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二年（公元173年，癸丑年）
春，正月，发生大规模瘟疫。
丁丑日，司空宗俱去世。
二月壬午日，大赦下。
任命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被免职。
夏，五月，任命司隶校尉段颎为太尉。
六月，北海发生地震。
秋，七月，司空杨赐被免职；任命太常颍川人唐珍为司空。唐珍是唐衡的弟弟。
冬，十二月，太尉段颎被罢免。
鲜卑侵犯幽州和并州。
癸酉日月底，发生日食。
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甲寅年）
春，二月己巳日，大赦下。
任命太常东海人陈耽为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刘畅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销。
夏，六月，封河间王刘利的儿子刘康为济南王，让他供奉孝仁皇的祭祀。
吴郡司马富春人孙坚招募了一千多精锐勇敢的士兵，协助州郡讨伐许生。冬，十一月，臧旻、陈寅在会稽把许生打得大败，还斩杀了他。任城王刘博去世，没有儿子，封国断绝。
十二月，鲜卑进入北地，太守夏育率领屠各部落追击，打败了鲜卑。夏育因此升任护乌桓校尉。鲜卑又来侵犯并州。
司空唐珍被免职，任命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乙卯年）
春，三月，皇帝下诏让各位儒者校正《五经》的文字，命令议郎蔡邕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然后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让后来的儒者和学子都有标准可依。石碑刚立起来的时候，每来看和临摹的人，车辆就有一千多辆，把街道都堵得严严实实。
当初，朝廷讨论后认为，州郡官员容易结党营私，人情关系复杂，于是规定有婚姻关系的家庭以及两个州的人，不能互相担任监察对方的官职。到这时又出台了三互法，禁忌变得更加严密，官员选拔任用变得很困难，幽州、冀州两个州的官职空缺了很久都没能补上。蔡邕上疏：“我看到幽州、冀州这两个地方，向来是铠甲、战马的出产地，近年来又遭遇战乱和饥荒，逐渐变得空虚贫困。现在这两个州的官职空缺了很长时间，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在盼着有人来任职，可三公府选拔官员，过了一个月还定不下来。我很奇怪，就问是什么原因，是为了避开三互法。其实十一个州都有这样的禁令，涉及到的主要就是这两个州而已。而且，这两个州的人任职有时还会受到时间限制，大家犹豫不决，拖拖拉拉，导致这两个州的职位一直空着，方圆万里一片萧条，没人管理。我觉得三互法这样的禁令，其实是没太大必要的。现在只要朝廷树立威严，明确法令，让官员们互相监督，他们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营私舞弊；更何况还有三互法，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以前韩安国是从刑徒中被启用的，朱买臣出身卑微，他们都凭借自己的才能，回去管理自己家乡所在的地区，哪会顾及三互法这种细枝末节的规定呢！我希望陛下向上效法先帝，废除最近这些不合理的禁令，对于各个州刺史中能力可以互相调换的，不要受时间和三互法的限制，以求做到适中合理。”但朝廷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司马光评论：叔向过：“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一定会制定很多制度。”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会谨慎地挑选忠诚贤能的人来任用，对于朝廷内外的大臣，有功劳就奖赏，有罪过就惩罚，没有偏袒私心，法律制度不繁杂，下就能治理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等到国家衰落的时候，选拔官员不能做到任人唯贤，禁令却越来越多，防范越来越严密，有功劳的人因为条文限制得不到奖赏，作恶的人却能通过巧妙钻法律空子免于惩罚，上下都疲惫不堪，下就大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只追求细枝末节。汉灵帝的时候，刺史、郡守贪婪得像豺狼老虎，残害百姓，而朝廷还在坚持三互法这样的禁令。从现在来看，这难道不是很可笑，而且很值得引以为戒吗！
封河间王刘建的孙子刘佗为任城王。
夏，四月，有七个郡和封国发大水。
五月丁卯日，大赦下。
延陵园发生火灾。
鲜卑侵犯幽州。
六月，弘农和三辅地区发生螟灾。
