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喊宋子仙回京口。
邵陵王萧纶在郢州,把办公的厅堂当作正阳殿,里里外外的斋阁,都给取了名字挂上牌子。他手底下的人在军府里胡作非为,郢州的将领和幕僚没有不抱怨的。咨议参军江仲举,是南平王萧恪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就劝萧恪想办法搞掉萧纶,萧恪吓了一跳,:“要是我把邵陵王干掉,这一镇是安宁了,荆州、益州那边的兄弟心里肯定都偷着乐。但要是下太平了,人家就会拿大义来指责我。而且大坏蛋侯景还没除掉呢,咱们自家人互相残杀,这不是自寻死路嘛。你先别琢磨这事了。”可江仲举不听,安排手下将领,定好日子准备动手。结果计划泄露,萧纶把他给压死了。萧恪吓得赶紧跑去谢罪,萧纶:“这都是那些喽啰干的,跟兄台你没关系。坏人已经死翘翘了,兄台别太担心。”
王僧辩猛攻长沙,辛巳这,拿下了。抓住河东王萧誉,砍了脑袋,把脑袋送到江陵给湘东王萧绎,萧绎又把脑袋给送回去安葬了。当初,世子萧方等战死,临蒸人周铁虎功劳最大,萧誉对他也特别看重。王僧辩抓住周铁虎,要把他煮了,周铁虎大喊:“侯景还没灭掉呢,怎么能杀我这壮士!”王僧辩觉得这话挺牛,就把他放了,还让他继续在自己手下。萧绎封王僧辩为左卫将军,还加了侍症镇西长史的头衔。
萧绎从去年听梁武帝死了,因为长沙还没打下来,就一直瞒着。壬寅这,才宣布发丧,用檀木雕了个梁武帝的像,放在百福殿,伺候得可认真了,一举一动都要先问问这雕像。萧绎觉得子被贼臣控制,所以不肯接受大宝这个年号,还是称太清四年。丙午这,萧绎下令大规模讨伐侯景,到处发檄文。
鄱阳王萧范到了湓城,把晋熙改成晋州,派他的世子萧嗣当刺史,江州的郡县大多都被他随意改了设置。寻阳王萧大心呢,他的政令能管到的地方,也就一个郡。萧大心派兵去打庄铁,萧嗣和庄铁关系一直不错,就请求萧范发兵救庄铁,萧范派侯瑱带着五千精锐去帮庄铁。从这以后,这俩地方就互相猜疑,再也没心思去讨伐侯景了。萧大心派徐嗣徽带两千人,在稽亭修堡垒防着萧范,两边连买卖粮食都不行了。萧范好几万人马,没吃的,好多人都饿死了。萧范又气又恼,背上长了个大毒疮,五月乙卯这,死了。他手下的人没敢声张,就尊奉萧范的弟弟安南侯萧恬当老大,还有几千人跟着。
丙辰这,侯景让元思虔当东道大行台,镇守钱塘。丁巳这,任命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东魏齐王高洋当开府的时候,勃海人高德政是他的管记,两人关系特铁,啥话都。金紫光禄大夫丹杨人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人宋景业,都特懂那些预言的玩意儿,他们觉得太岁在午年,会有改朝换代的大事,就通过高德政告诉高洋,劝他接受禅让当皇帝。高洋把这事跟娄太妃了,娄太妃:“你爹厉害得像龙,你哥勇猛得像虎,都觉得皇位不能随便占,一辈子老老实实当臣子。你算老几,还想干舜、禹禅让那种事!”高洋又跟徐之才,徐之才:“就因为你比不上你爹你哥,所以才得早点登上皇位啊。”高洋铸了个像用来占卜,结果成了,就派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去问肆州刺史斛律金,斛律金来见高洋,坚决不行,还宋景业第一个提这种改朝换代的事,得杀了他。高洋和那些权贵们在娄太妃面前商量这事,娄太妃:“我儿子老实巴交的,肯定没这心思,都是高德政这家伙唯恐下不乱,教唆的。”高洋看大家意见不统一,就派高德政去邺城摸摸公卿们的底,还没等高德政回来,高洋就带着兵往东走,到了平都城,把那些有功勋的权贵们召集起来商量,没人敢吱声。长史杜弼:“关西宇文泰,那可是咱们的劲敌,要是接受魏的禅让,他万一挟持着子,打着正义之师的旗号往东打过来,大王你咋应对!”徐之才:“现在跟大王争下的,他也想干大王想干的事。就算他强硬,大不了也就是跟着咱们称帝呗。”杜弼没话了。高德政到了邺城,暗示公卿们表态,没人响应。司马子如在辽阳迎接高洋,也坚决不校高洋想打退堂鼓,仓丞李集:“大王来是干啥的,现在咋又想回去?”高洋假装让人在东门把他杀了,又另外派人赐给他十匹绢,然后就回晋阳了,从这以后,高洋整都不咋开心。徐之才、宋景业这些人在高洋面前些阴阳占卜的事,应该早点接受命当皇帝。高德政也一个劲地劝。高洋让术士李密算卦,得了个《大横》卦,李密:“这是汉文帝当年得的卦。”又让宋景业算卦,得了个《乾》之《鼎》卦,宋景业:“《乾》代表君,《鼎》是五月的卦。应该在仲夏接受禅让。”有人:“五月不能当官,犯了这个忌讳,就会死在官位上。”宋景业:“大王要是当了子,哪还有下任啊,可不就得死在皇位上嘛!”高洋一听,高兴坏了,就从晋阳出发。
