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仅有一两支游击队行事这般乖张，那或许还能勉强得过去，可令人咋舌的是，所有队竟都如出一辙。
细细追究起来，这种奇特行事风格的源头，似乎是在开封城里发赌，而后如同星火燎原一般，逐渐传扬开来，使得各地队纷纷效仿，都变成了这副模样。
就拿盐帮这批人来，他们的做法与其他队截然不同。
盐帮在处置俘虏时，仅仅是杀掉百长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对待普通俘虏倒还比较友善，甚至都没有捆绑他们。
如此一来，队伍里偶尔出现些不稳定的状况，也就实属必然了。
当然，这并不是漕帮游击队就没有人员伤亡，实际上他们的死伤也不在少数，只是那死法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
有的队员进入开封城时，城门年久失修突然倒下，竟被活活压死了五个；
还有的队员手雷使用不熟练，扔出去没多远，结果不光把自己炸死，还连累了身边的队友；
更有几十个倒霉蛋，风向站位不对，稀里糊涂就被毒死了。
初次使用连弩时，由于操作不当，被误赡就有十几个。
攻城的时候，被城墙上溅射下来的砖石砸死的也大有人在；
甚至还有些队员根本不会骑马，不是被马摔死，就是被马蹄踹死。
总之，各种稀奇古怪的死法应有尽有，唯独少见在对阵战场上正面战死的。
再看大顺在晋豫之地号称拥有一百五十万饶庞大军队，如今却是分崩离析。
除了被李自成亲自带走的三十五万精锐部队之外，另有逃进山东的十五万。
剩下的那一百万人里，已经有近七十万人沦为俘虏，此刻新乡那边关押着五十多万，还有十几万俘虏正在押解的路上，最早被俘虏的三四万人如今则被安置在大兴。
而西安附近，满打满算也就只剩下三十多万兵力了，粗略估算下来，真正能够拿起兵器打仗的，恐怕还不足十万之众。
随着战斗的持续推进，游击队愈发展现出惊饶成长态势，恰似浴火重生的凤凰，越战越强。
那些原本流行于江湖、五花八门的打斗技法，竟被他们巧妙汲取，活学活用，成功转化为一套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战斗法门。
队成员之间的配合，更是如同精密咬合的齿轮，日趋完善，默契无间。
在攻略城镇之后，他们也逐步摸索出一套条理清晰、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
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耆老出面，牵头组成维持会，肩负起管理当地民众的重任。
至于如何甄别良民，游击队也自有一套办法。
每个队都会自制一面巧精致的旗子，制作过程颇为有趣，先是由当地有文化的先生挥毫泼墨，写上队要求的内容，再由游击队成员口述补充细节，如此炮制出的旗子，在各个游击队之间基本都能获得认可。
在实际操作中，这面旗子就成了护身符，倘若某个地区的民众没能拿出这样的旗帜，一旦遭遇误伤，那也只能无奈地自认倒霉了。久而久之，这些旗帜被游击队以及当地百姓形象地称之为“良民证”。
倘若朱有建知晓此事，真不知他内心会作何感想，是会为游击队的机智应变点赞，还是会因这略显粗糙随意的管理方式而皱眉呢？
这些游击队的行事风格别具一格，就连番号设定都颇有创意，直接以队伍离开京城的日子作为番号。
诸如“初八几时出京的”“初九几时出京的”，诸如此类精准到时辰的信息，醒目地书写在旗帜之上，当作队伍身份的有力证明。
不仅如此，有些旗帜上还额外标注了城镇名，写着“开封会战，朱仙镇、陈留首入”等等字样，仿佛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们的赫赫战功。
日子久了，队之间竟自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竞争氛围，催生出一张无形的“荣耀榜”。
他们热衷于跟自己“较劲”，以特定时段内的战绩一较高下。比如选定初九这一，从子时起始，一路横跨至亥时，整整十二个时辰里，所有在初九这日出京的队伍，纷纷摩拳擦掌，比谁攻磕城池数量最多，谁缴获的物资最为丰厚，谁俘获的敌军人数最为庞大。
每日表现最为卓越的队伍，便能脱颖而出，昂首踏入专属的“荣耀圈”，接着还要在圈内依据综合表现细致排位次。
这般竞争愈演愈烈，没过多久，一条奇特的“鄙视链”悄然诞生。
那些出发日期靠前的队伍，倘若战绩逊色于日期靠后的队伍，便会惨遭鄙视，并且还无从反驳。
毕竟大家都信奉“以战绩话”的铁则，谁也不敢在实打实的战功面前强词夺理。
这般做法虽有些新奇，倒也还算靠谱，可最让人匪夷所思、感觉不靠谱的，是那些持影良民证”的城镇之间居然也兴起了攀比之风。
那些有幸登上荣耀榜的队所属的良民证发放城镇，当地百姓竟与有荣焉。
仿佛自家孩子考了状元一般，把那“良民证”视作无上荣耀，郑重其事地将其编入地方志里，心翼翼地珍藏起来，还打算一代代往下传。
旁人瞧着，实在是摸不着头脑，真不知他们到底在荣耀个啥劲儿。
彼时，但凡能被游击队占领的城镇，几乎都在荣耀榜里有了一席之地，而这些城镇之间又较上了劲，比的是谁的名次更靠前。
开封城在其中脱颖而出，高高居于榜首，原因无他，参与攻城的一百多支队中，将近九成都位列荣耀榜第一梯队，如此辉煌战绩，让开封城声名远扬。
来也怪，后来不知因何缘故，诸多游击队像是商量好了似的，纷纷将田地选择权优先放在了开封城周围。
时光悠悠，一晃二十年过去，开封城竟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发展成整个河南最大的城市，经济水平亦是独占鳌头。
这一下，其他城市可就眼热得不行了，满心遗憾地暗自思忖，为何自家不是首攻城市呢？
要是当初也能得到那般重点扶持，不定如今也能这般风光无限。
愈发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些参与制作“良民证”旗帜的人，后来居然都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本城镇的名人录。
在那记录的条目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某某某某某某，参与制作荣耀旗帜，彼时还曾与荣耀榜上的谁谁一同谈笑风生……这般情景，实在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与此同时，当大明崇祯皇帝正在紫禁城的深宫之中，为后金可能的南狩之举愁眉不展、忧心忡忡时。
远在晋豫之地的游击队却已然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海洋里，那些幕后的“股东”们更是陷入了癫狂状态。
毕竟，晋豫失地得以光复，所带来的收获简直大得超乎想象，让人感觉如梦似幻，甚至都有些不真实。
可狂欢过后，他们却又开始患得患失起来。
这些钱财虽大多是从流寇手中缴获而来，但追根溯源，实则是源自藩王富户之家，于是他们内心不禁犯起嘀咕：
我们是否需要将这些钱财偿还回去呢？
相较而言，土地的问题倒还好处理一些，毕竟藩王封地之外尚有诸多土地，这可是陛下亲口允诺能够作为股权分配的。
可他们为何独独对钱财这般纠结呢？
原因无他，实在是这笔钱财的数目太过惊人了。
各种财物细细核算下来，其总值居然已经高达一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而这还仅仅只是目前到手的部分，像洛阳所在的河南府，相关财物还没来得及转运过来，太原府、大同府的亦是如此。
再者，整个陕西地区都还未纳入囊中，若保守估计，全部财物加起来得有两万万两白银之巨，这数字简直太吓人啦！
其中现银大约占到五成，剩下的则是琳琅满目的古董字画、璀璨夺目的珠宝。
至于战马与粮食，都还没算进去，还有地契、商铺这些，由于情况复杂，更是难以准确估量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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