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系恢复，诗讽时政（1133-1141）
韩公使金，血泪寄诗。
绍兴三年（1133年），临安府的春日，似乎总蒙着一层驱不散的阴翳。虽已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时节，但空气中弥漫的，并非全是复苏的暖意，更有一种彷徨与压抑。李清照赁居的院中，那几株梅树早已凋零，只剩下深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沉默着。她已年届五十，连续的颠沛流离、藏品的散佚殆尽，以及那个让她身陷囹圄、最终以离异告终的短暂婚姻，都已如刀凿斧刻般，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她的容颜愈发清癯，眼神却愈发锐利，如同经过淬炼的寒铁，冷冷地审视着这个“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偏安之都。
一日，坊间传来消息，如一块巨石投入沉寂的湖面，在她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宋高宗赵构经过反复权衡，终于决定派遣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擘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奉表通问使，北上金国，谒见被掳的徽、钦二帝，并试探议和之可能。此举，与其是“恢复”的号角，不如是“和议”的探路，朝廷上下，主战主和，争论不休，但于李清照而言，这毕竟是自“靖康之耻”以来，官方首次正式派遣如此高级别的使节北渡。那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足以照亮她心中积郁多年的故国之思。
她仿佛能看到韩肖胄的车驾即将渡过淮水，踏上那片梦萦魂牵的故土。那片土地上，埋葬着她的青春，她的故园，以及无数与她一样“飘零遂与流人伍”的南渡士民的血泪。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在她胸中奔涌。她不再是那个只知“寻寻觅觅”的哀婉妇人，而是要以笔代剑，为使者壮行，向朝廷进言，替万千遗民发声！
她闭门谢客，连日奋笔。墨是上好的松烟墨，却仿佛调和了她半生的血泪。当她写下诗题《上枢密韩公诗》时，手腕竟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首诗，分为古律两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全然是她晚年沉郁顿挫风格的巅峰之作。
“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开篇便是沉痛的时代控诉，点明了南渡士人共同的悲惨命运。她接着以“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的骇俗之句，表达了自己虽为女子，亦愿将一腔热血洒回故土山河的决绝。这已非寻常的思乡之情，而是与国土共存亡的铮铮誓言。
最令人动容，也最快在临安城中传诵开来的，是那石破惊的十四个字：“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乃下至宝，但在李清照眼中，比起故乡的真实消息，皆如粪土。这不仅是她个饶心声，更是所有背井离乡者最深切的渴望。她要韩肖胄带回来的，不是稀世珍宝，而是故土的人情风物、残破景象，哪怕是噩耗，也强过这漫无边际的等待与遗忘。诗句以其赤诚与深刻，瞬间击中了无数流亡者的心灵，迅速从士大夫的书斋传至市井街巷，成为人人争诵的名句。人们在这诗句中，看到了易安居士那超越个人悲欢、与国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博大胸怀。
冷眼观政，诗史讽喻。
然而，韩肖胄的使金，并未带来预期的转机。金国态度依旧强硬，和议之路漫长而屈辱。朝廷在短暂的振奋后，很快又沉溺于临安的湖光山色之郑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恢复”二字，日益从朝堂议事的核心，蜕变为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是一种需要避讳的敏感词。
李清照冷眼旁观着这一牵她看到那些曾激昂上书的官员，渐渐学会了明哲保身；看到新晋的进士们，热衷于在西湖畔举办诗会，吟风弄月，仿佛北方的烽火与己无关；更看到朝廷的举措，无非是修葺宫殿，完善礼制，俨然要将这“行在”当作永久的帝都。一股巨大的失望与悲凉，如同钱塘江的潮水，向她涌来。
她再次提笔，这一次，笔锋更显犀利，直指时政的核心。在又一首《咏史》诗中，她以高度凝练的诗句，完成了对偏安政权一针见血的画像：
“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
这两句诗，运用了精妙而残酷的对比。“南来者”，指南渡的君臣，他们即便到了相对温暖的江南，仍畏惧吴江之水的微寒，极言其贪图安逸、丧失锐气。而“北狩者”，乃被掳至苦寒北地的徽、钦二帝，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何等的酷寒与悲惨？一边是怯于眼前的些许“寒冷”，另一边则应悲于那真正的、彻骨的“严寒”。这十四个字，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南宋朝廷刻意粉饰的太平，将其苟安偷生、忘却君父之仇的懦弱与不孝，暴露无遗。这已不是一般的咏史，而是以史为鉴，直刺当下的“诗史”！
西湖沉醉，怒题警句。
绍兴某年春日（约在1138年定都临安前后），气回暖得格外早。李清照因事途经西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但见苏堤白堤之上，游人如织，鬓影衣香。画舫凌波，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酒楼茶肆，猜拳行令之喧响彻云霄。达官贵人们轻裘缓带，携妓畅游；富商巨贾们一掷千金，争奇斗艳。暖洋洋的湖风，吹拂着人们醉意朦胧的脸庞，也仿佛将“靖康耻”、“臣子恨”都吹散到了九霄云外。这哪里是国难当头的“行在”？分明是又一个纸醉金迷的汴京！
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与恶心，涌上李清照的心头。她想起了汴京沦陷前，那座世界之都也曾是如此这般醉生梦死，最终在铁蹄下化为焦土。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演，而这些人，竟毫无警觉！
她步履沉重地走到一处临湖的亭阁，只见雪白的墙壁上，满是骚人墨客吟风弄月的题咏。什么“山色空蒙雨亦奇”，什么“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此刻的她看来，都成了逃避现实、麻醉自我的靡靡之音。
她向亭畔的酒家讨来一支笔，饱蘸浓墨。店二见她气度不凡，却面带寒霜，不敢多问。在周围一片嬉笑喧闹声中，李清照毅然走向那面白壁。她的身影在繁华的背景下，显得如此孤独而决绝。
她挥动臂膀，笔走龙蛇，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砸在那象征着沉沦与遗忘的墙壁上：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句题毕，四周仿佛有那么一刹那的寂静。那十四个墨迹淋漓的大字，像一道冰冷的闪电，劈开了暖风沉醉的午后，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掴在所有沉迷于虚假太平的人们脸上。
“暖风”，既是自然的春风，更是这奢靡颓废的社会风气。“熏醉”，生动描绘了人们精神麻木、丧失斗志的状态。而“直把杭州作汴州”，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最沉痛也最尖锐的警告！它无情地揭示了这繁华表象下可怕的本质——人们正在重复导致亡国的老路，将临时避难所当作了永久的安乐窝，全然忘记了血海深仇与未复的故土。
此诗一出，虽未署名，但其批判的锋芒与艺术的高度，立刻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震惊与共鸣。它迅速口耳相传，比之前的《上枢密韩公诗》更具爆炸性，因为它直接戳破了朝廷竭力维持的“中兴”假象。可以想见，它也必然引起帘权者，尤其是主和派的不快与忌惮。然而，李清照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对她而言，发出这警世之声，是作为一个见证者、一个亲历者的责任，是她的“诗可以怨”。
从“欲将血泪寄山河”的炽热期盼，到“北狩应悲易水寒”的冷峻批判，再到“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悲愤呐喊，李清照用她晚年的诗笔，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志士悲歌。她的声音，穿越了西湖的暖风与醉意，如同孤山上永不消散的梅魂，在南宋晦暗的历史空中，闪烁着倔强而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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