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的深秋，汴京城的政治肃杀之气，比时令更早地浸透了骨髓。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领袖相继被贬出朝，如同一场风暴席卷过后，留下满目疮痍。然而，对于以王拱辰、章得象为首的保守势力而言，这远非终点。驱赶首脑只是第一步，彻底肃清其影响，铲除其“党羽”，让一切回到新政之前的“宁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一场针对革新派残余力量的、更为酷烈的“秋后算账”，悄然拉开了序幕。
一
这场清算，首先指向了革新派在思想舆论上的旗帜与阵地。其中，国子监直讲、以激昂敢言着称的儒家学者石介，成为了首个被重点清算的目标。
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先生，在太学生中威望极高。他曾激情澎湃地撰写《庆历圣德诗》，将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比作当代尧舜的贤臣，极力颂扬新政，诗职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等句，更是将保守派斥为“大奸”，得罪了朝中大批权贵。如今，革新派失势，这首诗便成了石介“阿附朋党，诋毁大臣”的铁证。
一日朝会，御史何郯出列弹劾：“陛下，石介本一狂生，恃才傲物，蛊惑学子。其作《庆历圣德诗》，颠倒是非，诋毁忠良，煽动太学生议论朝政，实为范仲淹等结党营私之喉舌！此风若不刹住，则国子监非教化之地，而成诽谤之渊薮矣！”
王拱辰紧随其后，语气阴冷：“陛下，石介不仅诋毁朝臣，臣更闻其言行不轨。范仲淹、富弼虽已出外，然石介在太学中，仍时常散布不满言论，声称新政之败，乃‘忠良见弃，让志’。慈狂悖之徒，若继续留在京师，执掌教席，恐将继续毒害士子之心，动摇国本！”
此时已升任宰相的章得象，也慢悠悠地添了一把火：“国子监乃国家储才之所，风化之源。石介其人，学问或有可取，然心术不正，不宜再为人师表。”
面对如此汹汹攻势，仁宗皇帝对石介本无太多好感，加之对其“朋党”背景的厌恶，当即下诏：石介罢国子监直讲，出为濮州通判，即刻离京。
诏命传到国子监，数百名太学生群情激愤。他们素来敬仰石介的学问与风骨，纷纷聚集在石介的廨舍外，有人扼腕叹息，有人痛哭流涕，更有激愤者欲联名上书挽留。
石介本人却显得异常平静。他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抱着几卷亲自批注的经书，走出房门。看着眼前这些年轻而激动的面孔，他心中酸楚，却强自压抑着，朗声道：“诸君好意，石介心领！然君子行事，但求无愧于心。我颂圣德，斥奸佞，所言所行，皆出公心，何罪之有？今日离去，非我之辱，睦之不行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语气转为深沉的嘱托：“望诸君日后读书明理，勿以一时得失论英雄，勿以权势高低判是非。当以下为己任，坚守心中之道义！切记，切记！”
罢，他对着众学生深深一揖，然后挺直脊梁，在学生们含泪的注视和压抑的啜泣声中，大步走出了国子监。他的离去，标志着革新派在朝廷舆论阵地的彻底失守，太学中那股关心时政、慷慨议论的风气，也随之戛然而止，转而陷入一片压抑的沉寂。
二
对石介的清算，仅仅是一个开始。保守派的目光，随即投向了那些职位或许不高，但同样坚定支持新政、才华横溢的中青年官员。其中，以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的遭遇，最为典型，也最为惨烈。
苏舜钦字子美，不仅是诗文大家，更是范仲淹所赏识的年轻才俊，平日与欧阳修、石介等人过从甚密，对新政推崇备至。进奏院负责下奏章的上传下达，位置关键，苏舜钦在此任职，本就让保守派如鲠在喉。
庆历五年秋，依照旧例，进奏院举行赛神会，之后苏舜钦与同僚十余人，动用了一些拆封后的废旧公文纸张出售所得的“金库”公款，再加上各自凑的份子钱，在衙内置办酒席，召妓乐，饮酒聚会，以为常事。
这本是京中各衙门相沿成习的惯例，并非大事。然而，此事却被早有准备的保守派探知。御史中丞王拱辰闻讯，如获至宝，立即指派手下御史刘元瑜、鱼周询等人罗织罪名，上章弹劾。
他们的弹劾极尽夸大之能事，称苏舜钦等人“监主自盗”，“枉法欺君”，竟敢盗卖进奏院公文封纸以充饮宴之资，实乃“亵渎职守，目无王法”！更将一场普通的同僚聚会，描绘成“范仲淹余党”的秘密集会，声称他们“酒后狂悖，诽谤圣上，攻击时政”。
这道弹章，精准地触动了仁宗皇帝最敏感的神经。他刚刚平息了“朋党”之争，最厌恶的便是下臣结社聚会，非议朝政。加之对范仲淹一系的余怒未消，仁宗览奏后勃然大怒，根本不给苏舜钦等人申辩的机会，下诏严惩。
诏令一下，举朝震惊。苏舜钦被削职为民，逐出汴京。同席者如王益柔、王洙、江休复、刁约、周延隽、章岷、吕溱、周延让、宋敏求、徐绶等十余人，皆受牵连，悉数被贬黜出京，分散安置于偏远州县。这些人皆是当时文坛俊秀，才华横溢，一朝尽黜，文坛为之失色。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奏邸之狱”。王拱辰在成功构陷苏舜钦等人后，竟得意地对同党：“吾一举网尽之矣！”其手段之狠辣，用意之阴刻，令人不寒而栗。
