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丁未日，琅邪王司马裒去世了。十一月初一己酉日，又发生了日食。
丁卯日，朝廷任命刘琨为侍症太尉。
征南军司戴邈给晋王上疏，他觉得：“自从国家遭遇战乱，学校教育都荒废了。有人太平年代注重文化，战乱时期看重武力，这话听着好像有道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儒家学博大精深，可不是短时间就能学成的。要是等下太平了再去兴办教育，那荒废的时间可就太久了。而且那些贵族子弟，不一定有上阵杀耽拔取敌旗的本事，也不一定非要他们去参军打仗。要是不在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他们学习道德义理，那就太可惜了。社会风气败坏已经很久了，礼仪习俗也一比一糟糕，就像蜡烛慢慢燃烧消耗油脂一样，大家都没察觉到。现在大王的基业刚刚建立，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觉得应该大力推行儒家学，来改善社会风气。”晋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设立太学。
汉国国主刘聪出去打猎，让晋愍帝充当车骑将军，穿着军装拿着戟在前面开路。路上看到的人指着晋愍帝：“这就是以前长安的子啊。”很多人围过来看，有些老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太子刘粲对刘聪：“以前周武王难道是喜欢杀商纣王吗？他是担心那些坏人抱成一团，留下祸患。现在起兵聚众闹事的人，很多都打着拥护晋愍帝司马业的旗号，不如早点把他除掉！”刘聪：“我之前杀了庾珉他们，可民心还是这样。我实在不忍心再杀人了，先再观察观察吧。”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让晋愍帝给大家倒酒、洗酒杯，过了一会儿刘聪起身去换衣服，又让晋愍帝给他拿伞盖。在场的晋朝大臣很多都哭了，还有人忍不住哭出了声。尚书郎陇西人辛宾站起来，抱着晋愍帝大哭，刘聪下令把他拉出去斩了。
赵固和河内太守郭默侵犯汉国的河东地区，一直打到绛地，汉国右司隶辖区的百姓有三万多人投奔他们。汉国骑兵将军刘勋带兵追击，杀了一万多人，赵固和郭默只好带兵回去。太子刘粲率领将军刘雅生等十万步兵、骑兵驻扎在平津，赵固扬言：“我一定要活捉刘粲，来赎回子。”刘粲就向刘聪上表：“要是司马业死了，老百姓就没了盼头，也就不会被李矩、赵固利用了，他们不攻自破。”戊戌日，晋愍帝在平阳遇害。刘粲派刘雅生攻打洛阳，赵固逃到阳城山。
这一年，晋王下令督促农业生产，对郡守、县令等官员，按照征收粮食的多少来评定政绩优劣，各个军队也都自己屯田耕种，收获的粮食就作为军粮。
氐族首领杨茂搜去世，他的长子杨难敌继位，和儿子杨坚头分别统领部下。杨难敌号称左贤王，驻扎在下辨；杨坚头号称右贤王，驻扎在河池。
河南王吐谷浑去世。吐谷浑是慕容廆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的父亲涉归在世时，分给吐谷浑一千七百户百姓。等到慕容廆继承了部落首领的位置，有一次两部的马群争斗，慕容廆派人去责备吐谷浑：“父亲在世时，已经给咱们分开部落了，你为什么不让两部离得远远的，现在马群争斗还受了伤。”吐谷浑生气地：“马是牲畜，争斗是常有的事，干嘛要把气撒在人身上！要想离得远很容易，只怕以后再见面就难了！现在我就带你万里之外。”于是就率领他的部众向西迁徙。慕容廆后来后悔了，派长史乙郍娄冯去追吐谷浑，向他道歉。吐谷浑：“父亲在世时曾经提到占卜的结果，：‘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强盛起来，福泽会流传到后代。’我是庶出的儿子，按道理不能和慕容廆并立称强。现在因为马群争斗而分开，这大概是意吧！”于是就没有再回去，向西迁徙到阴山居住。赶上永嘉之乱，又渡过陇山向西，占据了洮水以西，直到白兰的广大地区，领地方圆数千里。鲜卑人把哥哥叫做“阿干”，慕容廆追念吐谷浑，为他创作了《阿干之歌》。吐谷浑有六十个儿子，长子吐延继承了他的位置。吐延身材高大，勇猛有力，羌人和胡人都很怕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西晋末年乱世中的关键片段，从政权更迭到文化存续，从个人命越族群迁徙，勾勒出一幅动荡时代的全景图，其中诸多事件在现代视角下仍具深刻启示意义。
在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晋愍帝的遭遇堪称乱世皇权崩塌的缩影。身为前朝子，却沦为汉主刘聪的阶下囚，被迫执行行酒洗爵、执盖等屈辱性任务，最终惨遭杀害。这不仅是个人命阅悲剧，更折射出权力更迭中失败者的悲惨境遇。刘聪对愍帝的处置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既担忧其成为反抗者的精神旗帜，又顾忌杀戮带来的民心流失，这种犹豫恰恰反映了乱世中统治者在暴力与怀柔之间的艰难抉择。而太子粲的主张则暴露了权力斗争中斩草除根的冷酷逻辑，当政治博弈上升到生存层面，道德伦理往往让位于现实利益。
文化教育领域的转折同样值得关注。戴邈的上疏精准指出了乱世中文化传承的紧迫性，驳斥了 “遭乱尚武” 的短视观念。他强调儒道不可仓猝而成，主张在王业肇建之初便笃道崇儒，这一见解在今看来依然具有前瞻性。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从来不是朝夕之功，越是动荡的时代，越需要精神支柱的支撑。晋元帝采纳建议设立太学，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更是试图通过教育重塑社会秩序、凝聚人心的战略举措，为动荡中的政权注入了文化认同的基因。
军事与民生的互动展现了乱世生存的基本逻辑。赵固、郭默侵汉河东引发的连锁反应，凸显了军事行动与政治目标的紧密关联。赵固 “生缚刘粲以赎子” 的宣言，将愍帝的象征意义推向极致，也印证了太子粲担忧其成为反抗旗帜的合理性。而晋朝推行的 “课督农功” 政策，以入谷多少考核官吏，令诸军佃作自给，这是战乱中保障后勤、稳定统治的务实之举，体现了 “民以食为” 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的基础性地位。
族群迁徙与权力传承则呈现了边疆民族的发展轨迹。氐王杨茂搜死后，长子难敌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这种二元统治结构既延续了族群权力，又埋下了内部纷争的隐患。吐谷浑因马斗与慕容廆决裂西迁，最终建立起广阔的势力范围，其迁徙历程不仅是个人恩怨的结果，更反映了游牧民族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扩张逻辑。慕容廆追思兄长创作《阿干之歌》的举动，又为冰冷的权力斗争增添了一丝人性温情。
整体来看，这段历史片段中的每一个事件都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西晋末年的时代特征：权力更迭的残酷性、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军事行动的政治性、民生保障的基础性以及族群发展的复杂性。在乱世的大背景下，个体命运与群体选择交织，短期生存与长远发展博弈，每一个决策都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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