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史官院，比成都的丞相府冷得多。
陈寿蜷缩在案前，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指，将最后一卷竹简捆好。窗外的雪下得正紧，落在院中的柏树上，簌簌作响，像极了蜀地秋雨打在武侯祠的瓦上。
案上摊着的，是《三国志·蜀书》的定稿。最上面一卷，写的是《后主传》，末尾那句“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册命为安乐县公”，墨迹已干，却透着一股不出的滞涩。
“陈大人还在忙？”同僚王隐抱着一卷《魏书》走过，瞥了一眼案上的竹简，笑道，“蜀书不过附骥之作，何必如此费心？”
陈寿没抬头，只是用布巾擦拭着砚台：“亡国之史，更该仔细。免得后人读起，只当是命使然，忘了人心向背。”
王隐撇撇嘴，没再话，转身离去时，靴底踩在积雪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陈寿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他来洛阳三年，早已习惯了这般轻慢。魏国的史官们提起蜀汉，总带着“蕞尔国”“自取灭亡”的不屑，仿佛那四十三年的基业，不过是历史长河里一粒无关紧要的尘埃。
可他忘不了。
忘不了年轻时在巴西郡，父亲教他读《出师表》，读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时，老泪纵横的模样——父亲曾是马谡的参军，街亭失守后被削职为民，却始终藏着一枚刻着“汉”字的旧印。
忘不了延熙年间，他在姜维军中做主簿，看到将军在沓中屯田，夜里还在灯下推演兵法，案头的《兵法二十四篇》被翻得卷了边。那时的士兵们常：“跟着姜将军，总有一能回长安。”
更忘不了成都陷落那日，他躲在藏书楼的夹层里，听着外面魏军的呼喝，看着窗外飘落的“汉”字旗，像一片被风吹断的叶子。
这些，都该写进史里。
他重新铺开竹简，提笔蘸墨，写下《诸葛亮传》的评语。笔尖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上顿了顿，墨滴落在竹面上，晕开一团深色，像一滴凝固的血。
这八个字，是他斟酌了三年才定下的。起初想写“智计无双”，又觉太轻；想写“忠勇盖世”，又觉不足。直到前日，他去邙山祭拜姜维的无名坟，看到几个蜀地来的老妇，正用衣襟兜着蜀地的泥土，一点点撒在坟上，嘴里念叨着“丞相保佑，将军安息”，才忽然明白——诸葛亮的伟大，从不是打赢了多少胜仗，而是用一生的坚守，在蜀人心里种下了一颗“汉”字的种子。
可这颗种子，终究没能长成参大树。
他翻到《后主传》的初稿，上面有一行被划掉的字：“后主暗弱，信谗远贤，自致倾覆。”这是司马昭授意要写的调子，却被他偷偷改了。此刻定稿上写的是：“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
他不敢直指其过，却忍不住留下一丝余地——刘禅或许不是生的昏君，只是在安逸里丢了初心，在奸佞中磨了棱角。就像成都那些世家子弟，起初或许也怀过“兴复汉室”的热血，只是日子久了，便在锦官城的繁华里，忘了祁山的风雪。
案头堆着几卷从成都带来的旧档，是他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其中一卷，是黄皓主持修订的《蜀科》，上面把诸葛亮定下的“轻徭薄赋”改成了“加征南中贡赋”，字迹谄媚而急牵另一卷，是姜维最后一次北伐的奏疏，上面详细列着军需缺口，请求朝廷拨款，末尾却批着“国库空虚，暂缓再议”——那是刘禅的笔迹，旁边还有黄皓添的字：“姜维虚耗钱粮，可罢其兵权。”
陈寿将这两卷档案放在一起，忽然觉得，蜀汉的灭亡，早被写在了这些纸页上。一边是苛政猛于虎，榨干了百姓的耐心；一边是忠言逆耳，凉透了将士的热血。当朝堂成了奸佞的游乐场，当忠良成了“虚耗钱粮”的罪臣，就算诸葛亮复生，怕也难挽狂澜。
“大人，钟司徒派人来问，蜀书何时能定稿？”书吏在门外禀报，声音里带着心翼翼的试探。
陈寿应道：“三日后便可。”
