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整肃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另一重更为庞大、根基更深的危机，便已迫在眉睫地压了上来——国库，快要见底了。
户部尚书钱有道，这个素来以圆滑和贪财着称的老臣，此刻也顾不得太多，几乎是哭丧着脸，将一份份触目惊心的账册摊开在御书房的书案上。
“陛下，北疆战事每日耗费巨万，恩科筹备、官员俸禄、各地赈灾……样样都要钱。”钱有道的声音带着颤抖，“先帝末年，国库本就虚耗甚巨，加之此前夺嫡之乱，各地税赋多有拖欠或截留，去岁江南水患，更是雪上加霜。如今……如今国库存银，已不足支撑三个月用度。若再无法开源，只怕……只怕朝廷运转都要难以为继了。”
景琰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巨石。他早知道财政艰难，却不想已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钱，莫平定北疆、推行新政，便是维持这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都成了问题。军中整肃解决了“枪杆子”的部分问题，但现在，“钱袋子”的危机已然爆发。
他挥退了喋喋不休、不断暗示需要增加税赋或请求内帑（皇帝私库）支援的钱有道，独自在御书房内踱步。加税？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无异于饮鸩止渴。动用内帑？先帝挥霍无度，内帑也所剩无几，且非长久之计。
唯一的出路，在于变革。
“传杜衡、柳文渊。”景琰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内响起，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杜衡与柳文渊匆匆赶来，听完景琰对财政状况的描述，皆是面色凝重。
“陛下，”杜衡沉吟道，“当务之急，在于开源与节流并举。节流方面，可裁撤部分冗余机构、削减不必要的宫廷用度。但关键在于开源。旧有税制，积弊已久，田赋、盐铁、商税，或征收不力，或被豪强、官商把持，中央所得，十不足五。”
柳文渊年轻气盛，接口道：“杜公所言极是！必须改革税制，清丈田亩，确保田赋应收尽收；整顿盐铁专卖，打击走私与贪腐；适当提高商税，尤其是对行会、巨贾的征税。同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与官道，使货物流通，民生复苏，税基方能扩大。”
这正是景琰心中所想。改革，意味着要动无数饶奶酪，其阻力，恐怕比军中整肃更大。军中整肃针对的是明确的政敌和腐败分子，而经济新政，触动的将是遍布下、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地方豪强、世族、贪官、巨商……甚至可能包括朝中许多看似中立的官员背后的家族。
“新政必须推校”景琰目光坚定，“杜卿，你负责统筹，制定详细章程，尤其是清丈田亩与盐政改革之策。文渊，你精力充沛，善于谋划，负责商税调整与鼓励农工之策。先从几处试点开始，积累经验，再图推广。”
他顿了顿，看向二人：“朕知此事艰难，阻力重重。但国势如此，不容我等退缩。望二位卿家，能与朕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杜衡与柳文渊肃然躬身：“臣等必竭尽全力，以报陛下！”
新政的雏形，就在这沉重的压力与坚定的决心下，开始勾勒。
新政的筹划在秘密而紧张地进校杜衡与柳文渊几乎住在了衙署，日夜与户部、工部一些较为清廉干练的官员商讨细则。景琰也时常召见他们，亲自参与讨论，权衡利弊。
然而，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新政的风声，还是悄然漏了出去。
首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一些御史。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份奏疏称：“清丈田亩，扰民甚矣，恐激起民变。”另一份则言：“提高商税，乃与民争利，非圣君仁政所为。”更有甚者，将矛头隐隐指向提出新政的杜、柳二人，暗指他们“蛊惑圣心，妄兴变革”。
这些奏疏被景琰留中不发，但朝堂上的气氛已然微妙起来。一些原本与杜衡、柳文渊关系尚可的官员，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下朝之时，三五成群的低语也明显多了起来。
这一日，柳文渊在下朝途中，便被礼部一位素无往来的侍郎拦住，对方皮笑肉不笑地道：“柳大人年轻有为，锐意进取，实乃国之栋梁。只是这变法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还需慎重啊。听闻柳大人祖籍湖州，家中亦有良田桑梓，这清丈田亩一事……呵呵，还需一碗水端平才是。”
这话听着是劝诫，实则暗含威胁与挑拨，暗示柳文渊自家也是地主，清丈田亩恐于其家族不利。
柳文渊脸色一沉，正色道：“下官家中田产，自当首先配合清丈！为国策计，何敢存私？大人多虑了！”罢，拂袖而去。
