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下三分，英雄辈出。刘备以汉室宗亲之身，历经三十载风雨漂泊，终成一方霸主。
其奋斗轨迹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几乎斜穿整个华夏大地，这一路历程之复杂，颠沛流离之程度，在三国时代，无人能出其右。
刘备创业之路，以“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三阶段铺展。
自初平二年（191年）踏入青、徐之地，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称汉中王，整整耗费了近三十载光阴。
三十年沐风栉雨，刘备终成跨有荆、益的一方诸侯，此时的他，可谓功成名就，志得意满。
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就在刘备称王之际，关羽挥师北伐襄阳，威震华夏。然而仅仅四个月后，吕蒙便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荆州全境尽落东吴之手。
半年之后，孟达降曹，上庸之地也随之丢失。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作为回应，刘备于次年四月登基即位，改元章武，随即挥师东征。然而至次年夏，东征大军竟在夷陵之战中全军覆没。
短短三年时间，刘备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辛苦打下的基业丧失大半。表面观之，似乎刘备因一时意气用事，做出了错误决策。
然而若深入当时政治环境与战略格局，伐吴之决策实则有其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并非如后世所简单评判的那般“政治错误”。
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核心意识形态与号召，这一政治定位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向。
“汉贼”曹操自然是首要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窃取汉室领土、割据一方的孙吴就不算僭逆。
特别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在袭取荆州之前，为避免两线作战，已向曹操称臣（约在当年十月），甚至还向曹操上书劝进。
以汉室正统视角观之，孙权的这一行为，无异于公开附逆。对于标榜自己是汉室唯一合法继承饶刘备而言，讨伐“曹贼”与征讨“吴狗”，虽有主次之分，但在政治层面上，本质都是代表大汉帝国维护主权，打击叛乱政权。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在即皇帝位时言：
“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泯夏，罔顾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这表明刘备集团将曹氏视为篡汉之首恶。然而孙权背盟袭荆州，杀关羽，同样是对汉室权威的挑战。
从法理上讲，刘备作为汉室代表，对孙权的征讨同样具有合法性。
战略环境的现实考量
从战略层面分析，伐吴与伐魏之间的选择，并非简单的“正确”与“错误”二元对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取得汉中之地，但这片土地经历了自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征张鲁以来长达四年的战乱。
曹操在撤退前，更将汉中人口大量迁走，使得簇短期内难以成为北伐的可靠基地。
汉中地区经过连年战火，民生凋敝，资源匮乏。
若要以汉中为跳板北伐曹魏，需经过漫长而艰险的秦岭山路，后勤保障极为困难。加上曹魏在关中地区经营多年，防御体系完善，以刘备当时实力，北伐成功概率实则不高。
反之，东吴刚刚夺取荆州，统治尚未稳固。
荆州地区有众多心向刘备的旧部，如能迅速反攻，或有收复失地的可能。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顺流而下可直逼东吴腹地，地理上比北伐曹魏更具优势。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明确：“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荆州之失，使得这一战略规划无法实施。收复荆州因此成为恢复《隆中对》战略布局的必要前提。
内部政治的诉求
刘备集团内部存在不同派系，主要包括早期跟随刘备的元从集团（即在北方的老班底）、荆州士人集团和益州本地势力。
关羽失荆州后，荆州集团失去根据地，迫切希望打回老家；
元从集团与关羽情同手足，为关羽报仇雪恨成为情感上的必然选择；
唯有益州本土势力对东征持保留态度。
《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赵云谏言：“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
这确实代表了一部分饶观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秦宓因谏阻东征而被下狱，明朝中反对东征的声音并非主流。
刘备登基后，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内部团结，树立新皇权威。
选择东征而非北伐，既有情感因素（为关羽报仇），也有现实考量——东征孙权，胜算相对较曹魏大，若能取胜，可迅速提升刘备称帝后的威望。
局势的微妙平衡
220年曹丕代汉后，三国鼎立之势正式形成。
此时魏国刚刚完成朝代更替，内部需要时间稳定；吴国夺取荆州后，与魏国关系微妙，虽表面称臣，实则各怀鬼胎。
刘备若此时伐魏，可能促使吴魏更加紧密地联合；反之，若伐吴，曹魏很可能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后再收渔利。
事实证明，曹魏确实采取了这一策略。但换个角度看，若刘备东征顺利，快速击败东吴，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形成蜀吴联合抗魏的新局面。
孙权在袭取荆州后，为应对刘备可能的报复，进一步向曹魏靠拢，受封吴王。这使得孙权在法理上成为曹魏的藩属，从汉室正统角度看，更是名副其实的“汉贼”。
刘备征吴，因此也具有了讨伐附逆的正当性。
历史评价的再思考
后世评价刘备伐吴，多以其最终失败倒推决策错误，这种“成王败寇”的史观值得商榷。
事实上，夷陵之败并非不可避免，战役过程中刘备有许多机会可以取得胜利，或者至少避免惨败。
《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这明刘备在战术布置上存在失误，而非战略决策完全错误。
假如刘备采取更加谨慎的进军策略，或者及时应对陆逊的火攻，战果可能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即使东征未能完全成功，但只要不大败，也能够向江东展示蜀汉的实力，为日后重新联盟争取更有利地位。
事实上，诸葛亮后来能够重新建立吴蜀联盟，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东吴意识到蜀汉仍是一支不可觑的力量。
刘备伐吴之决策，是基于当时政治、军事、情感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并非单纯的一意孤行或政治错误。
从蜀汉立国的合法性建构来看，讨伐附逆的孙权与讨伐篡汉的曹丕，同属正义之举；
从战略环境来看，刚刚经历长期战争的汉中地区不适合立即北伐，而东吴在荆州的统治尚未稳固；
从内部政治来看，东征符合多数派系的利益诉求；
从三家局势来看，曹魏可能坐观吴蜀相争的判断也并非没有道理。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不妨设想：若刘备东征获胜，收复荆州，三国历史必将改写。即使不能完全成功，只要避免惨败，也可为蜀汉争取更有利的战略态势。
夷陵之败，更多是战术执行而非战略决策的失误。
刘备在遗诏中哀叹“汝父德薄”，或许只是对命运无常的感慨，而非对伐吴决策的否定。
纵观三国历史，刘备以其仁德着称，但政治决策往往需要超越个人情感，权衡各方利弊。伐吴之役，虽最终败北，但在政治层面上，实无大错。这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政治家，在复杂局势中做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只是历史没有给予他成功的回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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