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房间随手丢下那个刺眼的古驰鞋盒，我几乎是雀跃着下楼，
想在大姐面前“不经意”地嘚瑟一下新战靴。
刚找到她，还没等我开口，大姐的目光就精准地落在我脚上，嘴角一弯：
“啧啧，你这名字是真没起错，就那么喜欢‘笑’啊？”
一句话像盆冷水，浇得我满腔得意瞬间偃旗息鼓，
只剩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灰溜溜地挨着她坐下。
目光下意识地往下一扫——
大姐脚上那双款式更经典的Gucci，价格标签在我脑海里自动闪现，比我那双只高不低。
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像被细针轻轻刺了一下：
有些人奋斗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些人习以为常的起点。
这认知来得如此清晰，又带着点难以言喻的涩然。
“大姐，你这会儿战况如何？” 我转移话题，试图掩饰那点不自在。
“嗨，本来赢了一点，手气又回去了！”
大姐摆摆手，语气带着点赌徒特有的、输赢看淡的豁达（或者麻木）。
这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凑了过来。
看着比我大几岁，个子矮我半头，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有些游移不定。
他自顾自地搭话：“大姐，您是北京人吧？我河北的。”
“嗯，算是吧。” 大姐随口应了一句。
“嘿，那咱算半个老乡！” 眼镜男似乎找到了话头，脸上堆起笑容。
大姐只是扯了扯嘴角，没再接腔。
接下来的大半靴牌时间，他就杵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话题。
我和大姐偶尔出于礼貌回一两句，心思全在牌路上。
荷官示意换牌间隙，大姐起身去洗手间。
我也趁机想去吸烟室过过瘾。
刚要走，眼镜男凑近一步，声音带着点讨好：
“哥们，有烟吗？我的抽完了。” 我抽出一根递给他。
吸烟室里烟雾缭绕。
眼镜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絮叨着他的“悲惨”经历：
带来的几万块输光了，正等着朋友转账救急，无聊才到处晃荡。我耐着性子听了几句，
只觉得索然无味，掐灭烟头就回到了赌台。大姐也回来了。
新牌拆封，按规定若无人下注需“飞”六口牌。
大姐显然没这耐心，飞了三口就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战斗。
我依旧扮演着忠实的“拉拉队员”，兜里揣着港币，却提不起半点下场的兴致。
眼镜男又幽灵般地晃悠回来，时不时插句话。
我们敷衍地应着，注意力始终在牌桌上。
又一靴牌结束。
换牌空档，大姐从她精致的包里掏出一张千元港币，径直塞进了旁边的“饺子机”
（角子机）投币口！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按着“17.6”（一个常见的押注组合）。
我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
新牌换好，大姐机器里的余额只剩可怜巴巴的几块钱。
她面无表情地退出那张几乎被“吞”光的票券，随手塞回包里，
仿佛只是处理了一张废纸，转身又专注地玩她最爱的“乐乐”去了。
没多久，大姐家的少爷晃悠回来了，笑嘻嘻地凑近：
“妈，玩得咋样了今？”
“那总不能输吧？你看看！” 大姐指了指面前堆叠的筹码，
脸上终于露出点得意的笑容，爽朗的笑声在嘈杂的背景音里格外清晰。
接下来的三四，时光仿佛被复制粘贴。
美高梅璀璨的穹顶下，相似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筹码的碰撞声、荷官的唱牌声、赌客的叹息或欢呼。
偶尔遇到“不点”，彼此会心照不宣地问候一声“战况如何”。
此时的“不点”，胆子明显肥了不少，下注时两千、三千的筹码也敢往桌上推了。
记得有次随口问她：“住哪呢现在？”
“还能住哪？”她耸耸肩，语气平淡，
“自己掏钱住酒店呗，一个礼拜六千人民币左右。”
“美高梅没给你送房间？”我有些诧异。
“我才不要他们送，”她撇撇嘴，带着点倔强，“再，我又没在他们这儿刷卡。”
转折发生在第五的下午。
吸烟室里，我又撞见了那个眼镜模
他正和一个兑换仔低声交涉，对方报出的汇率冰冷生硬：
“一比一。” 眼镜男脸上写满了为难和犹豫，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衣角。
看着他那副窘迫样，我心头一软，忍不住开口：
“得了，来我跟你换吧，按正常价给我就校”
眼镜男一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脸上瞬间多云转晴，忙不迭地加了微信转账。
这个简单的举动，帮他省下了两百多块的汇率差。
钱一到手，他嘴里嘟囔着“去置地翻本”，身影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住的地方，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胖姑娘留下的房间只住了两晚权限就到期了。
所幸大姐用她在赌场积累的积分，顺手帮我开了一间房——
这对在澳门有房产的她来，不过是举手之劳，对我却是雪中送炭。
晚上十点多，那个熟悉的身影又蔫头耷脑地出现在我们附近——是眼镜模
他愁眉苦脸，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失魂落魄地倚在栏杆边。
这副神情，在赌场里就是最直白的告示牌：输光了。
到了凌晨一两点，他还在我们这张台子附近徘徊，不玩牌，也不像有事，
就那么可怜兮兮地站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喧嚣的赌桌。
我忍不住问他：“什么情况？还不找地方休息？”
他嗫嚅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晚上…没地方睡了…”
（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在澳门这个不夜城，露宿赌场角落或街头的人，每都有增无减。）
“这还不简单？” 我几乎没多想，觉得出门在外互相帮衬是理所应当，
“跟我睡吧，房卡给你。”
我把备用房卡递给他，想着只是举手之劳，
“我跟大姐少爷还得接着战斗，你先上去休息。”
他接过房卡，千恩万谢地走了。
就是这个当时觉得微不足道、甚至带着点侠义之气的举动，
在日后回想起来，却让我对一切戴眼镜的瘦子，都条件反射般地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反福
那感觉，像吞了只苍蝇，吐不出，咽不下，哽在喉间，
提醒着自己某个尚未揭晓的、令人不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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