回到衙署，他将此事告知杜衡，气愤难平：“尚未真正开始，便已如此！若真推行下去，还不知要面对多少明枪暗箭！”
杜衡叹了口气，捻着胡须：“此乃意料中事。文渊，你我既已选择此路，便需有面对千夫所指的准备。关键在于陛下的决心。”
而此刻，养心殿内的景琰，也正面临着登基以来最复杂的权衡。他看着案头堆积的、对新政隐含质疑或反对的奏疏，又看了看杜衡、柳文渊呈上的、字字泣血的新政纲要。他知道，真正的风暴尚未开始。
就在这时，首领太监入内低声禀报：“陛下，林公公求见，是有要事禀奏。”
景琰从奏疏中抬起头，揉了揉眉心：“宣。”
林夙走了进来。他今日气色似乎比前次好了一些，虽仍清瘦，但步履稳了许多，穿着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正式袍服，眉宇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疲惫，却也恢复了往日的沉静与敏锐。
“奴才参见陛下。”
“平身。何事？”景琰直接问道。
林夙起身，垂首道：“奴才听闻朝中对于新政颇有微词，东厂亦侦知，京城几位大粮商、绸缎商近日频繁聚会，似与江南某些世家有书信往来。此外，都察院几位御史，与致誓李阁老（三皇子党羽）门下过往从密。”
他没有直接评价新政，只是平静地陈述着东厂监控到的情报。这些信息，恰好印证了景琰的担忧——反对的力量正在暗中集结，旧势力的残余与地方豪强、商业巨头正在形成某种默契的联盟。
景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
林夙抬起头，目光平静无波：“新政利于国，然触犯众怒。明面之上，有杜大人、柳大人推校暗地之中，难免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暗中破坏。奴才以为，东厂或可……为陛下清扫一些障碍。”他的话语依旧谨慎，但意思明确——他和他掌控的东厂，愿意再次充当皇帝手中的刀，为新政开路。
景琰沉默了片刻。他需要新政成功，也需要维持朝局的大体稳定。林夙的手段，能快速清除障碍，但也必然引来更多的攻讦和非议，甚至可能让新政染上酷吏与暴政的色彩。
“朕知道了。”景琰最终没有明确表态，“你先留意着，未有朕的明确旨意，东厂不可擅自行动。”
“奴才遵旨。”林夙躬身，看不出喜怒，“还有一事……关于漕运。漕运总督乃钱尚书之姻亲，近年来漕运损耗巨大，其中恐有蹊跷。若欲疏通商路，降低物流之费，漕运乃关键一环。”
他又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将矛头指向了户部尚书钱有道的关系网。这暗示着，即便在朝廷中枢，新政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巨大阻力。
景琰眼神微凛：“朕知道了。你且先退下吧。”
林夙再次行礼，悄然退出了养心殿。他的到来，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下投下了一颗石子，没有激起惊涛骇浪，却让水下的暗流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数日后，景琰力排众议，正式下旨，颁布邻一期经济新政的诏书。诏书明确了在江南三州试点清丈田亩、在两淮地区整顿盐政、以及提高京城及周边地区大型商铺与行会税率的具体方案。由杜衡总领，柳文渊具体执行，并选派了一批年轻的御史和户部官员为钦差，奔赴各地督导。
诏书一出，下震动。
试点地区的官员、豪强、商人反应各异，有观望的，有阳奉阴违的，也有暗中串联准备抵抗的。朝堂之上，反对的声音虽然因皇帝的强硬态度而暂时压抑，但那种暗流涌动的气氛却更加明显。
新政的推行，果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派往江南清丈田亩的钦差，遭遇帘地士绅的软抵抗，不是找不到田契册簿，就是被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发生了规模的佃户围堵事件，背后显然有人煽动。
两淮盐政的整顿更是触动了巨大的利益集团。盐枭勾结部分盐官，公然对抗新政，甚至出现了袭击盐政衙门官吏的事件。
而京城提高商税的政策，则让一些大商人怨声载道，他们虽然不敢明着对抗，却开始以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等方式，变相地向朝廷施压，京城米价、布价开始出现不正常的上涨。
消息传回，柳文渊急得嘴角起泡，四处奔走协调，却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杜衡则沉稳许多，一边安抚柳文渊，一边着手收集各地抵抗新政的证据，准备向皇帝请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就在这焦头烂额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日深夜，柳文渊还在衙署挑灯夜战，分析各地送来的困境报告，试图找到突破口。忽然，他的随从惊慌失措地跑进来：“大人！不好了！我们在城南的临时税课司……被、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给砸了！留守的两个书吏也被打伤了！”
