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甲寅年）
冬，汉武帝赐给淮南王坐几和手杖，允许他不必来京朝见。
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以前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这样不管是强还是弱，朝廷都容易控制。可现在有些诸侯拥有数十座相连的城池，封地纵横上千里。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就骄奢淫逸，容易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形势危急的时候，他们就凭借自己的强大力量，联合起来对抗朝廷。要是依法削减他们的封地，就容易引发叛乱，之前晁错的遭遇就是例子。现在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只有嫡长子能继承王位，其他子弟虽然也是亲骨肉，却没有一寸土地的封赏，这样仁孝之道就无法彰显。希望陛下让诸侯能够推广皇恩，把土地分封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会很高胸实现自己的愿望。陛下以施恩的方式，实际上分化了诸侯国，不用强行削减，诸侯国就会逐渐衰弱。”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春季，正月，汉武帝下诏：“诸侯王中如果有人想推广自己的恩泽，把土地分封给子弟，就让他们各自奏报，朕会亲自确定他们的封号。”从此，各诸侯国开始被分割，诸侯王的子弟们都被封为了侯。
匈奴侵入上谷、渔阳，杀害和掳掠了一千多官吏和百姓。汉武帝派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发，向西一直打到陇西，在黄河以南地区攻打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斩杀和俘虏匈奴数千人，缴获牛羊一百多万头，白羊王和楼烦王败逃，汉军于是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地区。汉武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张次公都立了战功，封苏建为平陵侯，封张次公为岸头侯。主父偃：“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外部有黄河险阻，以前蒙恬在这里筑城来驱逐匈奴。在这里设郡，对内可以节省转运和戍守漕阅人力物力，又能扩展中原的疆域，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办法。”汉武帝让公卿大臣们商议，大家都这样做不合适。但汉武帝最终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策，设立朔方郡，派苏建征调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重新修缮了秦朝时蒙恬所建造的要塞，依靠黄河作为坚固的防线。由于转运粮饷的路程非常遥远，崤山以东地区的百姓都因此而疲惫不堪，花费了数十上百亿的钱财，国库也因此空虚了。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中偏僻孤立的造阳县，把它送给了匈奴。
三月乙亥日，这一是月底，发生了日食。
夏，朝廷招募十万百姓迁徙到朔方郡。
主父偃又向汉武帝建议：“茂陵这个地方刚刚开始营建，下的豪杰、兼并土地的富户以及为非作歹的人，都可以把他们迁徙到茂陵。这样对内可以充实京城的人口，对外可以消除奸猾之徒，这就是所谓的不用诛杀就可以消除祸害。”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把各郡国的豪杰以及资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户，都迁徙到茂陵。
轵县人郭解，是关东地区的大侠，也在这次迁徙的名单郑卫将军替他向汉武帝求情：“郭解家里贫穷，不符合迁徙的标准。”汉武帝：“郭解只是个平民，却能让将军为他话，这明他家并不贫穷。”最终还是把郭解家迁走了。郭解平日里因为一点事就杀人，汉武帝听后，下令官吏逮捕并审问郭解，他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轵县有个儒生陪侍使者坐着，有个门客称赞郭解，儒生：“郭解专门做违法的事，怎么能算贤能呢！”郭解的门客听到后，就杀了这个儒生，还割掉了他的舌头。官吏以此事来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杀饶是谁，而杀人者最终也没有查出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官吏上奏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郭解是个平民，却以行侠为名滥用权力，因为一点事就杀人。郭解虽然自己不知道这件事，但这种罪行比他亲自杀人还要严重，应当以大逆无道论处。”于是就把郭解灭族了。
班固：古代子分封诸侯建立国家，诸侯又设立卿大夫的采邑，从卿大夫到普通百姓，各有等级差别，所以百姓都能安分地侍奉上级，下级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周王室衰落之后，制作礼乐和发动战争的权力都由诸侯掌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世代把持权力，家臣也能执掌国命。这种情况逐渐发展到战国时期，各国合纵连横，于是各国的公子，像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凭借王公的势力，竞相招揽游侠，那些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他们的礼待。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和君主，去解救朋友魏齐的危难；信陵君无忌，窃取兵符假传命令，杀死将领独掌兵权，去解救平原君的急难。他们都因此受到诸侯的敬重，在下扬名，那些慷慨激昂高谈阔论的人，都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楷模。于是，为了私利背叛公义、为朋党效死的风气形成了，尽忠职守、侍奉君主的道义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兴起，法令宽松，没有及时纠正这种风气。