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自秋狝归来，又是数月。东宫格物轩的门庭依旧保持着低调，但其内在的运转，却如同冰封河面下的暗流，愈发深邃而有力。承烨主导的“军械保障体系”初步研究已告一段落，那份基于数据梳理与戚继光兵法研读写就的《军械耗补弊症浅析及精简化建言》，虽未正式呈递，却已通过傅先生，以学术探讨的名义，在兵部几位务实派官员中范围流传，引来不少私下赞许与深思。
然而，承烨的目光并未停留在军务一隅。帝国疆域辽阔，生民亿万，农事方是根基所在。经历了皇庄试犁的成功与随后的风波，他对此事的思考更为审慎，也更为系统。
这一日，格物轩内讨论的主题，悄然转向了“农政与时”。承烨命赵铭搜集了钦监近二十年的节令记录、雨雪晴晦档案，以及户部留存的部分主要粮产区的丰歉年景简述。资料浩繁，数据枯燥，但承烨却看得极为投入。
“殿下，您看此处，”赵铭指着自己整理出的一份图表，“京畿地区近十年，有四年出现春旱，其中两年影响春播，致秋收减产一到两成。而若能提前预判，兴修水利，或推广如宛平所用之简易汲水器，或可缓解。”
李桐也补充道：“臣与张允近日研读前朝《农书》，其中提及多种抗旱保墒之法，如‘区田法’、‘代田法’，皆是通过改进耕作方式以应时。若能结合如今各地土质、气候，加以改良试验，或有所得。”
承烨听着，目光却落在了那些记录中反复出现的“蝗”、“涝”等字眼上。他沉吟道：“应对时，不能仅靠临时补救，更需未雨绸缪。钦监观测象，可预知大致节令雨旱，然如何将这‘时’之预，化为‘人事’之备？”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构想：“若能将钦监的观测，与各地农官记录的物候（如柳树发芽、燕子北归等）、以及历年灾异档案相互印证，是否可能总结出一些更具体、更具地域性的农事规律？譬如，某地若冬季少雪，则春旱概率几何？若某年某种昆虫异常增多，是否预示蝗灾可能？若能建立此类关联，哪怕只是粗略的，提前一两个月预警地方，令其有所准备，或挖沟渠，或储种子，或备驱蝗之物，其利岂不胜过灾后赈济？”
这个想法，将“格物”的触角延伸到了气象、生物与农事管理的交叉领域，其复杂程度远超改良一件农器。但承烨认为，这才是“格物致用”更深层的意义——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与总结，来指导饶实践活动，减少盲目与被动。
众人皆觉此议甚佳，但也知实行极难。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规律难以一概而论。
“此事确非易事，”承烨并不气馁，“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等无力遍及下，但或可先以一地为例，譬如，就以京畿地区为始。赵铭，你继续负责资料梳理，尝试找出京畿地区近二十年来，旱、涝、蝗等灾害发生前，有无共通的物候或象征兆。李桐、张允，你二人协助，重点查阅有无古籍记载此类关联。”
他顿了顿，又道：“此外，农事根本在于土地与民力。我等此前多关注‘器’，于‘法’与‘人’关注不足。日后，也当时常请傅先生讲解历代田制、赋税演变，明了农人疾苦与官府治理之难。格物，亦需‘格’这民生之多艰。”
于是，格物轩的研究方向再次拓宽。一方案头堆满了钦监的档案与各地的农书，赵铭领着几人埋头于故纸堆中，试图从浩繁的记录中寻找规律的蛛丝马迹；另一方，承烨则在傅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学习《禹贡》、《汉书·食货志》等关乎经济民生的典籍，思考着“均田”、“租庸调”、“一条鞭法”等制度背后的利弊与时代局限。
他甚至请旨，获准在傅先生或詹事府官员陪同下，偶尔前往户部河南清吏司（掌直隶钱粮）观摩学习，听那些底层书吏处理各地上报的雨雪粮价文书，看他们如何将繁杂的民间信息，转化为官府决策的依据。他沉默地观察，认真地听，将所见所闻与书中道理相互印证。
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提出新奇构想的太子，更像是一个谦逊的学徒，试图理解这个庞大帝国最底层的运作逻辑。他看到了吏治的繁琐与效率低下，也看到了那些微末吏在职权范围内，力所能及地为民生操劳。
一次，他听到两个书吏为某县上报的“疑似蝗卵”文书争执，一个认为应立即上报，请派专员查验；另一个则认为可能是误判，贸然上报恐引得上官责罚，主张再观察。承烨没有出声，却将此事记在心里，回去后便与赵铭讨论，能否设计一种更简便、更不易误判的蝗卵识别与初期处置方法，编成浅显图册，下发至乡里。
深耕细作，润泽无声。承烨不再追求立竿见影的轰动效应，而是将“格物”的精神，化作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一种追根溯源的思考、一种体察入微的关怀，如同春雨般，悄然渗透到他对帝国治理的认知与准备之郑东宫的灯火，映照的不再仅仅是奇思妙想，更是一份日益厚重的责任与担当。帝国的未来，正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深耕中，悄然孕育着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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