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城的宫阙经历了短暂的动荡后，逐渐恢复了秩序，只是这秩序的主人已然更替。公子重耳，如今已是晋国新的君主，史称晋文公。然而，坐上君位仅仅是开始，如何收拾惠公、怀公留下的烂摊子，如何安抚人心、巩固权力，如何兑现对秦国的承诺并在强楚环伺下确立晋国的地位，这一切都如同沉重的冕旒，压在了他的头上。
朝堂之上，虽已清洗了郤芮、吕省的死党，但留下的臣子中，观望者、疑虑者、甚至心怀怨望者仍大有人在。国库因连年动荡和赏赐大军而空虚，民生凋敝。北方的狄人听闻晋室内乱，又开始蠢蠢欲动，边境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来。
晋文公深知，当务之急是稳定内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规模地论功行赏，尤其是酬谢那些陪伴他流亡十九年的患难旧臣。
“狐偃、赵衰、胥臣、魏犨、颠颉……”文公一一念出这些名字，声音洪亮而充满感情，“汝等随寡冗沛流离，历尽艰险，忠贞不贰，今日得返，皆汝等之力也！”他给予他们最高的爵位和最丰厚的封地，委以重任。狐偃、赵衰成为执政上卿，胥臣、魏犨等皆位列卿大夫，掌握实权。这支流亡团队的核心，迅速转化为新政权的中坚力量，确保了政令的畅通和执行的有效。
对于像吕省甥这样关键时刻倒戈的将领，文公也毫不吝啬封赏，兑现了之前的承诺，以此向全国宣示：顺我者昌，只要效忠新君，既往不咎，且有功必赏。此举有效地安抚了大部分原惠公集团的中下层官员，迅速弥合了政治裂痕。
然而，赏赐亦需有度。面对空虚的府库，文公采纳狐偃的建议，并未一味依赖加重赋税，而是鼓励耕作，开放山林川泽之利与民，休养生息，并以身作则，削减宫廷用度。一系列举措渐渐赢得磷层民众的认可。
就在晋文公忙于内政之时，一队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使者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抵达绛城。他们来自商丘，是公子目夷派出的又一批求救使者，几乎是爬着来到了晋文公面前。
“晋侯！救救宋国吧！”使者伏地痛哭，声音嘶哑，“商丘已被围困经年，城中易子而食，析骨而炊！楚人攻势日急，寡君与执政日夜盼晋师如盼甘霖！晋侯谋世贤君，若再不发兵，宋必亡矣！宋亡，则楚祸北移，下一个便是晋卫郑鲁！望晋侯念及华夏之谊，速发义兵！”
使者声泪俱下的控诉，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晋国朝堂引起了激烈争论。
以胥臣、魏犨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慷慨激昂，主张立刻发兵：“主公！宋国坚守不屈，乃抗楚之砥柱！我晋国新立，正需树立威信，救宋于水火，方能号令诸侯，共抗强楚！此乃霸业之基，义不容辞！”
但以老成持重的一些大夫为代表，则表示强烈反对：“主公三思！我国内乱初定，百废待兴，兵力疲惫，粮草不继。此时贸然与强楚开战，胜算几何？若战败，则新立之政权顷刻崩塌！岂能因一宋国而赌上国运？当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晋文公眉头紧锁，目光投向一直沉默的狐偃和赵衰。
赵衰缓缓开口：“救，是必然要救。宋不可弃，抗楚之大义不可失。然，如何救，却需斟酌。直接以我新疲之师，远赴宋国与楚军主力决战，确非上策。”
狐偃眼中闪烁着谋士特有的光芒，接话道：“子余（赵衰）所言极是。楚军围宋，其国内必然空虚。且楚之与国，如曹、卫、郑等，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卫国，此前已有动摇之象。我师若直接救宋，劳师袭远，是为下策。不若……”
他压低了声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不若我军暂不南下，而是东出，兵临卫国！卫侯曾对我等无礼（指重耳流亡过卫时受辱），且首鼠两端，伐之有名。若能破卫，则震动中原，楚国必不能坐视其盟国被侵。届时，楚若分兵救卫，则宋围自解；楚若不顾卫，我则可联合已破之卫及其他畏惧楚国之力，共抗强楚。此乃‘围魏救赵’…呃，‘伐卫救宋’之策也！既可避实击虚，又可试探楚国反应，掌握主动！”
此计一出，满朝皆惊。细思之下，确是高招！既能缓解宋国压力，又能避免与楚军过早决战，还能扩张晋国影响力，可谓一石三鸟。
晋文公拍案而定：“善！便依舅父之计！整军备武，兵发卫国！”
当晋国庙堂为救宋策略激烈辩论之时，远在数千里外的楚国郢都，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不是来自中原诸侯，而是来自更南方、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越国。
越王允常派出的使者，带着南方珍稀的象牙、犀角、珍珠等贡品，来到了楚王的宫殿。使者言辞恭谨，表达了越国对楚国的“仰慕”和“臣服”之意，希望能与强大的楚国建立友好关系，互通有无。
楚成王和令尹子文接待了使者，态度颇为玩味。他们自然看得出越国此举，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世仇吴国而来的。吴国近年来北交中原，势头渐起，令越国深感不安，故而想引楚国为奥援。
子文对楚成王低声道：“大王，越地偏远，其民悍勇而未开化，得其地不足以为益，得其民不足以为用。然，吴国日渐坐大，其心叵测。扶植越国以牵制吴国，使其两国相互争斗，无暇北顾，于我大楚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可厚赐越使，允其所谓，结其欢心。”
楚成王深以为然，于是厚赏越使，并承诺楚国将是越国的朋友。越使满意而归。
这次看似不起眼的外交往来，标志着吴越地区的矛盾开始与中原霸权的博弈产生了微弱的联系。楚国轻描淡写的一步闲棋，却在东南埋下了更为复杂的祸根。越国得到了大国的模糊承诺，底气似乎足了一些，而吴国，则对越国与楚国的接触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晋国决定对卫国用兵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中原。各国反应不一。鲁国、曹国等惴惴不安；郑国依违其间；而被定为目标的卫国，则举国恐慌。
在这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中，一种新的需求正在各国君主和贵族间悄然滋生：他们迫切需要能够理解这复杂局势、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的人才。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家或治国能臣，而是能够洞察下大势，精通外交谋略，善于利用各国矛盾，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大利益的策士。
一些原本寂寂无名的布衣之士，开始凭借对局势的独特分析和犀利口才，行走于诸侯之间，兜售自己的计策。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派和理论体系，但纵横家、谋略家的雏形，已然在这战火纷飞、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孕育和萌芽。思想的活跃，往往与社会的剧变相伴相生。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正伴随着兵车的隆隆声，一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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