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七月癸酉日，任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乙亥日，吐蕃来侵犯弘州。
八月，霸州山区的獠人造反了，他们把刺史向邵陵以及一百多户官吏和百姓都给烧杀了。
早些时候，皇帝派使者冯德遐去安抚吐蕃。吐蕃听突厥、吐谷浑都娶了唐朝公主，就派使者跟着冯德遐一起入朝，带了好多金银财宝，上表请求通婚，皇帝没答应。使者回去后，对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我刚到唐朝的时候，他们对我可好了，还答应把公主嫁给咱们。结果正好赶上吐谷浑王入朝，在中间挑拨离间，唐朝的礼数就变得冷淡了，也不答应通婚了。”弃宗弄赞一听就火了，马上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根本招架不住，逃到了青海北边，老百姓和牲畜好多都被吐蕃抢走了。
吐蕃接着又攻破脸项、白兰这些羌族部落，然后带着二十多万人驻扎在松州西边边境，派使者来进贡金银绸缎，要来迎娶公主。没过多久就进攻松州，把都督韩威打败了。羌族的首领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都带着自己的州反叛，归附了吐蕃。双方战火不断，吐蕃的大臣们劝谏弃宗弄赞，他根本不听，为此上吊自杀的大臣就有八个。壬寅日，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日，任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五万人去攻打吐蕃。
吐蕃攻城攻了十多，牛进达作为先锋，在九月辛亥日，趁他们没防备，在松州城下把吐蕃打败了，杀了一千多人。弃宗弄赞害怕了，赶紧带兵撤退，还派使者来谢罪，顺便又请求通婚，这一回皇帝答应了。
甲寅日，皇帝问身边的大臣：“帝王创业和守业，哪个更难呢？”房玄龄：“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和各路英雄一起崛起，经过一番争斗，才让他们臣服，创业可太难了。”魏征：“从古到今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取得下，却在安逸中失去下的，所以守业更难。”皇帝：“房玄龄和我一起打下，那是九死一生，所以他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一起治理下，常常担心富贵了就会滋生骄奢，疏忽了就会引发祸乱，所以他知道守业的艰难。不过创业的艰难已经成为过去，守业的艰难，才是现在要和各位一起谨慎对待的。”房玄龄等人赶紧下拜：“陛下能出这样的话，那是下百姓的福气啊。”
当初，突厥颉利可汗灭亡后，北方地区空虚。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就带着他的部落，在都尉犍山北边、独逻水南边建立了王庭，能打仗的士兵有二十万。他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拔酌、颉利苾分别统领南、北部。皇帝觉得他们势力越来越大，以后恐怕不好控制。癸亥日，就封他这两个儿子都为可汗，还各赐了鼓和大旗，表面上是优待尊崇，实际上是想分化他们的势力。
冬十月乙亥日，巴州的獠人造反。
己卯日，皇帝在始平打猎；乙未日，回到京城。
钧州的獠人也造反了，朝廷派桂州都督张宝德去讨伐，平定了叛乱。十一月丁未日，开始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飞骑，让各位将军统领。又挑选飞骑中特别勇猛矫健、擅长骑马射箭的人，叫做百骑，他们穿着五色袍，骑着骏马，用虎皮做马鞯，只要皇帝出游，他们就跟着。
己巳日，明州的獠人造反，朝廷派交州都督李道彦去讨伐，也平定了。
十二月辛巳日，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在壁州攻打造反的獠人，大获全胜，俘虏了一万多男女。
这一年，任命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马周这人机智善辩，中书侍郎岑文本经常称赞他：“马周谈论事情的时候，能旁征博引，纵论古今，抓住要点，去掉繁琐，文章符合事理，一个字都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听他话娓娓动听，让人都忘了疲倦。”
霍王元轨喜欢读书，为人恭谨，自律守礼，一举一动都很稳重。他担任徐州刺史的时候，和隐士刘玄平像普通百姓一样交往。有人问刘玄平霍王有什么长处，刘玄平：“没什么长处。”问的人觉得很奇怪。刘玄平解释：“一般人因为有短处，才能看出长处。至于霍王，他没有短处，我又怎么能出他的长处呢！”
起初，西突厥的咥利失可汗把自己的国家分成十部，每部有一个酋长，还各赐了一支箭，称为十箭。又分为左、右厢，左厢叫五咄陆，设置五个大啜，居住在碎叶以东；右厢叫五弩失毕，设置五个大俟斤，居住在碎叶以西，合起来叫做十姓。咥利失可汗渐渐失去了民心，被他的大臣统吐屯袭击。咥利失可汗兵败，和他弟弟步利设逃到焉耆坚守。统吐屯等人打算拥立欲谷设为大可汗，结果统吐屯被人杀了，欲谷设的军队也吃了败仗，咥利失可汗又夺回了原来的地盘。到了这时，西部还是拥立欲谷设为乙毘咄陆可汗。乙毘咄陆可汗即位后，和咥利失可汗大战一场，双方死伤众多。于是就把国土从中间分开，自伊列水以西归乙毘咄陆可汗，以东归咥利失可汗。
