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总核衙门”的设立，并非虚设。朱标亲自点将，以在浙江试点中表现出色的原浙江按察副使李文忠为总核官，秩定正三品，直接对东宫负责。衙署便设在承门外，与六部衙门比邻，取其沟通便利、震慑各方之意。衙门前立一巨石，上刻朱标亲笔所题“通变宜民”四字，彰显其宗旨。
衙门内，气氛紧张而有序。来自浙江的清丈干吏、户部的钱谷能手、都察院的监察御史，甚至还有几位被特召入衙的工部水利官员及精通数算的翰林待诏，济济一堂。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大明舆图，上面已用不同颜色的朱砂标记出第二轮试点省份——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黄河漕运沿线及北疆军镇。
李文忠手持朱批的章程，立于图前，声音洪亮：“殿下谕令，我等之责，非是照搬浙江成法，乃是‘因地制宜，定制乾坤’！各试点省份，情形迥异，需有专案。”
他指向江苏：“簇乃漕运咽喉，运河命脉，田赋最重，丁银亦繁。推挟摊丁入亩’，需慎之又慎，既要减轻无地者之苦，亦不可骤然断绝运河沿线百万依赖漕运为生者之活路。清丈之外，需会同工部、漕运总督衙门，详议运河维护、漕工安置疏导之策，此为‘定制’之一。”
目光转向江西：“江西，鱼米之乡，士绅势力盘根错节，宗族观念深厚。清丈田亩，恐触及宗族公产、学田祀田，阻力必不在。需派熟知地方情弊、善于与士绅周旋之员前往，清丈之余，需明定宗族公产课税标准，取得地方大族理解，方可行之无阻。此乃‘定制’之二。”
再点福建：“福建山多田少，民多泛海经商，田赋非其主要，丁银旧额亦不算高。然其海贸活跃，商税潜力巨大。簇推行新政，重点在于‘简化商税，鼓励海贸’，‘摊丁入亩’可缓行，或降低摊派比例，以免挫伤商民泛海之积极性。同时，需严防海商借机兼并沿海田亩。此乃‘定制’之三。”
分派已定，各专项组立刻投入工作。衙门内，灯火常明至深夜。案头堆满了从浙江送来的原始清丈册簿、各试点省份报送的旧有黄册档案、户部历年税收记录。官员们埋首其间，核算数据，推演比例，草拟针对不同省份的《新政试行细则（草案）》。
争论时有发生。
“江苏漕工数十万，若漕运量因海运增加而减少，安置费用何其巨大？此项开支，是摊入田亩，还是由朝廷另拨？”一位户部郎中眉头紧锁。
“江西宗族公田，若一律清丈课税，恐激起民变！是否可设定免征额度，或准其用于族学、祭祀之部分予以抵免？”一位曾任职江西的御史提出建议。
“福建海商，家资巨万，却田产无几，若丁银摊入田亩，其负担几近于无，是否公允？可否考虑增设‘海舶税’或按其行商资本另行课税？”一位精于数算的待诏提出一个大胆设想。
每一次争论，李文忠皆令书记官详细记录，形成议题，或由组继续研讨，或呈送东宫决断。朱标对总核衙门呈送的议题极为重视，常于文华殿召见相关官员，亲自参与讨论，最终做出裁示。这个过程，不仅是制定政策，更是在统一思想，磨合出一套能够应对复杂国情的决策机制。
就在总核衙门紧锣密鼓筹备第二轮试点时，几骑快马带着北疆的尘土，驰入金陵。来自大同、宣府等边镇的密奏，直接送到了朱标案头。奏报中言，边镇军户闻听内地推邪摊丁入亩”，丁银大减，亦心生期盼。然边镇情况特殊，军户主要承担戍守、征战之责，田亩多为军屯，若亦按内地之法摊丁入亩，恐影响军屯积极性，进而动摇边防。
这是一个全新的、更为复杂的课题。朱标立刻召见李文忠及兵部官员。
“边镇之事，关乎国防，更需慎重。”朱标指着北疆舆图，“军户、民户杂处，军屯、民田交错。新政推行，需确保边军士气不受影响，军屯制度不受破坏。总核衙门需立刻成立边镇专项组，会同兵部、五军都督府，深入边镇调研，拟定专门适用于九边军镇的新政方案。原则是：既要体恤军户民户之苦，亦不可损及边防战力分毫！”
总核衙门的职能再次扩展，挑战也愈发艰巨。但有了浙江的经验和朱标的坚定支持，这个新生的机构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专注，试图为这个庞大的帝国，量身定制一套更为公平、更具活力、也更可持续的赋税体系。每一个细则的敲定，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都牵动着万千黎庶的福祉。定制乾坤，其路漫漫，其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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