高德政把在邺城了解到的情况一条条记下来,送给高洋,高洋让手下陈山提快马加鞭带着这些情况和密信给杨愔。这个月,陈山提到了邺城,杨愔马上召集太常卿邢劭等人商量撰写礼仪流程,秘书监魏收起草九锡、禅让、劝进这些文书;还把东魏宗室的王爷们都叫进北宫,留在东斋。甲寅这,东魏给高洋升官当相国,总管百官,还准备了九锡之礼。高洋走到前亭,他骑的马突然摔倒了,他心里膈应得不校到了平都城,啥都不肯往前走了。高德政、徐之才苦苦哀求:“陈山提已经先去邺城了,万一消息泄露就麻烦了。”高洋赶紧让司马子如、杜弼快马加鞭接着去邺城,看看大家啥反应。司马子如他们到了邺城,大家一看这形势,都知道大局已定,没人敢有不同意见。高洋到了邺城,召集民夫带着筑城工具到城南。高隆之问:“用这些干啥啊?”高洋脸色一变,:“我自己有事,你问那么多干啥!想被灭族啊!”高隆之赶紧道歉,灰溜溜地走了。于是开始修建圆丘,准备各种礼仪用品。
丙辰这,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人请求进宫启奏事情,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接见了他们。张亮:“五行轮流运转,有始有终。齐王高德兼备,英明神武,下人都敬仰他,希望陛下能学学古代的尧、舜。”孝静帝脸色严肃地:“这事我早就想退让了,现在就恭敬地让位。”又:“要是这样,得写诏书啊。”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诏书已经写好了。”让侍中杨愔呈上去。东魏孝静帝签了字,问:“那我住哪儿啊?”杨愔回答:“北城另外有房子。”孝静帝就从宝座上下来,走到东廊,念起范蔚宗《后汉书·赞》里的话:“我生不逢时,国家动荡,汉朝四百年基业终结,我也成了新朝的宾客。”管事的人请他出发,孝静帝:“古人都念旧,舍不得一根簪子、一双破鞋,我想跟六宫的人告个别,行不行?”高隆之:“现在下还是陛下的下,何况六宫的人!”孝静帝走进宫里,和妃嫔们告别,整个宫里的人都哭了。赵国李嫔念起陈思王曹植的诗:“希望大王保重身体,长命百岁。”直长赵道德在东阁门口准备了一辆旧牛车,孝静帝上车,赵道德一下子跳上车抱住他,孝静帝骂道:“我这是敬畏上,顺应人心,你这什么奴才,敢这么逼我!”赵道德还是不松手。出了云龙门,王公大臣们都来拜别,高隆之哭了。孝静帝就进了北城,住在司马子如的南宅,派太尉彭城王高韶等人捧着玉玺绶带,把皇位禅让给了齐王。
戊午这,齐王高洋在南郊登基当皇帝,宣布大赦下,改年号为保。从魏敬宗以来,官员们都没俸禄,到这时候才又开始发工资。己未这,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用对待臣子的礼仪对待他。追尊齐献武王高欢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来又改成高祖;追尊文襄王高澄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这,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这,对东魏旧臣的封爵按不同情况进行了降级,但那些为高氏打下出了力的,以及从西魏、南梁投降过来的,不在降级范围内。
文成侯宁在吴地起兵,有一万人马,己巳这,进攻吴郡;代理吴郡事务的侯子荣迎头反击,把他杀了。宁是萧范的弟弟。侯子荣趁机在吴郡大肆抢掠。
自从晋朝皇室南渡,三吴地区那是最富裕的,进贡的财物、往来的商旅,都从这地方出。等到侯景之乱,金银财宝抢完了,就开始抓人吃,有的还卖到北方,当地老百姓几乎死光了。
这时候,只有荆州、益州地区还比较完好,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发文书给各地的军政长官,让世子萧圆照带三万人马听从湘东王萧绎的指挥。萧圆照的军队到了巴水,萧绎任命他为信州刺史,让他驻扎在白帝,没允许他东下。
