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殿外，目光中满是忧虑，“方腊未平，梁山又起，如今金人虎视眈眈...诸位爱卿，可有良策？”
蔡京沉吟道：“陛下，为今之计，或可遣使与金国重修旧好，暂缓其南下之心。同时集中兵力先平内乱，再图外患。”
高俅却道：“金人贪得无厌，恐非财帛能安抚。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北部边防，同时尽快结束南方战事。”
宋徽宗眉头紧皱，心中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又转头问高俅:“最近...西夏那边还安稳吗？”
高俅听到皇帝问起西夏，心中又是一沉，知道今日这场奏对真是处处着火，他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回陛下，西夏近来……亦不甚安稳。陕西六路来报，西夏国主李乾顺趁我朝东南多事，近来频频调兵遣将，其右厢朝顺军司和甘州甘肃军司的兵马，在边境地带活动异常频繁。麟州、府州一带，已发生数次规模冲突，双方...各有损失。”
高俅没有敢实话实，其实，在西夏边境宋朝的损失远大于西夏。
即使这样，赵佶已经觉得难以接受了，他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急忙扶住御案，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和难以抑制的怒火：“各有损失？是丢了堡寨，还是失了粮草？清楚！”
高俅不敢再隐瞒：“据报，西夏骑兵上月突入保安军地界，焚毁了两处戍堡，劫掠了数千百姓和牲畜……延庆路经略使已派兵增援，但西夏人掳掠后便迅速退去，并未与我军主力接战。慈骚扰，近三个月来已发生不下十次。”
“欺人太甚！简直是欺人太甚！”
赵佶气得浑身发抖，“金人背约，方腊造反，梁山作乱，如今连西夏这等手下败将也敢来踩朕一脚！我大宋难道成了谁都可以捏的软柿子了吗？！”
蔡京见皇帝情绪激动，连忙劝慰：“陛下息怒，保重龙体要紧。西夏此举，不过是疥癣之疾，趁火打劫而已。其国力微，绝无胆量与我朝全面开战。只需严令边境诸路谨守城寨，勿要轻易出战，待我解决了心腹之患，再回头收拾它不迟。”
郑居中却忧虑道：“太师所言虽是，然则西夏此番举动，恐非孤立。去岁金国使臣曾绕道西夏而来，臣担心……他们或有勾结。若金人在北，西夏在西，同时发难，我军两面受敌，局势将更为艰难。”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得垂拱殿内所有人，包括宋徽宗，都是透心凉。
刚才还只是内忧外患各自为战，若真是南北两大外敌有了默契，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的预兆。
赵佶无力地坐回龙椅，方才因愤怒而涨红的脸色此刻变得有些苍白。
他环视着殿内这群平日里高谈阔论、如今却束手无策的重臣，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攫住了他。
大宋的江山，仿佛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同时遭遇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狂风巨浪。
东南，是已成燎原之势的方腊，童贯的二十万大军深陷泥潭，捷报无多，败绩频传。
腹地，是占据济州、行收买人心之举的梁山晁盖，此人行事迥异于寻常流寇，其威胁更显诡异难测。
北方，是如日症虎视眈眈的金国，海上之盟犹在耳边，盟友却已磨刀霍霍，想要的远不止约定的燕云。
西陲，是蠢蠢欲动、趁火打劫的西夏，虽国力不济，却如附骨之蛆，不断消耗着本已捉襟见肘的边防力量。
国库，因连年用兵和“花石纲”等奢靡之举，已日渐空虚。
兵源，禁军腐败，西军（陕西军）虽善战却被西夏牵制，能机动的兵力少之又少。
这一刻，济州府的晁盖，在宋徽宗心中的威胁等级，似乎被迫下降了。
不是晁盖不够危险，而是眼前的危机实在太多，如同一个快要渴死的人，已经顾不上远处可能存在的狼群，只能先扑向近处的水源——哪怕这水源有毒。
宋徽宗无力地坐在龙椅上，苦笑着问:“高俅，河北田虎，淮西王庆...你还没有吧！”
高俅脑门上开始冒汗了:“圣上...圣上...他们...”
“好了，”
高俅正吞吞吐吐的不知道该怎样，却被赵佶打断了，“不必了，了又有什么用？朕要的是办法，办法，你有吗？”
赵佶已经不似开始的时候那样生气了，俗话，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人。
到处都是窟窿，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赵佶已经习惯了。
而远在济州的“晁盖”（高启强），正是精准地把握住了大宋王朝这内外交困、顾此失蹦命门，才为自己赢得了最宝贵的喘息和发展时间。
赵佶看了看满朝的文武，语气平和了很多:“各位爱卿，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其他地方...咱们暂且不管，只是济州府离咱们东京太近了，我认为...”
赵佶稍微顿了顿，接着又:“我认为，应该首先剿灭梁山的贼寇，才是上策，众卿有何话？”
众大臣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把头一低，谁也不话了。
这时，有一人出班跪倒：“陛下，或许...或许可考虑招安梁山？”
众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御史赵凯。
此言一出，就好比是一石激起了千层浪，殿内顿时炸开了锅。
招安草寇，这是大宋开国以来少有的先例。
赵佶眼神复杂地看着赵凯：“爱卿何出此言？”
赵凯道：“既然那晁盖在济州施行仁政、严明法纪，或可明此人并非寻常草莽。若许以官职，令其戴罪立功，或可化敌为友，增强我军实力以抗外侮。”
蔡京立即站出来反对：“不可！此例一开，下贼寇皆可作乱求官，成何体统！”
高俅也皱眉道：“招安之事风险极大，若那晁盖假意接受，实则另有所图，岂不养虎为患？”
赵凯见蔡京与高俅齐声反对，却并未退缩，反而挺直腰板，声音清朗：
“陛下！蔡太师与高太尉所言虽不无道理，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强行征剿，须调集重兵，耗费钱粮，且东南战事未平，北方边患又急，我军四处奔波，恐难速胜。若许以济州节度使之职，令其率部北上抗金，既可解京师之危，又可借金人之手削弱其势，此乃二全之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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