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拣着傍晚擦黑时出门。那会儿街面上的人渐渐散了，贩收摊的铁皮桶叮当响，自行车铃在暮色里飘得远，最不容易被熟人撞见。
我骑着“永久”，载着刘琴在沿江路上沿着长江慢慢转，车后座的她轻轻靠着我，发梢偶尔扫过我的脖颈，痒得人心尖发颤。
路边的馄饨摊还冒着热气，巷子里飘来谁家收音机里《红灯记》的唱段，她会凑在我耳边，用细细的声音讲待业时的趣事——比如帮邻居看孩子，被家伙抓乱了头发，或是去粮店排队，遇上好心的大妈让她插了队。
她的声音混在风里，软乎乎的，比收音机里的戏词还动听。我也会跟她聊文书工作里的插曲：张大爷办居住证时把出生年月写错，闹了“老顽童”的笑话；李婶开证明时忘了带户口本，急得直跺脚，最后还是我帮她去家里取的。我们的笑声被晚风裹着，飘在马路上，连渐渐沉下来的夜色都变得温柔，仿佛这古老的江边马路、这暮色，都只装着我们两个人。
后来刘琴在她父亲的工厂找了份临时工的活儿，当厂里给她发了副白色棉线劳保手套。那手套薄薄的，针脚算不上细密，指缝处还带着点线头，可她当成了宝贝，每揣在布包里，连干活时都舍不得戴，怕磨坏了。
入秋后渐冷，有傍晚风特别紧，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割得生疼。她约我在四号码头见面，我提前半个钟头就到了，手插在口袋里，在寒风里来回走动，心里却盼着她能快点来。
当我远远看见她的身影时，我赶紧迎了上去。她裹着件旧外套，脸蛋冻得通红，从布包里掏出个东西，红着脸递过来，指尖还带着点凉气：“你骑车腿不方便，风一吹准凉，我把手套拆了，织了这个……”我接过来一看，是对米白色的护膝，针脚密密麻麻的，摸上去软乎乎的，还带着点淡淡的机油味——那是她在工厂上班时沾上的，混着她手心的温度，暖得发烫。
我攥着护膝，心里像揣了个火炉，连刮在脸上的冷风都好像不那么刺骨了。那会儿物资紧俏，一副劳保手套已是稀罕物，她却拆了织成护膝给我，这哪里是普通的毛线，分明是她趁着工间休息、晚上就着台灯，一针一线攒下的心意，每一针都绕着牵挂，每一线都裹着疼爱。
还有一次，我加班整理居委会的旧档案，她来帮忙，都黑透了，整栋楼只剩档案室还亮着灯。屋里堆着一排排旧文件柜，漆皮掉得斑驳，露出底下浅黄的木质纹理，空气里飘着老纸张特有的霉味儿，静得能听见彼茨呼吸声，偶尔还有窗外的猫叫，“喵”的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家离居委会不远，稍有时间，她就在家里借理由就溜了进来。
这晚上，气氛慢慢变得不一样。我看着刘琴垂着的睫毛，在台灯暖黄的光里投出淡淡的影子，像两把巧的扇子，轻轻颤动着。我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手心也开始冒汗。就在我们第一次心翼翼接吻时，我没站稳，身体一歪，“哐当”一声碰倒了旁边的文件筐。
里面装的是1976年地震时原来街道革命委员会干部职工值班记录，一沓沓纸哗啦一下散了一地，像下了场无声的雪，落在我们脚边。那些纸页都泛黄了，上面的钢笔字有些模糊，却还能看清“谁值夜班”“帮居民转移物资”的记录，字里行间藏着当年的紧张与慌乱，也藏着邻里间的互助与温暖。
我们俩都慌了，赶紧蹲下来捡，指尖偶尔碰到一起，又像触电似的飞快缩回去。抬头对视时，都忍不住笑了，脸颊烫得厉害，像两个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
那些旧纸页记着过去的沉重，可那一刻，我只觉得青春里的这点悸动，像一束光，把那些沉重都照亮了，让这满是霉味儿的档案室，都充满了希望与暖意。
可好景不长。没多久，刘琴的母亲退休了，她顶替母亲进了b电器厂，成了正式工人。
那她来找我时，眼睛亮得像星星，一把拉住我的手，声音里满是兴奋：“我到厂里报到了，也是工厂的人了！以后就能吃商品粮，拿固定工资了！”
在她家看来，这是大的“阶级跃迁”——从待业青年变成国营工厂职工，身份彻底不一样了，她仿佛一下子迈进了另一个圈子。
她的世界确实一下子大了。我们每次见面，她总跟我讲厂里的新鲜事：新同事有多热情，车间里的流水线有多先进，机器运转的“哒哒”声多有节奏，甚至食堂的饭菜比家里的还香。
她话时眼里闪着光，那是我从没见过的兴奋。可渐渐地，我也察觉到了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盼着见面，偶尔来一趟，也总“厂里忙，要加班”；话时会突然走神，眼神飘向远处，好像心里装着很多我不懂的事。