【内核解读】
这段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记载,宛如一幅乱世众生相,既展现了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也暴露了人性在绝境中的复杂挣扎,其中多个维度都值得深入剖析:
权力场中的伦理崩塌
邵陵王纶在郢州的行事,折射出宗室诸王在乱世中的生存悖论。他既想以“正阳殿”等名号彰显权威,又无法约束部下的暴虐,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缺失”的体现——当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势力只能通过模仿皇权符号维持统治,却又因缺乏配套的治理能力陷入混乱。江仲举与南平王恪的密谋,则揭示了宗室内部“大义”与“私利”的撕裂:恪以“骨肉相脖为由拒绝,看似坚守伦理,实则是对现实权力格局的妥协,而这种妥协最终也未能阻止内斗的发生。
王僧辩对待周铁虎的态度更具戏剧性。从“命烹之”到“奇其言而释之”的转折,暴露了乱世职实用主义”对规则的碾压。在“侯景未灭”的大前提下,道德评判让位于军事价值,这种“以结果论英雄”的逻辑,既是对抗乱局的无奈选择,也为后续更大的权力倾轧埋下伏笔。
王朝更迭的“仪式化暴力”
东魏齐王高洋代魏建齐的过程,堪称中古时期“禅让”制度的典型标本。从卜卦铸像的舆论铺垫,到娄太妃“汝独何人”的质疑,再到孝静帝“永作虞宾”的自嘲,每一步都充斥着精心设计的“表演性”:高洋需要用“命所归”的假象掩盖篡权本质,北魏皇室则需用“主动禅让”的姿态换取生存空间。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孝静帝与六宫告别的场景,李嫔所税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的诗句,看似温情,实则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卑微乞命。这种“仪式化的屈服”背后,是权力交接中最冷酷的规则:旧统治者的体面,永远建立在新掌权者的利益算计之上。
乱世经济的毁灭性灾难
三吴地区的兴衰,是这场战乱最沉痛的注脚。从“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到“遗民殆尽”,短短数年的剧变,揭示了古代经济的脆弱性。侯景之乱职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的记载,不仅是对人性的践踏,更摧毁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当劳动力被当作“食物”对待时,文明的底线已然崩塌。
鄱阳王范数万部众“多饿死”的惨状,则暴露了割据势力的致命短板:缺乏稳定的后勤体系,再庞大的军队也会瞬间瓦解。这种“以战养战”的模式,最终只会陷入“掠夺—枯竭—灭亡”的恶性循环。
宗室博弈的战略困局
湘东王绎与武陵王纪的微妙互动,预示着梁朝后续的分裂隐患。绎“匿丧不发”“不肯从大宝之号”的隐忍,与其是对“大义”的坚守,不如是积蓄力量的策略;而纪令世子圆照“受湘东王节度”却又被“令屯白帝”的安排,则显示出宗室间“合作抗当表象下的相互提防。
这种“外患未除,内斗已萌”的格局,是南朝政权短命的重要原因:在侯景之乱这个共同敌人面前,诸王仍无法摆脱“权力优先于道义”的惯性,最终只能被北方政权各个击破。
整体而言,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当秩序崩坏时,人性中的贪婪、恐惧与算计会被无限放大,而重建文明的基石,远比推翻一个旧政权更加艰难。无论是高洋的“禅让”闹剧,还是诸王的割据混战,本质上都是对“秩序重建”的无能——他们能摧毁旧世界,却无法建立新世界,这正是乱世最悲哀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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