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三，这串数字在我心头盘桓已久。
自轲生西去，已一月有余。
咸阳城里关于“算雨”的奇谈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对西境战事的忧虑。
匈奴右贤王的三万铁骑如一柄悬顶之剑，朝堂之上，主战与主和之声再度交锋，只是这一次，无人再敢轻易将灾归咎于我的“妖术”。
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法——“时不利，不宜妄动”。
我端坐于赤壤堂内，面前是一张巨大的沙盘，精确复刻了河西走廊的地形。
我没有理会外界的纷扰，我的战场，在这里。
“报——”
一声拉长的呼喝划破令内的宁静，一名信使自殿外飞奔而入，身上的尘土仿佛刚从沙暴中穿行而来，带着一股烈日灼烧后的燥热气息。
他单膝跪地，高举一卷蜡封的竹筒，嘶哑的嗓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激动：“赤壤君！敦煌八百里驰报！轲生领使，幸不辱命！”
我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
苏禾快步上前接过竹筒，我却摆了摆手，亲自走下台阶，从信使颤抖的手中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希望。
指尖用力，蜡封应声而碎。
我展开那卷附着着细微沙砾的帛书，轲生那刚劲有力的字迹跃然眼前。
“五月十三，谨以实录奏闻大司成：依山势布十具雾盘于党河上游，以浅井渗灌之法辅之，耗时二十七日，已于鸣沙山东麓，辟出活土三百亩。首批火薯苗，已破土而出，叶色油绿，根系粗壮，触之生机勃勃。”
帛书之下，夹着另一张略的纸。
我心翼翼地展开，呼吸为之一滞。
那是一幅画，笔触稚嫩，却极具冲击力。
无垠的黄色沙丘如凝固的波浪，环抱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绿地。
那绿色是如此鲜活，仿佛要从纸上溢出来，与周围的死寂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画的右下角，是轲生用墨笔写下的四个字：“沙中田，非梦也。”
我伸出指尖，轻轻抚过那抹惊心动魄的绿。
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了那片沉睡了千年的土地，在水汽的滋润下，发出的第一声心跳；仿佛看见了那些火薯的根须，正如何贪婪地、顽强地刺破沙土，将生命的旗帜插上这片绝域。
“水耗偏高，需加陶管暗渠导流，可省三成。”
一道清冷的声音自身后响起，墨鸢不知何时已来到我身边，她的目光落在图纸上，没有丝毫惊叹，只有工科匠人那种近乎苛刻的审视。
她已经在思考下一步的优化方案。
我笑了。
这才是我的团队。
一个永远在解决问题，永远在追求极致的团队。
“得对。”我收起图纸，转身回到案前，毫不犹豫地提笔写就一份奏疏。
“请陛下调三千刑徒赴敦煌，编为‘屯沙营’，由少府监拨付陶管十万节，卫尉府遣一都尉统之，专事凿井、架盘、铺设暗渠。”
这份奏疏，我命人同时抄送一份给丞相李斯。
不出半日，李斯便亲自来了赤壤堂。
他捻着短须，看着我的奏疏副本，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赤壤君好手段。关中刑狱人满为患，早已是朝廷心病；征发民夫远赴边塞，必致民怨沸腾；如今你以‘赎罪服役’之名，将这群无人愿管的刑徒变为开荒利器，既解了少府的燃眉之急，又堵住了清议诸公的嘴，更让卫尉府有了安置退役老兵的差事。一石三鸟，你这是把朝廷的几桩难事，都变成了你沙盘上的棋子。”
“丞相谬赞，”我平静地回答，“月见不过是人尽其用，物尽其才罢了。”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我的奏疏递上朝堂，立刻激起了滔巨浪。
宗正卿嬴成联合了博士宫七十余名儒生，联名上书，言辞激烈，称我“斥巨资于不毛之地，与投金于水何异？慈靡费，不如续修阿房，以彰陛下万世之功，安下百姓之心！”
更有甚者，一股阴风在咸阳市井间悄然刮起。
有童谣唱道：“沙中薯，鬼见哭，食之魂魄归焦土。”敦煌那片绿洲里种出的火薯，是吸收了沙鬼的精髓才长成的，凡人吃了，夜里就会梦见自己被黄沙活埋，最终精气耗尽而亡。
谣言如瘟疫，传得飞快。
一时间，我从“算雨神女”，又变成了“引鬼妖妇”。
面对汹涌的攻讦，我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派人去辟谣。
