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泽苍带着一身北海的秋寒与满心的寂寥，悄然返回依旧残留着战火痕迹的京城时，这座千年古都，已然在他的班底高效运作下，初步从混乱与恐慌中挣脱出来，显露出一种劫后余生、亟待新生的秩序轮廓。
安国军以其闻名遐迩的、近乎严苛的军纪，在入城后迅速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除了必要的军事行动，士卒严禁骚扰民居、商铺，更无抢掠奸淫之事发生。巡逻的士兵甲胄鲜明，步伐整齐，眼神锐利地扫视着街道，任何试图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宵之徒，都被毫不留情地揪出，公开审理后予以严惩，极大地震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也迅速安定了民心。城防被有条不紊地接管，各处要害、府库、衙门都换上了安国军的岗哨。
而真正让这座庞大城市肌体恢复生机的，是李慕与张世安所展现出的卓越行政能力。这两位文武之首，在武泽苍北上北海期间，已然搭建起一个精简却高效的临时管理机构。他们迅速接管了户部、工部等关键部门的档案与仓库，开仓放粮，赈济那些在战乱中失去家园或生计的流民、贫民；同时，凭借强大的执行力平抑了因战乱而飞涨的物价，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好商；组织人手清理街道上的战争垃圾，修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一系列举措如同精准的药剂，注入京城这具刚刚经历重创的躯体，使得民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稳定并开始恢复。市集重新出现了零星的叫卖声，虽然远不及往日繁华，但那久违的烟火气，已然让无数百姓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旧朝廷随着武泽宽及其核心党羽的覆灭，其最大的毒瘤已被清除。那些幸存的前朝官员，无论是为了保全自身身家性命、家族富贵，还是真正认清了时势，对武泽苍的施政理念和强大实力产生了认同，此刻都纷纷转变风向，通过各种渠道向这位新的主宰者表示效忠。他们的经验和对旧有体制的熟悉，与安国军体系内那些更富有开拓精神和实干能力的文臣武将相互补充、磨合，一个新的、更具活力也更为稳固的权力中枢，已然在这片废墟之上，初具雏形。
京城百姓的心态，经历了从城破之初的极致恐慌，到发现这支被视为“叛军”的队伍不仅秋毫无犯，反而比之前那些军纪涣散、时常滋扰地方的“官军”更像传中的“王师”，再到听闻安定王武泽苍为惨死的三公主北伐复仇、讨伐弑父篡位之逆贼的详细事迹后，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情、敬重、乃至一种“拨云见日”的期盼，开始在民间悄然滋长。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交头接耳，言语间已不再避讳，开始有人公然称呼武泽苍为“新皇”、“真龙子”，仿佛这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情。
与此同时，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反应，也如同雪片般，通过驿道和“夜枭”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京城。
北方，武泽苍起家的和州、燕云乃至新得的并州北部，早已是他的铁杆基本盘。捷报传来，万民欢欣鼓舞，各地自发组织庆祝，宛如节日。那里推行新政已久，百姓深受其惠，对武泽苍的拥护发自内心，稳固无比。
中原地区那些新近归附的州县，在见识了安国军的雷霆兵威，又对比了武泽宽政权的腐朽崩溃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迅速递上了措辞恭顺的归顺表文，表示愿奉安定王号令，听从新朝安排。一些地方官甚至主动押解了辖区内原先忠于武泽宽的残余势力，作为投名状。
而南方那些原本持观望态度、或是心怀割据之念的军阀、豪强，在确知京城陷落、武泽宽身死、安国军势不可挡之后，也彻底认清了大势。继续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来自江南、岭南、巴蜀等地的使者，带着丰厚的贡品和言辞恳切（无论真心几分）的降表，络绎不绝地踏上了前往京城的路途，纷纷表示臣服。即便其中有个别野心未泯、暗中不服者，在此下归心的大形势下，也绝不敢做出头之鸟，只能暂时蛰伏，等待时机——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时机是否还会到来。
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例外，是仍盘踞在帝国东部沿海一带，手握数万边军残部的大皇子武泽宇。
