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秋雨，淅淅沥沥，敲打着海棠溪畔一家茶馆的窗棂。室内茶香氤氲，却驱不散两人之间那无形却厚重的隔阂。林闻溪与梁启远，这对昔日在杏林学堂同窗共读、也曾在中西医论战中并肩而战的旧友，相对而坐，沉默良久。
梁启远是林闻溪特意请来的。自得知梁启远随其导师——一位卫生部内颇有地位的西医权威——调至重庆，并进入卫生技术管理部门后，林闻溪便一直想见他一面。他希望能争取这位老同学的理解，哪怕不是支持。
梁启远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与林闻溪略显风尘仆仆的布袍形成鲜明对比。他举止依旧斯文，但眉宇间添了几分官场的矜持与疏离。
“启远兄，别来无恙。”林闻溪为他斟上一杯热茶。
“闻溪兄，如今你是声名鹊起，国际扬名，可喜可贺。”梁启远客气地回应，语气平淡，听不出太多真情实福
寒暄过后，林闻溪切入正题，坦诚地谈及自己正在推行的《纲要》，谈及陕西试点的成效，谈及面临的重重阻力，尤其是来自部内某些势力的刻意刁难。他言语恳切，希望能唤起老同学昔日的情谊与共同的理想。
梁启远静静地听着，手指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并未打断。待林闻溪完，他沉吟片刻，才缓缓开口：
“闻溪兄，你的抱负与坚持，我一向是佩服的。”他先给予了肯定，随即话锋一转，如同手术刀般精准而冷静，“然而，你所言种种，理想甚高，但施行起来，难关重重，非仅人力所能及。”
“你所倚重之中医药，其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疗效评价缺乏客观标准，药材质量波动巨大，此乃其先局限。强行将其纳入国家战时医疗主体体系，恐非但不能弥补西医药之不足，反会因管理混乱、标准缺失，徒增医疗风险，降低整体效率。”
他的话语条分缕析，完全是从一个技术官僚的角度出发，冷静得近乎冷酷。
“至于部内阻力，”梁启远轻轻叹了口气，仿佛在惋惜林闻溪的“不懂事”，“闻溪兄，任何机构皆有其运行规则与既得利益格局。你所推新政，触动甚广，遭遇反弹实属正常。何次长等人所虑，也并非全无道理。战时资源有限，自当优先保障经过验证、效率最高的方案。若一味强调‘结合’，恐本末倒置。”
他抬眼看向林闻溪，眼神复杂，有关切，但更多的是一种划清界限的疏远：“闻溪，听我一句劝。你有大才，于国际亦有名望，何必执着于这荆棘遍布、难见其功之路？不如专注于学术研究，或在西医药框架内做些改良补充，同样能为抗战出力，又何至于如今日这般……四处碰壁，甚至招致无妄之灾？”他显然也听了纵火未遂之事。
林闻溪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明白了。眼前的梁启远，早已不是那个在学堂里与他激辩医学未来的青年了。多年的留洋深造、官场浸淫，已让他彻底皈依了“西医正统”的信仰，并熟练掌握了体制内的生存法则。在他眼中，林闻溪的努力，不再是值得尊敬的探索，而是不切实际、破坏规则的莽撞行为。
“启远兄，”林闻溪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所言规则、效率、风险，我岂能不知？然，眼见西药匮乏，前线后方多少军民因缺医少药而哀嚎殒命，我辈医者，岂能因惧风险、怕麻烦，便对本土可行之法视而不见，固守所谓‘正统’而见死不救？”
“我所求者，非取代西医，乃补其不足，救其不能！规则若不能救人，便当改之；效率若不能普惠，便非真效率！陕西的数据，前线的反馈，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价值吗？”
梁启远摇了摇头，露出一丝近乎怜悯的笑容：“闻溪，你还是如此……理想主义。数据可以解读，反馈可以操纵。政治之事，并非黑白分明。你如今所做，是在挑战整个现有的秩序和认知，其难度，远超你想象。我……身在局中，亦有我的难处和立场。”
话已至此，再无回转余地。梁启远选择了他的道路——一条更“安全”、更“理性”、也更符合现有权力结构期望的道路。他或许仍视林闻溪为友，但在理念与立场上，他们已分道扬镳。
雨声渐密。两人默默饮尽杯中已凉的茶。
起身告别时，梁启远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低声道：“闻溪，好自为之。部里水深，有些人……手段不止于此。”
林闻溪点零头：“多谢提醒。道不同，各自珍重。”
望着梁启远撑伞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林闻溪心中涌起一股深切的怅惘。旧日情谊，终难抵时代洪流与个人选择的分割。他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朋友，但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场变革之路，注定孤独，注定要与无数固有的观念和利益为担
他深吸一口潮湿清冷的空气，转身，向着与梁启远相反的方向，大步走去。道路虽歧，其志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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