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深秋，洛阳赵府的书房里，寒风透过窗缝钻进屋，却被案上燃烧的银霜炭驱散了寒意。年过百岁的赵烈斜倚在藤椅上，枯瘦的手指夹着一卷泛黄的《五代军籍册》，册页上“后唐同光二年，河东军私藏士兵三十人，将领李从珂补报空额”的字迹，在烛火下格外刺眼。他的儿子赵勇（刚从西北戍边归来，铠甲上还沾着风沙）、孙子赵仲（国子监编修，手里捧着《宋初枢密院调兵流程》）围坐在案旁，三人目官都落在桌中央的两件物件上——左边是五代的“将领调兵虎符”（可由将领单独启用），右边是宋初的“枢密院调令印”（需枢密使、副使共同签字），一旧一新，一简一繁，恰是两代军制的缩影。
“父亲，您让我们看这虎符和调令印，是想对比五代与大宋的军制吧？”赵勇放下手中的茶碗，指了指虎符，“儿子在西北时，听老兵，五代的将领，只要有这虎符，就能私自调兵，像后唐的李嗣源，当年就是用虎符调动邺都守军，才反了李存勖。”
赵烈缓缓点头，翻开《五代军籍册》，指着其中一页：“你得对。后汉乾佑元年（948年），郭威在邺都，手里只有半块虎符，却凭着自己的威望，硬是调动了三万士兵，杀回汴梁。那时的军制，是‘将专兵’——士兵跟着将领走，军籍由将领手写，朝廷根本管不着。你看这册子里的记录，后晋福年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私藏士兵五千人，朝廷的军籍上却只记了三千，剩下的两千，都成了他的私兵，最后他就是靠这些私兵反了。”
赵仲捧着《宋初枢密院调兵流程》，忍不住插话：“祖父，大宋的军制就不一样了。您看这流程——枢密院拟调令，需枢密使、副使共同签字，再送皇帝盖章，然后传给三衙，三衙才能让军队执行，每一步都有记录，将领根本不能私自调兵。像去年西北李德明来犯，儿子托寇随在三司查粮草，顺便看流兵记录，连调动一百饶巡逻队，都要走完整流程，比五代严谨多了。”
“严谨是严谨，可也误事啊。”赵勇苦笑一声，想起西北的经历，“去年环州之战，李德明的骑兵都快到城下了，枢密院的调令还没到——因为副使不在汴梁，没法签字。最后还是儿子冒险用了‘临时调令’，事后补报，才守住了环州。要是按流程来，环州早就丢了！”
赵烈拿起宋初的调令印，指腹摩挲着上面的“枢密院印”四个字，眼神复杂：“老夫懂你的苦。五代的军制，快是快，却容易出乱子；大宋的军制，稳是稳，却丢了效率。当年高平之战，柴荣为什么能赢？因为他能当场斩逃将，能让赵匡胤率背嵬军直接冲锋，不用等朝廷调令。可如今，将领连斩个逃兵都要报枢密院审批，哪还有五代时的锐气？”
他让赵仲取来《五代秘史》职高平之战”的章节，念给两人听：“‘后周显德元年，北汉兵至高平，右军溃，柴荣亲提刀冲锋，赵匡胤率背嵬军破阵，赵烈（老夫）率队断后，半日之内，三易阵型，无一次需朝廷批准’——你看，那时的军队，灵活得很，像一把快刀，能随时应对战场变化。可现在的大宋军队，像被绑住了手脚，连换个阵型，都要等枢密院的批复。”
赵仲放下流程表，反驳道：“祖父，大宋的军制，也是吸取了五代的教训啊。五代五十三年，换了五个朝代，哪次不是因为将领能私自调兵？像后梁的王彦章，后唐的李从珂，后晋的安重荣，都是靠私兵反了。大宋用‘枢密院掌调兵权，三衙掌统兵权’，就是怕重蹈覆辙。去年儿子在国子监讲兵法，有个学生，大宋的军制，是‘宁失效率，不失稳定’，虽然极端，却也是实话。”
“这话没错，可也不能丢了战斗力啊。”赵烈指着桌上的《雍熙北伐战报》，上面“岐沟关之败，东路军因将领曹彬私自进军，粮草不济而溃”的字样，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老夫知道，大宋怕将领专权，所以用文官监军，用流程捆住将领的手。可雍熙北伐时，曹彬是文官出身，不懂军事，却要指挥东路军，结果贪功冒进，丢了十万大军。要是换个五代的老将，像杨业那样的，就算没有完整调令，也不会犯这样的错。”
赵勇想起杨业，眼眶有些发红：“父亲得对。杨业将军在陈家谷，要是能有五代将领的权限，能自己调兵，也不会被潘美、王侁坑死。那年儿子在西路军，亲眼见杨业拿着枢密院的调令，却调不动三衙的士兵，因为三衙的将领‘没收到完整流程’，最后杨业只能带着自己的旧部去断后，那些旧部，都是跟着他从北汉过来的，还是五代时的‘私兵’性质，才愿意跟他死战。”
赵烈沉默良久，拿起五代的虎符，又拿起宋初的调令印，将两者放在一起：“五代的军制，像一把没鞘的刀，锋利却容易伤自己；大宋的军制，像一把裹了棉的刀，安全却没了锋芒。老夫年轻时，在河东军，怕将领叛乱，可打起仗来，却不用担心没人冲锋；如今大宋的士兵，不用担心叛乱，可打起仗来，却没人敢冲锋——这就是两代军制的难处。”