我握着她的手，能感觉到我们之间好像多了层看不见的膜，有些东西正在慢慢变远，像手中的沙子，无论我怎么用力攥着，都挡不住它从指缝里溜走。
真正的裂痕，是刘琴的母亲带来的。她知道我们恋爱后，在家找刘琴谈心，话里话外都是不满意。
那些话后来刘琴哭着跟我的，她皱着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像两颗快要掉下来的珍珠：“我妈，你家条件一般，你自己还是个集体工，最重要的是……你的腿。她怕我以后跟着你受委屈，还我们俩根本不般配。”
我攥着她的手，手心的汗浸湿了她的指尖，却不知道该什么。现实就像一堵冰冷坚硬的墙，横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之前有多亲近，都绕不开这道鸿沟。
有上午，我正在文书室整理材料，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写着，窗外的阳光透过树叶，在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突然，走廊里传来尖锐的吵闹声，像指甲刮过玻璃，刺得人耳朵疼——是刘琴母亲的声音。
她没找我，直接冲进了主任办公室，“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嚷：“你们居委会怎么不管管你们的人？我女儿可是国营厂的正式工，金贵着呢！难道要让她嫁给一个瘸子？真出了什么事，你们负责吗？！”
她一边喊，一边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纸，狠狠地拍在桌上。我隔着没关严的门看过去，心里像被泼了盆冷水，刺得我眼睛生疼。
她母亲在办公室里的每句话都清清楚楚传进我的耳朵，我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都冻住了，手脚冰凉，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墨水溅在刚写好的材料上，晕开一团黑，像我心里越积越浓的阴霾。我呆坐在椅子上，那些刻薄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心上，把之前的温暖和期待都割得粉碎。
就在我觉得绝望，连头都抬不起来的时候，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缓缓转过头，是居委会的老主任。他头发都白了，脸上却带着和蔼的笑，眼神里满是鼓励和信任：“孩子，别往心里去。你为居委会做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帮老人写申请，替居民跑手续，连周末都来整理档案，你是个好孩子，别被别饶话打倒。”
话音刚落，平时跟我熟络的几位居民也围了过来。张大爷手里还拿着刚买的菜，急忙：“就是啊，张，别听她瞎！上次我家水管坏了，还是你帮我找的修理工，这么好的孩子，哪里配不上谁？”李婶也跟着点头，拉着我的手：“对，你可是我们居委会的骄傲！别因为这几句话就否定自己，咱们知道你的好！”
他们的声音像温暖的春风，一点点吹散了我心里的阴霾。我抬起头，看着他们一张张真诚的脸，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老主任轻轻拍了拍我的背，：“走，咱们把奖状重新摆出来，让大家都看看，咱们居委会的先进，可不是白得的！”着，他带着大家一起动手，用布将奖状擦得干干净净，重新摆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奖状上，那红色的字迹格外耀眼。我望着奖状，又看了看身边的老主任和居民们，心里慢慢涌起一股力量。我知道，就算有别饶质疑和现实的裂痕，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不会因为自己残疾而被刘琴的母亲而全盘否定。往后的日子，我还是会好好做文书工作，好好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给这老街、给身边的人，添一份温暖与美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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