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的万国博览会终于落下帷幕，各国使团满载着契约、见识与复杂的心绪，陆续踏上了归程。汴梁城外，黄河古渡口，宋徽宗赵佶与蒙古大汗铁木真在此作别。
仪仗与随从被远远遣开，两位君王信马由缰，默默并行，缓缓登上了高筑的黄河河堤。
时值盛夏，河水丰沛。当他们勒马立于堤顶，放眼望去，一幅令人心悸的景象映入眼帘。
浑浊的黄河水，裹挟着亿万吨泥沙，如同一条狂暴的土黄色巨龙，在巨大的河床中奔腾咆哮。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那翻滚的水面，其水位竟已明显高出了远处汴梁城的屋檐街市！整座帝都，仿佛匍匐在这条悬河之下，依赖着脚下这道人工堤坝，维系着岌岌可危的平衡与繁华。
徽宗望着脚下奔腾的河水，目光幽远，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飘渺与沉重： “大汗请看，我汴京辉煌之下……其实已埋没了两座前朝故城。”他手指轻轻一点脚下堤坝，“皆因这黄河泥沙，千年淤积，河床日高，城池不得不屡次重建，愈建愈高……旧城，便如此一层层，被深埋于泥沙之下，无声无息。”
铁木真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但见那滚滚洪流，气势磅礴，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却又被约束在堤坝之内，不得不沿着人为规定的道路奔涌向前。这景象，莫名地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某根弦。
这多么像他自身！ 当年的他，不也如同这黄河一般，内心充满了狂暴的征服欲与毁灭力，被草原的残酷法则所塑造，被仇恨与野心所驱动，如同猛兽？而后，他学会了规则，学会了引导这股力量，南征北战，开拓帝国，如同被堤坝约束的河水，虽依旧凶猛，却有了方向，甚至能灌溉出新的“文明”。 但这约束是暂时的吗？这堤坝足够坚固吗？脚下的“城池”是否终有一日也会被新的力量所淹没、掩埋？
他所面对的，是帝国扩张后的治理困境，是文明融合中的激烈冲突，是自身内心那从未真正熄灭的野火与日渐增长的、对某种更恒久秩序的模糊渴望……这一切，都是无形的、巨大的压力。
而眼前的徽宗，以及他脚下这座悬河之上的巨城，所面对的何尝不是另一种压力？是维持这精致却脆弱的文明不被内在的惰性与外部的威胁所摧毁的压力，是在历史的淤沙中艰难保持自身不被淹没的压力。
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压力，是一样的！ 铁木真喃喃自语，这句话轻如叹息，却重如千钧。它超越了民族与文化的隔阂，直指居于权力巅峰者所共同面临的、关于存续与毁灭的终极命题。
两位君王并肩立于堤上，良久无言。只有黄河在脚下轰鸣，如同永恒的时间与命运，滚滚向前，不为任何人停留。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刻。铁木真调转马头，向堤下走去。他的背影在辽阔的幕与奔腾的河水映衬下，依旧挺拔，却似乎也沾染了一丝历史的苍茫与沉重。
徽宗仍立于堤上，望着那远去的、曾几何时被视为下大患的背影，目光复杂难明。他忽然轻轻抬手，召来心腹太监，低声吩咐道：
“命人，将朕那车窖藏的‘太平君子’，仔细装了，快马送予铁木真大汗。”
太监愕然，却不敢多问，连忙领命而去。
一车满载着大宋最极致酿造工艺、寄托着“太平”愿景的美酒，追随着蒙古大汗的队伍，迤逦而去。
这并非简单的馈赠，而是一种无声的致敬，一种对“共命人”的惺惺相惜。或许徽宗在那瞬间明白，无论彼蠢路如何不同，无论未来是战是和，能立于这悬河之畔、共听这历史涛声的，世间或许唯有此人。
酒名“君子”，赠予“猛兽”。 愿其真能如酒性般，醇和而不失刚烈，在这汹涌的时代洪流中，暂得一片太平心境。
黄河水依旧东流，悬城之下，旧梦深埋。新的故事，已在杯中荡漾，随马蹄声远，飘向未知的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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