他让赵仲取来纸笔，口述自己对两代军制的反思，赵仲记录：“五代军制之优，在‘将兵相知’——将领熟悉士兵，士兵信任将领，打起仗来灵活高效，像高平之战、柏乡之战，都是靠这股锐气赢的；其劣，在‘将专兵、君弱权’，将领能私调兵、藏空额，最终导致叛乱频繁，五十三年五易姓，皆源于此。宋初军制之优，在‘集权、稳定’——调兵权归中枢，军籍由朝廷管理，将领三年一换，兵将分离，终宋初数十年无将领叛乱，此乃吸取五代教训之果；其劣，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调兵流程繁琐，文官监军不懂军事，导致雍熙北伐败、杨业死，西北戍边效率低，战力远不如五代。”
赵勇看着记录，补充道：“还有财政对军制的影响。五代的军队，靠劫掠补充粮草，像契丹‘打草谷’，后唐李存勖伐蜀时，士兵也抢了不少财物，虽然残暴，却能让士兵有斗志；大宋的军队，粮草靠三司供应，可三司经常克扣，去年西北的士兵，有三个月没拿到军饷，好多人都想逃。儿子去查，发现三司把军饷挪去修庆观（真宗书封禅用）了，这在五代是不敢想的——五代的将领，就算自己不吃，也会把军饷给士兵，不然士兵会反。”
“你这话到点子上了。”赵烈拍了拍桌子，“五代的军制，是‘以战养战’，虽然野蛮，却能让军队有动力；大宋的军制，是‘以税养兵’，却因为财政混乱（像书封禅耗钱），养不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后周柴荣时，每年给军队的预算，占朝廷财政的七成，所以能北伐契丹；如今大宋的军费，看似占六成，却有三成被用来养冗官、修寺庙，真正用到士兵身上的，还不到三成，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
烛火渐渐暗了下来，赵仲添了块银霜炭，火光重新亮起，照亮了三人脸上的凝重。赵烈拿起《五代秘史》，在“军制反思”章节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乾兴元年，观五代虎符、宋初调令印，对比两代军制，感慨万千。五代军制，生于乱世，以‘效率’为先，故能以少胜多，却失于‘稳定’，终致叛乱频发；宋初军制，立于治世，以‘稳定’为本，故能终结五代乱局，却失于‘效率’，渐致战力衰退。二者皆有得失，皆为时代之产物——乱世需快刀，治世需盾牌，然若快刀无鞘，必伤自身；若盾牌过厚，必失灵活。大宋之困，在‘矫枉过正’——因惧五代之‘将专兵’，故捆住将领之手；因怕军队叛乱，故削弱军队战力。然西北有西夏之患，北方有契丹之扰，若仅求稳定而弃战力，恐重蹈五代‘弱则被欺’之覆辙。赵烈亲历五代，知乱世之苦，亦懂治世之难，唯愿大宋君臣，能在‘稳定’与‘效率’间寻得平衡，勿让五代之血白流，勿让宋初之稳空守。”
批注写完，赵烈将笔递给赵仲：“你把这段批注，附在《宋初枢密院调兵流程》后面，交给枢密院的大人。老夫老了，不能再上战场，只能用这些文字，提醒他们——军制的好坏，不在有多严谨，而在能否‘打胜仗、护百姓’，五代的军制再乱，也能守住晋阳、击败契丹；大宋的军制再严，若不能收复燕云、守住西北，也是空壳子。”
赵仲郑重接过笔，点头应下。赵勇看着父亲苍老的脸，想起自己在西北戍边时，士兵们常问“什么时候能收复燕云”，心里满是愧疚：“父亲，儿子在西北，一定好好练兵，就算流程繁琐，也要让士兵们保持战力，不让您和祖父失望。”
赵烈看着儿子，又看了看孙子，嘴角露出一丝微弱的笑容：“好。老夫这辈子，从五代的战场上走来，见过太多士兵死得不明不白，太多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能记住‘打胜仗、护百姓’这六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大宋的军制，或许有缺点，但只要人心不散，士兵有斗志，将来总有一，能收复燕云，能让中原的百姓，再也不用怕战乱。”
窗外的寒风更紧了，烛火摇曳，却始终没有熄灭。桌案上的五代虎符与宋初调令印，在火光下静静躺着，仿佛在诉着两代军制的得失，也在见证着赵家三代人对“强军护民”的坚守。赵烈斜倚在藤椅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高平之战的刀光剑影、雍熙北伐的残阳如血、西北戍边的风沙漫——这些画面，既是五代与宋初军制的试金石，也是他一生军事反思的源头，更是留给后人最珍贵的教训。
此时的汴梁，枢密院的官员们正在讨论修改调兵流程，想在“严谨”与“效率”间找平衡；西北的军营里，赵勇的旧部正在按《武经总要》的方法训练，哪怕流程繁琐，也不愿丢了五代军队的锐气；国子监的课堂上，赵仲正在给学子们讲“五代与宋初军制对比”，让他们知道，好的军制，既要能保稳定，也要能打胜仗。一场围绕“军制反思”的变革，已在大宋悄然萌芽，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困境，更源于赵家三代人对“守护中原”的执着——这份执着，会像烛火一样，在历史的寒风中，一直燃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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