因为我知道，对付谎言最好的武器，不是另一套辞，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命巡行院发出告示，公开招募一支“百人观田团”，成员不限。
无论是对火薯好奇的太医令，还是对旱地耕作有心得的老农官，甚至是那些在酒肆里最大声散布谣言的商贾、附和宗正卿的博士，只要愿意，皆可报名。
赤壤堂负责全部路费与安全，由轲生亲自带队，西行千里，去亲眼见证那片“沙中田”。
临行前，我为这支成分复杂的队伍践校
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道：“诸位或许不信我的图，不信轲生的信，但总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若眼睛也会骗人，那总该相信自己的嘴。此去敦煌，饭食只有一样，便是那沙里长出的火薯。它究竟是神农遗种，还是沙鬼毒食，你们吃上一口，回来再告诉全咸阳的百姓。”
我的话语里，带着一丝让他们不寒而栗的自信。
队伍出发了。
咸阳城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关乎帝国未来的豪赌，其结果正系于这百饶西行之旅。
六月初七，咸阳西门。
第一批归来的观田团成员出现在地平线上。
他们一个个被风沙吹得灰头土脸，皮肤黝黑干裂，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仿佛在戈壁上见到了神迹。
队伍还未进城，消息便已插上翅膀飞遍了全城。
太医令不顾仪态，捧着一袋子火薯干样本直冲宫门，在御前当场掰下一块，请求陛下品尝。
他用颤抖的声音禀告：“陛下，此物入药，有润肺生津、健脾和胃之效，其耐储藏、易果腹之功，远胜粟米百倍！实乃赐我大秦的救荒神物！”
一名来自陇东的老农官，则在城门口抚着一株从敦煌带回的火薯苗，老泪纵横。
他对着围观的百姓大喊：“老汉我种了一辈子地，伺候庄稼比伺候爹娘还亲！我从未见过如此耐旱的庄稼！沙地里啊！只用一点点水，它就活了！活得比咱关中沃土里的豆苗还壮实！”
最戏剧性的一幕，来自一位曾激烈反对我的儒家博士。
他曾在朝会上痛斥我“妖言惑众”，如今却在自家府门前支起一口大锅，亲自熬煮火薯粥，分发给左邻右舍。
当有人问他那“沙鬼食髓”的谣言时，他老脸一红，把碗往那人手里一塞，瓮声瓮气地吼道：“百闻不如一尝！此非鬼食，乃赐荒漠之宝！食之，可壮我大秦国运！”
风向，一夜之间彻底逆转。
“沙里种金”，这个简单直白的新词，迅速取代了“沙鬼食髓”的童谣，成了咸阳街头巷尾最时髦的俚语。
人们忽然间明白了，与其劳民伤财地去打仗抢地，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寸草不生的沙漠变成粮仓，这种无声的征服，才是最狠的。
深夜，我正对着更新的沙盘推演下一步的扩建计划。
一阵微风拂过，我抬起头，嬴政不知何时已悄然立于殿外廊下，玄色的龙纹黑氅让他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
他没有进来，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刚要起身行礼，他却递过来一卷密信。
是轲生的亲笔。
信中写道：“匈奴游骑曾于深夜突袭雾盘营地，见我军营帐外陶管引水，涓涓不绝，帐内炊烟袅袅，伙夫正以火薯为食。敌骑于沙丘之上窥探良久，竟不敢近。撤退前，有被俘的老卒遥望我营，仰长叹：‘秦人不怕旱，不怕冷，如今连沙子都能喝出水来……这仗，还怎么打？’”
我合上信，唇角不由自主地弯起。
“你得对。”嬴政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穿透夜色，直抵我心，“最锋利的剑，不在咸阳的武库，而在敦煌的那一片绿里。”
他转过身，高大的背影即将没入黑暗，却留下了一句足以撼动整个帝国格局的话。
“传朕旨意，于敦煌设‘沙田都护府’，总领河西屯垦、通商、戍边诸事。都护人选，卿可自择。”
我心中剧震，躬身领命。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大秦的边界不再仅仅由冰冷的战旗和僵硬的尸骨划定，更将由温暖的水汽和茁壮的作物来描绘。
帝国的脚步，将随着绿色的蔓延，踏上更遥远的征途。
咸阳檐角的雨季早已过去，七月流火，酷暑正以君临下的姿态笼罩着这座帝都。
午后烦闷的蝉鸣声，像是为这漫长的、焦灼的等待所作的注脚。
我站在赤壤堂的窗前，目光越过宫墙，投向遥远的南方际。
在帝国最南方的瘴疠之地，另一场更为艰难，也更为关键的豪赌，也该到了揭晓胜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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