于窴王安国攻打拘弥，把拘弥打得大败，还杀了拘弥王。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各自发兵，辅佐拥立拘弥的侍子定兴为王，定兴手下人口才一千左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丙辰年）
夏，四月癸亥日，大赦下。
益州郡的夷人反叛，太守李颙出兵讨伐并平定了叛乱。
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仪式。
五月，太尉陈耽被罢免，任命司空许训为太尉。
闰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那些党人，有的是德高望重的老者，有的是杰出的贤才，都应该是辅佐朝廷、参与国家大事的人；可他们却长期被禁锢，遭受屈辱。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人都能得到赦免，党人又有什么罪，唯独不能被宽恕呢！之所以灾异现象频繁出现，水灾旱灾接连发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对他们宽大处理，以顺应意。”皇帝看了奏章后，非常生气，马上诏令司隶和益州用囚车把曹鸾抓起来，送到槐里监狱，严刑拷打后将他杀害。于是又下诏让州郡进一步审查党饶门生、旧部、父子、兄弟中在官位的人，全部免去官职并禁锢，甚至连五服之内的亲属也受到牵连。
六月壬戌日，任命太常南阳人刘逸为司空。
秋，七月，太尉许训被罢免。任命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被罢免；十一月丙戌日，任命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这一年，鲜卑侵犯幽州。
评论
这段史料记载了熹平二年至五年的史事，集中展现了东汉末年统治危机持续加深的态势，可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灾人祸交织，社会根基动摇
自然灾害频发：这四年间，大疫、地震、大水、螟灾、旱灾等接连发生，尤其是熹平二年的“大疫”和四年“郡国七大水”，对底层民众生计造成毁灭性打击。灾害频发不仅加剧了粮食短缺，更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公信力，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边疆危机加剧：鲜卑持续寇掠幽、并二州，成为北方边境的长期威胁；西域于窴国攻灭拘弥，反映出朝廷对西域的控制力下降。边疆不稳与内地灾荒形成呼应，凸显东汉国力的衰退。
政治机制僵化，治理效能低下
官员任免频繁且无实效：短短四年间，太尉、司空等三公职位多次更迭（如段颎、李咸、陈耽、许训等先后担任太尉），官员任期短暂，难以推行长期政策。这种频繁变动既反映了朝廷内部权力博弈的混乱，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三互法”暴露制度弊端：为防止官员结党而设的“三互法”，因规定过细（如禁止婚姻之家、两州人士相互监临），导致幽、冀二州长期缺官，地方治理瘫痪。蔡邕虽指出其“逐末舍本”，但朝廷拒不调整，可见僵化的制度已成为统治阻碍。司马光对此批评“国将亡，必多制”，直击东汉末年舍本逐末的治理困境。
党锢之祸升级，统治阶级失道
曹鸾之死与党锢扩大化：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为党人鸣冤，却被灵帝下令掠杀，随后朝廷进一步扩大党锢范围，将党人门生、故吏及亲属五属全部禁锢。这一事件标志着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的镇压达到新高度，也彻底暴露了皇权的昏聩——宁可牺牲人才、激化矛盾，也要维护腐朽的统治秩序。党锢之祸的延续，使得原本可支撑王朝的精英阶层与朝廷彻底对立，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塌。
文化举措的有限意义
熹平石经的刻立：朝廷命蔡邕校订《五经》并刻石于太学，客观上统一了经典文本，有利于儒学传常但这一文化工程未能解决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其意义被时代的整体颓势所淹没，难以挽回东汉王朝的衰落趋势。
总体来看，熹平二年至五年的史事，呈现出东汉末年“灾频仍、边患不止、政治僵化、党争加剧”的恶性循环。统治阶层既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又以严苛制度维护自身利益，最终将更多力量推向对立面，为黄巾起义的爆发和王朝的崩溃积蓄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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