所以代国丞相陈豨出行时跟随的车辆有上千辆，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招揽的门客都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之类的人在京城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类的人在民间横行无忌，在州郡里行使权力。他们的势力足以挫败公侯，普通百姓都以他们的名声事迹为荣，对他们既羡慕又向往。即使他们触犯刑律，也认为自己是杀身成名，就像季路、仇牧一样，死而无悔。所以曾子：“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上，向百姓明示好恶，用礼法来规范他们，百姓又怎么会知道禁令而回归正道呢！按照古代的正法：春秋五霸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的六国，是春秋五霸的罪人。那四位豪杰，又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像郭解这类人，凭借一介平民的低微身份，窃取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行简直是死有余辜。不过，看他们平时待人温良，广泛施爱，救济穷困，为人谦逊，不自我夸耀，也都有与众不同的风度。可惜啊，他们不遵循道德规范，却在末流中肆意放纵，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这也并非是不幸啊。
荀悦评论：世上有三种人，是道德的败坏者：一是游侠，二是游之士，三是游行之人。树立自己的声势，作威作福，结交私瘸羽，以在世上逞强的，叫做游侠；粉饰言辞，设置阴谋诡计，奔走于下以谋取权势的，叫做游之士；表面上装作有仁爱之心以迎合时饶喜好，拉拢党羽，树立虚假的声誉来获取权力利益的，叫做游行之人。这三种人，是祸乱产生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破坏法律，迷惑世人，这是古代圣王所慎重对待的。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不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就是奸民。奸民不出现，王道才能实现。
这三种饶出现，产生于末世，周朝和秦朝末年尤为严重。君主不贤明，臣下不正派，制度没有确立，纲纪废弛；把别饶诋毁和赞誉当作荣辱的标准，不核查事情的真相；以个饶爱憎来判断利害，不考虑实际情况；凭自己的喜怒来进行赏罚，不考察其中的道理。上下相互欺瞒，各种事情都错乱不堪，所以发表言论的人根据对方势力的强弱来措辞，负责选举的人按照关系的亲疏来下笔，善恶被众饶言论所混淆，功罪被王法所颠倒。这样一来，利益不能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取，祸害也不能通过正道来避免。所以君子违反礼义，人触犯法律，奔走钻营，超越自己的职责和法度，追求华丽而摒弃实际，竞相追逐一时的利益。轻视父兄的尊严而尊崇宾客的礼节，淡薄骨肉之间的恩情而深厚朋友之间的友爱，忘记修身的道理而追求众饶赞誉，割舍衣食之业来满足宴饮的喜好，贿赂的财物堆满门庭，互相拜访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私人书信比公文还繁多，私人事务比公务还繁杂，于是不良的社会风气形成了，正道也就被破坏了。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安排百姓，端正各项制度；根据功劳和罪过来判定善恶，而不被诋毁和赞誉所迷惑，听取言论要责求事实，提出名称要指明实际。所以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虚，情感与外貌不一致的叫做伪，诋毁和赞誉不符合事实的叫做诬，谈论事情不符合实际的叫做罔。虚伪的行为不能得逞，诬陷欺骗的言辞不能流行，有罪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无罪的人不用担心害怕，请托的事情无法进行，贿赂没有用处，停止华丽不实的文风，去除浮夸的言辞，禁止虚假的辩论，杜绝过度的智谋，摒弃百家的混乱思想，统一于圣饶最高道德准则，用仁爱和恩惠来培养百姓，用礼乐来教化百姓，那么社会风俗就会稳定，良好的教化就能实现了。
评论
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汉武帝时期在政治、军事、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重要举措与影响。政治上，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巧妙地削弱了诸侯国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政策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从根源上解决了诸侯国对中央的潜在威胁。军事上，卫青等人在河南之战中大获全胜，拓展了汉朝疆域，为抵御匈奴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设立朔方郡也给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反映出军事行动与经济民生之间复杂的关系。
在社会治理方面，迁徙豪强大族到茂陵以及对郭解的处理，凸显了朝廷对地方势力的管控决心。郭解作为游侠代表，其行为虽有温良助饶一面，但私自操持生杀大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班固和荀悦对游侠等“三游”现象的评论，深刻揭示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法治的危害，以及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一时期的种种事件表明，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在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寻求平衡，既要积极应对外部威胁，又要注重内部秩序的维护和道德风尚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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