历史趋势，带有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从历史影响看，这篇评论奠定了《资治通鉴》“以史鉴政”的基调。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上升为“君臣之礼崩坏”的标志性事件，而非简单的权力博弈，反映了儒家“德治”思想对历史叙事的渗透。此后两千年，“名分”与“礼制”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既约束着皇权的过度扩张，也为臣下“清议”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另一方面，这种强调等级秩序的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流动与思想多元，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保守性的重要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对“名器不可假人”的强调，暗含着对宋代“强干弱枝”政策的肯定——通过强化中央对“名分”“器物”的垄断，防止地方势力坐大。这种历史解读与现实政治的互文，使得《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着作，更成为北宋士大夫参与政治建构的思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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