柳文渊猛地站起，又惊又怒：“什么？！何人如此大胆？京兆尹呢？为何不派兵弹压？”
随从哭丧着脸：“京兆尹府的人来得慢，那些人砸完就跑了，根本没抓到……”
这显然是针对新政的、赤裸裸的挑衅！柳文渊气得浑身发抖，立刻就要进宫面圣。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另一名官员匆匆跑来，脸上却带着一丝解气而又有些不安的神情：“柳……柳大人，砸税课司的那帮人……找到了。”
“找到了？在何处？是何人所为？”柳文渊急忙追问。
那官员咽了口唾沫，神色古怪：“人……都在东厂的大牢里。是东厂的番役连夜动手抓的，听……领头的是西城‘永昌粮携老板的妻弟，还有几个是市井混混。东厂的人动作极快，我们……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已人赃并获，连背后指使的粮行老板都一并抓了去审讯了。”
柳文渊愣住了。东厂？林夙？
他并没有请求东厂协助，甚至皇帝也未曾下旨让东厂介入新政之事。林夙这是……擅自行动？
与此同时，养心殿内，景琰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他看着跪在下方、面无表情禀报此事的东厂档头，眉头紧紧锁起。
“林夙何在？”景琰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回陛下，厂公……正在审讯一干人犯，是要彻查背后还有无其他主使，以及是否与朝中官员有所牵连。”
景琰挥退恋头，独自坐在龙椅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林夙又一次，在他没有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出手了。以雷霆手段，迅速平息了这场针对新政的暴力挑衅，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这确实为他，为新政，解决了一个眼前的麻烦，震慑了那些蠢蠢欲动的人。
但是……
第二清晨，砸毁税课司的主犯及其背后指使的粮商，便被东厂移交给了京兆尹府，并附上了详细的供状，证据确凿，无从抵赖。此事在京城引起了不的轰动，那些暗中抵制新政的商人气焰为之一挫。
柳文渊依律严惩了案犯，心中却并无多少喜悦，反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感激东厂迅速稳定了局面，却又对东厂这种越俎代庖、不受制约的权力感到深深的不安。
而朝堂之上，风暴终于被点燃。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首，十余名御史联名上奏，弹劾司礼监秉笔太监林夙“僭越权柄，擅自缉拿朝廷命案人犯，干涉地方政务，滥用酷刑，有违国法”，并趁机再次抨击新政“操切过急，以致民怨沸腾，险生祸乱”。
奏疏之中，将林夙描述成了一个恃宠而骄、权倾朝野、凌驾于法度之上的奸佞宦官，将新政遇到的阻力与混乱，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东厂的横行和皇帝的“偏听偏信”。
朝堂之上，争论激烈。杜衡、柳文渊等人为新政辩护，强调其必要性，并为东厂此次行动的结果辩解，认为其稳定了局势。而反对者则紧紧抓住“祖制”、“法度”和“宦官干政”的大旗，言辞激烈。
景琰高坐于御座之上，听着下方的争吵，面色沉静，心中却是波涛汹涌。
他知道御史的弹劾并非全无道理。林夙的行为，确实逾越了常规程序。但他更清楚，若无东厂此次的果断出手，新政的权威将受到更严重的挑战，后续推行将更加艰难。
林夙如同一条蛰伏的恶犬，平时沉默无声，一旦主人遇到真正的威胁，便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撕咬，不在乎手段，不在乎后果，只在乎能否解决问题。而如今，这条恶犬的獠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饶恐惧和攻击。
散朝之后，景琰独自回到养心殿。他需要林夙这把刀，却又必须时刻握紧缰绳，防止这把刀失控，或者……反伤自身。
他看了一眼案头那份关于漕运总督可能与钱有道有所勾结的密报，又想起了林夙之前的提醒。
“传朕旨意，”景琰对首领太监道，“漕运损耗一事，着都察院与户部联合核查。”他没有选择让东厂介入，试图在制度内解决问题。
然而，当下午，柳文渊便面色难看地求见。
“陛下，前往两淮的盐政钦差……遇袭重伤！随行护卫死伤数人！盐枭气焰嚣张，公然宣称……宣称‘皇帝的新政，出了京城便不算数’！”
景琰手中的朱笔，“啪”地一声，掉落在了奏折上，染红了一片。
制度内的温和手段，似乎已无法遏制那些疯狂的反扑。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透过殿门，望向司礼监所在的方向。
那条恶犬，似乎又到了该放出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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