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贾派出的密使，如同潜入深水的毒鱼，悄无声息地抵达了赵国都城邯郸。重金开路，加之姚贾亲笔信中隐含的威胁（暗示若不合作，秦国将全力支持郭开的政敌），轻易便敲开了赵王宠臣郭开府邸的大门。
郭开此人，贪婪刻薄，对权势有着无尽的欲望，而对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的李牧，早已心怀嫉妒与不满。如今有秦国主动送上门的巨额财富，又能借此机会扳倒政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欣然应允，成为了秦国埋在赵国心脏的一颗致命毒钉。
自此，郭开利用其随时可以面见赵王的便利，开始不断地、看似无意地在赵王迁耳边吹风。
“大王，李牧将军常年统兵在外，边军将士只知有将军，不知有王啊……”
“近日边境传言，秦军与李牧部稍有接触便退，其汁…是否另有隐情？”
“臣听闻，李牧军中有人议论，言赵国能存续至今，全赖将军之力，言语之间，颇有不敬……”
“还有人，李牧似与秦使有过秘密接触，只是不知真假……”
起初，赵王迁尚且不信，斥责郭开莫要听信谣言。李牧毕竟是支撑赵国危局的擎之柱，长平之战后，若非李牧在北方抵御匈奴，在南方抗衡强秦，赵国恐怕早已不存。
然而，谗言如温水煮蛙，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加之秦军在边境的佯动配合，确实显得“诡异”，李牧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秦军主力过早决战的谨慎策略，在郭开的口中，却变成了“畏战不前”、“与秦默契”的证据。
与此同时，姚贾派出的细作也在邯郸市井间悄然散播着类似的流言，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渐渐地，赵王迁心中的疑虑如同野草般滋生蔓延。他本就性格懦弱多疑，在郭开持续不断的蛊惑和外界流言的冲击下，对李牧的信任开始动摇。
而远在边境的李牧，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全身心投入到防御部署中，殚精竭虑，思考着如何应对秦国下一步的攻势。他数次上书赵王，陈述利害，要求集中兵力，稳固防线，并提醒赵王警惕秦国的离间之计。然而，这些充满忠忱的奏疏，经过郭开之手，要么被扣压，要么被断章取义，曲解成了李牧“拥兵自重”、“要挟君王”的证明。
终于，赵王迁的耐心和信任被消耗殆尽。在郭开一番“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李牧权重，恐生不测”的“恳潜进言后，一道致命的诏书从邯郸发出，以“议军机”为名，急召李牧回朝。
军中将领嗅到了危险的气息，纷纷劝李牧不可奉诏，或可拥兵自保。然而，李牧一生忠义，虽知此去凶多吉少，却不愿背负叛臣之名，更不愿因己之故，导致赵国内部生乱，给秦国可乘之机。他仰长叹：“牧受国厚恩，统兵御敌，唯知尽忠报国，岂惜此身？若大王疑我，我当入朝自陈，以明心迹！”
他最终选择了奉诏回都。
当李牧的车驾抵达邯郸时，等待他的，不是君王的慰勉，而是冰冷的囚车和郭开那阴鸷得意的笑容。未经任何像样的审讯，赵王迁便在郭开的蛊惑下，以“谋逆”的罪名，下令将李牧处死。
一代名将，未曾马革裹尸，战死沙场，却倒在了自己誓死效忠的君王和奸佞饶谗言之下！消息传出，赵国边军将士无不悲愤痛哭，军心涣散。下有识之士，亦为之扼腕叹息。
李牧之死，如同自毁长城。赵国失去了最后一位能够支撑局面的统帅，其灭亡的命运，已然注定。
咸阳宫中，当李斯和姚贾接到李牧已被赵王处决的密报时，两人相视一眼，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如释重负与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郭开之功，不。”姚贾淡淡道。
李斯默然点头，心中却并无太多喜悦。李牧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其才能与忠勇，令人钦佩。以这种方式除去强敌，虽是为秦国扫清了障碍，但过程却并不光彩，甚至有些令人不齿。这让他再次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的肮脏与残酷，远胜于战场上的明刀明枪。
然而，这就是现实。为了秦国的利益，为了统一的宏图，有些手段，不得不为。
“李牧既去，赵国已不足为虑。”李斯收敛心神，对姚贾道，“上卿接下来，当着力于魏国。魏王增，性情如何？其朝中，可有如郭开者？”
姚贾眼中闪过一丝精光：“魏王增，优柔寡断，好大喜功。其宠臣……亦非无隙可乘。”
新的目标，已然锁定。扳倒李牧的离间之计，如同一个成功的模板，将被继续应用于下一个对手身上。
而名将李牧的憾然陨落，则成为了战国末期一曲令人唏嘘的悲歌，也标志着山东六国抵抗力量的脊梁，已被秦国用黄金与阴谋，生生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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