处月、处密和高昌一起攻打焉耆，攻下了五座城，抢走了一千五百个男女，还烧了他们的房屋，然后才离开。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唐初的政治、边疆与社会动态，既展现了“贞观之治”下的治理智慧，也暴露了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其核心矛盾与应对逻辑，可从四个维度解析：
政治治理：君臣共治与“守成”意识的觉醒
太宗与房玄龄、魏征关于“创业与守成孰难”的讨论，是这段史料的政治核心。房玄龄因亲历“打下”，强调创业之艰；魏征则立足“治下”，点出“安逸生骄奢、疏忽酿祸乱”的守成风险——二者视角虽异，却共同指向贞观政治的核心特质：不沉湎于开国功绩，而是主动警惕“治世危机”。
太宗最终定调“创业已成过往，守成当与诸公慎之”，并非简单折中，而是对王朝治理阶段的精准判断：开国初期的“武力征服”已转向稳定期的“制度建设与人心维系”。这种自省意识，既是房玄龄等开国功臣“居安思危”的体现，更是魏征等谏臣“犯颜直谏”的价值所在，恰是“贞观之治”能超越一般开国治世的关键——它构建了“君臣共议、聚焦长远”的治理氛围。
此外，高士廉任右仆射、马周升中书舍热人事安排，也印证了贞观朝的“人才导向”：马周以“论事切理、一字不可增删”的能力获重用，岑文本对其的高度评价，反映出当时官僚体系对“务实、有才”官员的认可，而非仅论资历出身，这为政治高效运转提供了人才支撑。
边疆策略：“恩威并施”与“分化制衡”的双重逻辑
这段史料中，唐与周边民族的互动最为密集，其策略可概括为“冲突时以武止戈，稳定时以策分权”，核心是维护边疆秩序，而非无限制扩张。
--对吐蕃：从冲突到“和亲铺垫”的试探
吐蕃的崛起是唐初西南边疆的新挑战：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因“求亲被拒”（归咎于吐谷浑离间），转而以武力施压（攻吐谷浑、党项，围松州），本质是新兴政权渴望与唐建立“对等邦交”的诉求。太宗的应对极具层次感：军事上，派侯君集、牛进达等率五万步骑反击，以“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的战绩，明确唐的军事底线，让吐蕃认识到“武力施压无效”；政治上，在吐蕃谢罪复请婚后“许之”，既未因战败轻视对方，也未因威胁妥协，而是以“和亲”为纽带，将新心吐蕃纳入唐的“宗藩体系”，为后来文成公主入藏埋下伏笔。这种“打服后再谈和”的逻辑，既维护了唐的宗主地位，也为边疆稳定争取了时间。
--对薛延陀与西突厥：“分化”以削弱威胁
薛延陀因突厥颉利亡后“北方空虚”而强盛（胜兵二十万），太宗以“封其二子为可汗”的方式，表面“优崇”，实则拆分其势力——这是典型的“以夷制夷”策略，通过内部分权防止单一势力坐大，避免重蹈突厥称霸北方的覆辙；
西突厥的分裂（咥利失可汗与乙毘咄陆可汗中分其地），虽非唐直接干预的结果，但反映出西域局势的复杂性。唐对西突厥的态度，本质是“维持分裂、避免单一势力统一西域”，这为后来唐经营西域（如灭高昌）奠定了战略基础。
--对内部獠乱：“镇压与安抚”结合
这段时间内，霸州、巴州、钧州等多地獠人叛乱，唐的应对是“直接镇压”（如张宝德讨平钧州獠、上官怀仁大破壁州獠）。獠人叛乱的根源，大概率是唐初边疆开发职民族矛盾与利益冲突”的体现——唐虽以武力镇压，但也需注意：史料中未提“屠城”或“苛政报复”，而是“虏男女万余口”，可能是将叛乱者迁徙安置，以减少后续冲突，这体现了唐对内部民族问题的“有限克制”。
制度建设：禁军体系的初步完善
“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简善骑射者为百骑”，是这段史料中的重要制度举措。这一安排的核心目的，是强化宫廷宿卫、提升皇帝掌控力：
--玄武门是唐宫核心区域（太宗“玄武门之变”即在此），在此设置“飞骑”，本质是将禁军精锐部署在关键节点，防范宫廷政变；
--“百骑”作为精锐中的精锐（衣五色袍、乘骏马、虎皮鞯），既是“仪仗队”，也是“应急突击队”，后来逐渐发展为“千骑”“万骑”，成为唐朝禁军的核心力量。这一制度设计，既强化了皇权安全，也为后世禁军制度（如玄宗时期的“神策军”）提供了雏形。
宗室与社会：“贤良示范”的治理价值
霍王元轨的形象，是贞观朝宗室治理的缩影：他“好读书、恭谨自守”，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甚至被评价为“无所短”——这种“无短板”的贤良形象，虽有溢美成分，但本质是唐对宗室的“行为规范”：不允许宗室恃权妄为，而是以“恭谨、好学”为榜样，避免重蹈汉晋宗室叛乱的覆辙。
刘玄平“有所短乃见所长”的评价，更暗含着一种社会期待：贞观时期不仅要求官员“有才”，更要求“有德”；不仅要求宗室“守法”，更要求“垂范”。这种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与当时“以儒治国”的理念相契合，为社会稳定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支撑。
总结：贞观治理的“务实性”底色
这段史料中的唐初治理，没有理想化的“下太平”，而是充满了边疆冲突、内部叛乱与权力平衡的挑战。但太宗君臣的应对，始终贯穿“务实”二字：
--政治上，不回避“守成难”的问题，以君臣共议寻找解决方案；
--边疆上，不搞“一刀潜，对吐蕃“打后再和”，对薛延陀“分而治之”，对獠乱“镇压与安置结合”；
--制度与人才上，既完善禁军以保安全，又重用实干人才以提效率。
正是这种“不务虚、重实效”的治理逻辑，让唐初在内外挑战中站稳脚跟，为“贞观之治”的鼎盛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其职居安思危”的守成意识、“恩威并施”的边疆智慧，对后世王朝的治理也具有长期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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