苏舜钦携家带口，被迫离开汴京，流落吴郑昔日“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才子，转眼成了江湖落魄人。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不仅彻底断送了他的仕途，也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官场倾轧的残酷与无情。
三
除了直接的政治清算，保守派还试图从道德和名声上，对革新派进行彻底的污名化，以巩固自己的胜利。
他们再次将矛头指向了已被贬黜的欧阳修，以及那篇影响巨大的《朋党论》。一时间，朝野上下，在保守派的操控下，舆论风向大变。“君子不党”被反复强调，而任何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话的言论，都被打上“朋比营私”的标签。
就连当年在范仲淹初次被贬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余靖、尹洙等人，此刻也因被视为“范党”而备受打压，仕途蹭蹬。余靖被贬黜至更偏远的筠州，尹洙则被贬至均州，处境凄凉。
而当年因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名动一时的蔡襄，此刻更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虽因才名甚着，且并未直接参与新政核心，暂时未被罢黜，但也屡遭御史弹劾，被指为“范党外围”，在京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往日豪情，消磨殆尽。
一种“莫谈国事”的沉闷氛围，笼罩了整个士林。官员们见面，只敢谈论诗词歌赋、风花雪月，或者一些无关痛痒的政务，对于朝廷大政方针，尤其是涉及新政和那几位被贬黜的大臣，皆避之唯恐不及。生怕一言不慎，便被归入“朋党”，招致灭顶之灾。
曾经在庆历新政初期那种慷慨激昂、关心时政、勇于谏言的风气，荡然无存。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的沉默与因循苟且的暮气。
四
在这场全面的清算与反攻倒算中，保守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动机各异，心态纷呈。
如王拱辰、鱼周询等人，属于积极的清算派。他们或因个人恩怨（如王拱辰与欧阳修素来不睦），或因坚定的保守立场，将范仲淹等人视为政治上的死敌，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他们推动清算最为卖力，手段也最为激烈。
而以宰相章得象、贾昌朝等人为代表的老成持重派，则更多是出于维护现有秩序和自身权位的考虑。他们未必赞同王拱辰等饶所有激烈手段，但乐见革新派势力的瓦解，并借此机会巩固自身的权力。他们对清算采取默许甚至推动的态度，但在具体执行上，或许会稍留余地，不愿显得过于刻薄，以免留下恶名，也避免引起皇帝的反福
还有一些官员，则属于见风使舵的骑墙派。他们或许曾在新政初期表示过支持，或与革新派人物有过交往，此刻见风向大变，便迅速划清界限，甚至调转枪口，参与到对昔日同僚的抨击之中，以洗刷自身，讨好当权者。这种饶存在，更让这场政治清算显得世态炎凉，人心叵测。
五
喧嚣与清算之下，仁宗皇帝赵祯的心态，却愈发复杂难言。
他默许甚至推动了这场对革新派的清算，因为他确实对“朋党”深恶痛绝，也认为范仲淹等饶改革过于激进，搅乱了朝局。然而，当他看到苏舜钦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被一网打尽，看到石介被逐后太学的一片沉寂，看到朝堂之上因言获罪、人人自危的景象时，心中并非没有泛起一丝疑虑与不安。
一日，他在宫内翻阅各地呈上的奏疏，内容多是歌功颂德，或是一些琐碎的政务汇报，再也看不到如范仲淹《十事疏》那般切中时弊、充满忧患的雄文。他放下奏疏，走到殿外，望着秋日高远的空，忽然问侍立在旁的宦官：“近日外间，于苏舜钦之事，议论如何？”
那宦官心翼翼地回答：“大家，外间皆言陛下圣明，处置果断。只是…也有些许议论，谓苏子美等人虽有罪，然皆一时之选，尽数贬黜，似乎…似乎有些可惜了…”
仁宗沉默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再多什么。
他或许开始隐约意识到，彻底扑灭不同的声音，固然换来了朝局的表面平静，但也可能同时扼杀了这个帝国的活力与生机。只是，帝王的尊严和对于“结党”的深深忌惮，让他无法、也不愿再去推翻自己之前的决定。
这场由他默许的“秋后算账”，在肃清了“异己”的同时，也在他亲手开创的“士大夫黄金时代”上，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深刻裂痕。士林的风气由此转向，政治的活力由此衰减，一种趋于保守和内向的基调，开始成为帝国朝堂的主流。
风，依旧吹过汴京的御街，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却再也带不起革新之初那席卷下的蓬勃生气。只剩下算账之后的萧索，与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深深的倦意。
（第三卷 第十六章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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