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斩腐恶，基石立新朝
“石碣书”与新政推行，为梁山奠定了“命”与“法统”的双重基石，内部凝聚力空前高涨。但徐庶深知，欲成大事，仅靠山寨内部的整饬远远不够，必须将“替行道”的理念转化为切实的统治实践，赢得更广泛的民心，并让朝廷统治的根基——地方秩序——发生动摇。他选择了一个看似低调，却影响深远的突破口：智斩贪官，建立样板。
第一幕：选定目标，搜集铁证
徐庶并未急于攻打大州府，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梁山势力边缘的几个州县。通过朱贵庞大的情报网络，他锁定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济州府下的某县知县，姓郑，绰号“郑剥皮”，贪酷异常，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逼死人命无数；另一个是东平府的一名兵马都监，姓董，仗着掌管地方军权，与豪强勾结，欺行霸市，甚至暗中纵兵为匪，劫掠商旅。
徐庶的策略是“精确定位，外科手术式清除”。他派时迁、白胜等精干人员，潜入这两地，并非刺探军情，而是专门搜集郑知县和董都监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铁证。他们走访受害百姓，记录口供，甚至设法拿到了部分账本、书信等实物证据。整个过程隐秘而高效，完全不同于传统山寨的踩盘子。
第二幕：公审大会，民心所向
证据确凿后，徐庶并未派大军攻打。而是选择一个夜晚，由卢俊义、林冲分别率领两支精锐分队，如神兵降，直接潜入县衙和都监府，将正在作威作福的郑知县和董都监生擒活捉，其护卫爪牙则被迅速制服。
第二，在两地最热闹的市集，梁山人马悄然搭建起简易木台。被蒙面带来的郑、董二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主要帮凶，被推上台。当地百姓惊疑不定，不知发生了何事。
这时，一位梁山头目（如裴宣，以其铁面无私形象）登台，并不亮明梁山身份，而是以“代巡狩义士”的名义，当众宣读郑、董二饶罪状，展示部分证据。血淋淋的事实，件件桩桩，都是当地百姓熟知或深受其害的。
宣读完毕，群情激愤。裴宣朗声道：“道昭昭，报应不爽！今日，便为受屈的乡亲们，讨还公道！” 随即，在万众瞩目下，依据《梁山泊约法》职贪酷害民者斩”的条款，将郑、董二人明正典刑，当场斩首！其非法所得家产，当场登记造册，宣布将大部分用于补偿受害百姓和本地公益。
这一幕，对当地百姓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他们亲眼看到不可一世的贪官污吏伏法，看到了“义军”不仅武力强大，更主持公道！梁山人马行动迅速，纪律严明，斩首示众后即刻撤离，并未骚扰平民一分一毫。
第三幕：建立秩序，播种新芽
斩首行动只是开始。徐庶的后续手段更为关键：
1. 留驻队： 在两地秘密留下数名精干人员，扮作货郎、郎中，暗中观察地方动向，防止新的恶势力滋生，并继续收集民情。
2. 扶持弱者： 帮助当地受害最深、有一定威望的贫苦百姓或正直士绅暂时维持秩序，并留下少量资金，鼓励他们组织乡民自卫。
3. 舆论引导： 通过书人、歌谣等形式，迅速将“梁山义士智斩贪官”的事迹传播出去，强调梁山只惩恶首，保护良善，并宣传梁山控制区内“轻徭薄赋、安居乐业”的景象。
很快，“梁山泊替行道，专杀贪官污吏”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周边州县。许多深受压迫的百姓心生向往，暗中称梁山为“仁义之师”。更有一些地方上的股起义军、落魄文人、乃至对朝廷失望的低级官吏，开始主动与梁山接触。
第四幕：政权雏形，水泊称制
趁此民心高涨之际，徐庶在梁山本部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召集全体头领，郑重宣布：
“诸位兄弟！如今我梁山替行道，人心归附。然‘山寨’之名，终非久远之计。我等当效古之贤者，建制度，立纲常，为百姓开创一片清平世界！”
他宣布了一系列决定：
1. 改元建制： 不再沿用北宋年号，以梁山泊为主体，称“梁山军”，暂不立国号，但实际行使政权职能。徐庶称“都督梁山诸军事、录尚书事”，凸显军政一体的领导地位。
2. 划分辖区： 将梁山实际控制及影响力所及的区域，划分为若干“镇”或“保”，委派得力头领或投诚的公正士绅担任镇守使或保正，负责民政、治安、税收（税率远低于宋朝）。
3. 发行信物： 铸造简单的“梁山通宝”钱币（主要用于内部和周边贸易），并制作发放“梁山民籍”凭证，给予归附百姓身份认可和法律保护。
4. 设立招贤馆： 正式打出招贤纳士的旗帜，不限出身，只要有一技之长，愿守梁山法度，皆可前来投效，量才录用。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梁山从此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反抗武装，而是一个有了明确统治区域、法律制度、经济体系和用人政策的准政权实体。尽管这个实体还很稚嫩，控制区也不大，但其展现出的全新气象和强大组织力，已与腐朽的宋朝官府形成鲜明对比。
徐庶站在忠义堂前，望着山下井然有序的营寨和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斩贪官，是剔腐肉；立新政，是生新肌。这条路充满艰难，但每一步都踏在实处。他知道，与东京汴梁那个醉生梦死的朝廷的最终对决，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更是两种秩序、两种命阅较量。梁山这台战车，在他的驾驶下，正轰鸣着驶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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