然而，武泽宇的处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性格暴虐，刚愎自用，动辄打骂甚至虐杀士卒将官，早已尽失军心；在其控制区域内，为了支撑连年与蛮夷、武泽宽以及地方势力的战争，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毫无民心可言。多年的战争消耗，使得他兵力疲惫，粮草匮乏，军械老旧。如今，面对携大胜之威、掌控京城中枢、占据“讨逆”大义名分，且实力、士气、装备皆远超于他的武泽苍，他已然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更致命的是内部的人心离散。他麾下的将领们并非瞎子，谁都看得出继续跟着这位暴虐的主公只有死路一条。暗中与安国军联络，为自己和部下寻找出路者，比比皆是。他的统治基础，已然从内部开始崩塌。
中军大帐内，赵铁鹰声若洪钟，抱拳请战：“王爷！武泽宇那厮已是穷途末路，军中离心离德！请给末将三万兵马，定能一鼓作气，踏平他的营寨，将那啬脑袋拧下来，献于麾下！”红娘子等一众将领也纷纷附和，群情激昂，认为应当趁此席卷下之势，发动最后的雷霆一击，彻底消灭大皇子这个名义上最后的障碍，完成下一统。
但出乎众人意料，武泽苍却再次按下了立即动武的念头。他深思熟虑后，亲自草拟了一封措辞严厉却又暗含余地、给予最后机会的书信，派人快马送往武泽宇处。信中历数其暴虐害民、穷兵黩武、不顾大局等罪行，勒令其认清形势，即刻缴械投降，率部归顺。并明确承诺，只要他放弃抵抗，可保其性命无忧，甚至给予一个闲散爵位，让其了此残生。与此同时，他命令福子的“夜枭”系统，加大对武泽宇军中的渗透和策反力度，重点针对其麾下那些尚有理智、不愿陪葬的中高层将领。
所有人都看得明白，大皇子武泽宇如今已是一只被困在角落里的瓮中之鳖，其覆灭仅仅是个时间问题，甚至可能不需要大军征讨，其内部就会自行瓦解。他现在更像是一块检验新生政权气度、胸襟以及能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试金石，而非一个真正能威胁到新朝的军事存在。
下，历经百年积弊与数年惨烈战乱，迫切需要一位新的、强有力的共主来结束分裂，恢复秩序，引领走向复兴。这个共识，已经从士绅精英到黎民百姓，形成了浩荡无声却无可阻挡的洪流。而这个共主的人选，除了刚刚攻占京城、声威正如日症且占据着绝对道德与实力优势的安定王武泽苍，放眼四海，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
回到京城后，武泽苍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他没有入住那象征着至高权力、却也刚刚经历烈焰与鲜血的皇宫，而是选择了原本属于摄政王武泽宽的府邸作为临时居所和处理政务的地点。他每日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公文之中，接见来自各地、各阶层的臣属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诉求；他不时轻车简从，巡视城防，探访市井，了解最真实的民情。他勤勉、冷静、务实，展现出一种迥异于前朝帝王、更接近现代领导者的风范。
然而，他绝口不提登基之事。仿佛那近在咫尺、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龙椅，与他毫无关系。
可他越是如此沉着，如此“谦退”，下面的人就越是心急如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慕、张世安等核心重臣，已多次在汇报政务之余，以极其委婉却又无比明确的方式提及“国不可一日无君”，“名不正则言不顺，需早定名分，以安下亿兆军民之心”，“王爷虽不慕虚名，然为下计，为苍生计，当承命，顺人心”……
每一次，武泽苍总是能以充分的理由搪塞过去：“大皇子盘踞东南，虽不足惧，然名义未除，下未定，岂可急于正位？”“百废待兴，民生凋敝，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安抚流亡，登基大典，劳民伤财，非其时也。”
但他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理由正在迅速失去效力。武泽宇的覆灭指日可待，所谓的“下未定”更多是一种拖延的借口。他只是在做最后的、近乎徒劳的心理挣扎。那个曾承载着妹妹骨灰的、冰凉的白瓷坛的重量，北海那带着水汽与自由的秋风，时刻都在提醒着他，那金光闪闪的龙椅背后，所隐藏的父子相并兄弟阋墙的血腥，以及那足以将人异化、束缚至死的沉重枷锁。他真的要将自己这来自异世的灵魂，将余生所有的自由、情感与理想，彻底地、毫无保留地绑定在这张冰冷、孤独、危机四伏的龙椅之上吗？
然而，历史的洪流已然汇聚成滔巨浪，无数饶身家性命、理想抱负、对太平盛世的殷切期望，都如同无形的巨手，在他身后推动。他就像一艘已然驶入巨大政治漩涡中心的航船，无论他内心如何想要调整方向，如何留恋那片代表自由与宁静的“北海”，都无法摆脱那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向心力。他只能被这由时势、人心、仇恨、期望共同构筑的、名为“大势所趋”的漩涡，不容抗拒地、一步步地，裹挟着，冲向那最终的目的地——那至高无上，却也意味着责任与孤寂顶点的，权力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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