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的夏，成都城的暑气裹着硝烟味，在街巷里弥漫。英国传教士的洋楼外，一群学子正围着个穿长衫的老者，听他讲《蜀书》里的故事。老者手里的抄本已经泛黄发脆，是光绪初年从敦煌辗转传来的，纸页间还留着当年苏珩补记时特意钤下的“汉魂”印。
“陈先生，这沈砚之护着几卷破书，真能抵得上十万兵？”穿短褂的少年忍不住问，他刚从校场回来，辫子上还沾着操练时的尘土。前几日听人，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跑了，他心里堵得慌，总觉得这下，怕是要跟当年的蜀汉一样，撑不住了。
被称作陈先生的老者，是前清的举人，如今在街尾开了家旧书铺。他用枯瘦的手指点着抄本里“绵竹之战”的记载，声音沙哑却有力：“你看苏临州，手里只剩三百残兵，却敢对着邓艾的铁骑冲锋。他靠的不是刀枪，是心里那点‘汉祚永存’的念想。沈大人护的书，装的就是这念想。”
少年低头看着自己磨破的草鞋，忽然想起去年在武侯祠看到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那时他不懂，为什么诸葛亮这样的大英雄，会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此刻听着陈先生的话，倒像是有点明白了。
抄本传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手里，他是成都新式学堂的学生，刚读过严复译的《演论》，总觉得“物竞择”才是真理。“先生，照您的，蜀汉的信念再坚，不还是亡了？”他推了推眼镜，“就像这大清，守着老规矩不变，终究要被洋人欺负。”
陈先生没恼，反而笑了：“你可知，敦煌藏经洞的《蜀书》抄本里，夹着片蜀锦？上面织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那是汉宣帝时的话，隔了两千年，还能让我们看见。”他指着抄本里苏珩的后记，“这孩子把书传到江南时，谁能想到，几百年后，会有人在南京国子监里，对着他的字落泪？”
青年愣住了。他想起自己在学堂里读的《史记》，读到“屈原投江”时，也曾偷偷掉过眼泪；读到“张骞通西域”时，心里也曾像揣了团火。那些千年前的人和事，明明隔着时空，却像在血脉里活过来一样，一触碰，就烫得人眼眶发酸。
街角忽然传来马蹄声，是巡城的清兵，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却对着卖茶水的贩凶神恶煞。陈先生迅速将抄本卷起来，塞进青年的书包里：“快藏好，这书里的字，比刀枪还让有些人怕。”
青年攥着温热的书卷，看着清兵的背影，忽然问：“先生，您这下，还有救吗？”
陈先生望着远处的锦官城遗址，那里曾是蜀汉最繁华的地方，如今只剩断壁残垣，却在夕阳下透着股倔强的骨相。“你看那城墙，”他，“砖一块块碎了，可地基还在。只要地基在，总有一，能再建起高楼来。”
青年似懂非懂，把抄本紧紧抱在怀里。他不知道，多年后自己会带着这卷书，加入同盟会，在武昌城头打响第一枪。更不知道，当他对着新军士兵宣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脱口而出的，竟和当年苏临州在绵竹喊的“汉祚永存”，有着同样的滚烫。
陈先生的旧书铺，在那年冬被清兵烧了。据他被抓时，怀里还揣着半块刻着“临州”二字的玉佩，是早年从锦官城外的槐树下挖出来的。清兵问他还有什么话，他只笑着了句：“蜀地的风，吹了两千年，还没停呢。”
火光里，有人看见书铺的梁上，挂着幅褪色的画——画中沈砚之站在柴房里，手里捧着书卷，窗外的风雪再大，也挡不住他眼底的光。画的角落，题着一行字：“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很多年后，在成都武侯祠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卷泛黄的《蜀书》复刻本。参观者里，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指着“沈砚之”的名字，跟孙辈讲护书的故事；有穿校服的少年，在“苏临州战死”的记载前驻足，眼里闪着光；还有研学的学者，对着马邈的家书叹息，在笔记本上写下“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
展厅的玻璃柜外，阳光正好，落在“汉魂”印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那光斑里，仿佛能看见太学里的槐树叶沙沙作响，听见绵竹战场的呐喊穿透时空，触到柴房里护书的手传来的温度——那是藏在血脉里的回声，是无论王朝更迭、时代变迁，都永远不会熄灭的，属于中国饶“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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