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史学家）
三国·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
“李斯长于‘治术’，短于‘操守’。他为秦规划的制度框架，条理分明，权责清晰，确是治世良方，吾辅佐先主与后主时，亦曾借鉴其郡县制之理，以安蜀汉地方。然其为人，却失了大臣的根本底线。
当国家危难之际，大臣当以社稷为先，而非个人祸福。李斯若能以死力争，保扶苏继位，秦何至于二世而亡？反观先主白帝城托孤，吾敢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誓，正因深知‘忠心事主、公而忘私’乃臣子第一要义。李斯之败，非败于才疏，实败于心贪——术高而德薄，终难成大事，反遗千古骂名。”
唐朝·魏徵（谏臣）
“李斯赢谋国之智’，无‘谏君之勇’。他能为秦始皇谋长远制度，却不敢在沙丘之变时犯颜直谏，此乃他与吾之根本区别。吾随太宗皇帝，屡犯龙颜直言得失，哪怕触怒龙威亦不退缩，正因深知‘君臣之道，在合心保社稷’，而非‘合谋保权位’。
李斯焚书坑儒之事，更显其短视。他以为‘禁言可安邦’，实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逼得下人离心离德。吾劝太宗‘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正是以李斯为戒——治下者，当以德化人、以言纳智，而非以威压人、以权堵言。李斯之才可用，但其怯懦与私心，万不可学。”
北宋·苏轼（文学家、政治家）
“李斯之生平，恰似一场‘聪明饶悲剧’。他年少观鼠而悟‘所处之势定贤愚’，从此一心向上攀爬，凭才学登顶秦相，风光无限。其定制度、整山河，手笔之大，堪称千古一绝，吾读其《谏逐客书》，亦叹服其文气之盛、识见之高。
可他终究被‘势’所困，怕失位、怕失势，竟在关键时刻选错道路，与赵高同流合污。到头来，权位没保住，还落得身首异处，连‘归乡逐兔’的平淡日子都成奢望。这恰如那些追名逐利之徒，机关算尽，终为名利所累。人固有志，然志当在社稷百姓，而非一己之富贵权位，李斯若能悟此理，何至于此？”
明朝·海瑞（清官）
“李斯，有才而无节之辈也！他定郡县、统一度量衡，虽有微功，却难抵其‘背叛社稷’之罪。始皇帝待他不薄，授他丞相之位，付他托孤之权，他却为自保而改遗诏、杀储君，慈‘卖主求荣’之举，与奸佞何异？
吾为官一世，恪守‘不贪财、不附权、不欺君’之则，哪怕罢官入狱亦不改其志。反观李斯，为权位不择手段，最终自食恶果，夷三族、遭腰斩，皆是报应。为官者，当以‘忠’立身，以‘廉’行事，若心术不正，纵有大本事，亦是祸国殃民之徒，李斯便是最好的例子。”
清朝·曾国藩（政治家、理学家）
“评李斯，当分‘前半生’与‘后半生’。前半生，他以才学辅秦，废分封、立郡县，统一文字律法，是‘经世致用’的典范，慈‘做事之能’，值得后世为官者效仿。后半生，他因私念惑心，附逆乱政，是‘修身不严’的反面，慈‘立身之失’，更值得警醒。
吾常言‘修身、齐家、治国、平下’，修身乃首位。李斯正是忽略了‘修身’，才让私欲盖过公心，最终身败名裂。他若能如孔孟所言‘克己复礼’，守住本心，必能成为千古完臣。有才者，若不修身，则才越大，祸越大，李斯之戒，当刻于每一位臣子之心。”
西汉·贾谊（政论家，代表作《过秦论》）
“李斯辅秦，功在‘强秦’，过在‘亡秦’。他定郡县、统一度量衡，让秦国从‘诸侯之强’变成‘下之强’，此乃‘兴秦之基’；可他又助赵高改遗诏、推胡亥，行严刑峻法、焚书坑儒，让下人‘苦秦久矣’，此乃‘亡秦之根’。
吾在《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李斯恰是‘不施仁义’的推手。他只懂‘以力治国’，不懂‘以德安民’，以为靠律法和集权就能永固江山，却忘了百姓才是下根本。秦之亡，非亡于外敌，实亡于李斯之流‘重术轻道’的短视——他能帮秦夺下，却不能帮秦守下，此乃最大之过。”
东晋·陶渊明（文学家，田园诗派代表）
“李斯这一生，活成了‘名缰利锁’的囚徒。他年少从楚入秦，一心求官求势，凭着才学爬到大秦丞相，看似风光，却始终被权位绑着——为保相位，他附逆赵高；为固权势，他打压异己，到最后连‘牵黄犬逐狡兔’的平淡日子都求而不得。
吾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正因看透了‘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李斯若能早悟此理，不贪那丞相之位，或许能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安享余生。世人皆为名利忙，可名利终是身外物，丢了本心换来得势，终究是一场空，李斯的结局，就是给追名逐利者的最好警示。”
北宋·王安石（政治家，变法领袖）
“李斯赢变革之勇’，却无‘变革之智’。他敢废分封、行郡县，敢改旧文、定新制，这份打破旧俗、推行新政的魄力，与吾推行新法时‘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有相通之处——变革本就需这般勇气，方能破旧立新。
可他的问题，在‘变革只重术，不重道’。他搞制度变革，却没配套民生改善；他强推集权，却用严刑峻法压制异议，最终让变革成了‘扰民之政’。吾推行青苗法、募役法，虽也遇阻力，却始终以‘利民’为根本，这便是吾与李斯的不同。变革当以‘利民安邦’为目标，若只为‘强君集权’，纵有一时之效，终会引发民怨，李斯的教训，吾在变法时时刻记着。”
明末清初·顾炎武（思想家，“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者）
“李斯之错，在混淆了‘下’与‘君主’的界限。他以为‘忠君’便是‘忠下’，以为保住秦君的权位，便是保住下的安定——可他忘了，君主无道时，臣子当以‘下’为重，而非盲从君主。沙丘之变，他若能以‘下苍生’为念，拒赵高、保扶苏，何至于让下陷入战乱？
吾谓‘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下’，是百姓的下，非君主一人之下。李斯把‘秦君之利’当成‘下之利’，为保君主私权，不惜牺牲下公利，这便是他最大的糊涂。为臣者，当以‘下为公’为念，而非‘君为私’为忠，李斯若懂此理，便不会落个‘亡国之臣’的骂名。”
近代·章太炎（思想家、国学大师）
“李斯之于秦，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制度构建’，让秦从一个西陲国，变成了一统下的帝国——郡县制、文字统一，这些举措，不仅定了秦的根基，更定了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框架，慈功绩，堪称‘千古一相’。
可他的‘法家极端化’，又毁了秦。他把商鞅、韩非的‘法治’，变成了‘严刑峻法’；把‘统一思想’，变成了‘焚书坑儒’，完全背离了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初衷，成了‘暴政’的帮凶。
李斯是个纯粹的‘技术型官僚’，有构建制度的能力，却无把握制度方向的格局——他能搭好‘帝国的架子’，却填不好‘民生的血肉’，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秦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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