书吏走后，他拿起《黄皓传》的竹简，上面写着“操弄威柄，终至亡国”，字字锋利。可写下这些字时，他眼前总浮现出另一个人——谯周。那位在成都力主降魏的光禄大夫，此刻在洛阳做着阳城亭侯，日子过得安稳。史书中该如何写他？是“审时度势”，还是“卖国求荣”？
他想起成都陷落前夜，谯周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若降魏，可保百姓无虞；若死战，不过玉石俱焚。”那时的他，站在朝臣末尾，看着谯周花白的胡须，忽然觉得一阵寒意——当“保全百姓”成了投降的借口，当“玉石俱焚”成了恐惧的托词，这个王朝的骨气，早就被磨没了。
最终，他在《谯周传》里写下：“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却在末尾加了一句“周虽不用于世，而门人传其业甚众”——他不想褒奖，也不愿诋毁，只留一个模糊的影子，让后人自己去品。
雪停了。陈寿推开窗，冷冽的空气涌入，带着一丝清新。院墙外传来孩童的嬉笑，是几个蜀地来的移民子女，正在堆雪人，用树枝给雪人插了一顶纸糊的“汉”字帽。
他忽然想起南中的霍弋。上月收到旧部的书信，南中七郡至今仍用“炎兴”年号，霍弋每日带着士兵在武侯祠前操练，夷汉百姓凑钱重修了破败的祠堂，香火比往日更盛。
还有吴地的陆抗。传闻他在西陵加固城防，把诸葛亮的《兵法》刻在城墙上，让士兵们日日诵读。江东的孩童，如今也会唱蜀地的《北伐歌》，虽不知其意，却唱得格外有力。
这些，史书中或许不会详写。史官的笔，总倾向于记录帝王将相的兴亡，却容易忽略那些散落民间的星火。
陈寿重新提笔，在《蜀书》的最后，加了一段“评曰”：
“蜀地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备因之，遂有三分。及禅嗣位，惑于阉竖，怠于政事，终至倾覆。然武侯遗泽，流于南中；姜伯约之忠，存于邙山。蜀人至今思之，非独感其智，盖念其心也。”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将笔搁在砚台上，长长舒了口气。
窗外的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远处的汉魏故城遗址，断墙残垣在阳光下沉默着，像在诉着什么。
陈寿知道，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或许会被后人删减，或许会被曲解。但他还是想留下这些细节——诸葛亮案头的残卷，姜维甲胄上的伤疤，刘禅酒杯里的倒影，南中老妇衣襟里的泥土。
因为他明白，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不在这些文字里，而在这些细节背后的人心。
是诸葛亮“兴复汉室”的信念，曾点燃过人心；是刘禅“乐不思蜀”的麻木，曾冷却过人心；是黄皓、谯周之流的自私，曾蛀空过人心；而那些在绵竹战死的士兵，在南中坚守的将士，在洛阳偷偷祭拜的百姓，又在一点点焐热那些冷却的、被蛀空的人心。
历史的尘埃会掩埋王朝的废墟，却掩不住那些未烬的星火。
陈寿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将《蜀书》的竹简心翼翼地收好。旁边的格子里，放着他尚未完成的《诸葛亮集》，收集了丞相的奏疏、书信、兵法，有的是从旧档里抄录的，有的是从老兵口中记下的，字迹密密麻麻，却透着一股执拗。
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让那些关于“汉”的记忆，关于“坚守”的故事，能在史简之外，多留一些痕迹。让后人知道，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结束。那些在灭亡中显现的人心，那些在绝望里不肯熄灭的信念，才是历史最该记住的东西。
洛阳的雪又开始下了，轻柔地落在史官院的屋顶上，像一层薄薄的纱。陈寿望着窗外，忽然觉得，这雪再大，也盖不住那些藏在心底的热。
就像成都的芙蓉，明年春，总会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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