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有气味的，有形状的，有纹理的，也是无法掩饰的。
2019年深秋的一个午后，阳光透过北京严重的尘霾，挣扎着挤进这间即将被清空的书房，在堆积如山的书籍和纸箱上投下病态的昏黄光斑。刘致远，时年五十岁，窝在躺椅上品茶，他也正准备搬离这座住了整整二十年的老房子。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灰尘的干涩，以及一丝若有若无、来自那个老榉木书桌的樟木味儿。这气味像一把无形的钥匙，不经意间打开记忆的闸门。
搬家是妻子的主意，她这套位于北五环外的老房子区环境太差，物业管理混乱，没有电梯，而且我的书房“堆满了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垃圾”，阻碍了她拥抱新时代的步伐。我无力反驳，冉中年，许多坚持都变得可笑，包括对这间老屋，特别是对这间书房的莫名眷恋。
整理工作进行得缓慢而艰难。每一本书，每一叠稿纸，都可能牵扯出一段尘封的往事。就在清理那只跟随我大学四年、又辗转多个城市的榉木书桌最底层抽屉时，指尖触到了一片硬挺的，带有微妙弧度的信封。那触感陌生又熟悉，带着时光包浆后的温润。
我心翼翼地，几乎是屏住呼吸，把它从一堆废旧钢笔、褪色奖状和过期的证件下面抽了出来。
是一张车票。或者，是半张硬卡片。边缘已经磨损起毛，原本应该是鲜艳的底色，现在褪成了陈旧的土黄。铅印的字迹大部分已然模糊，像被雨水反复打湿过，但那个日期，却像一枚烧红的烙铁，穿透了近三十年的时光屏障，依然清晰地、带着灼痛感，烙印在纸上——
1991年7月15日。
站台票。
车票背面，还有当年无意识蹭上的，一抹早已干涸发黑的蓝色墨迹，形状像一片迷你的，扭曲的梧桐叶。我甚至能恍惚记起，那我别在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正是一支英雄牌钢笔，灌满了鸵鸟牌蓝黑墨水。
心脏，像是被一只从时间长河里伸出的无形的手，轻轻地却又无比精准地攥了一下。不疼，但是那沉甸甸的饱含水分般的酸胀感，却瞬间顺着血管和神经，汹涌地蔓延至四肢百骸。耳朵里出现短暂的嗡鸣。随即，仿佛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了那个夏特有的，混合着知了垂死般嘶鸣与绿皮火车粗重汽笛的喧嚣。
1991年。一切的开始，一切的转折，一切的悲欢离合，似乎都浓缩在这张的、泛黄脆弱的纸片上了。
我瘫坐在蒙尘的旧藤椅上，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目光穿透2019年浑浊的空气，努力回溯着1991年那个对我而言，仿佛创世纪般的年份。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刚刚从省城的北方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那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晖尚未完全褪去的年代，也是“下海”经商的潮声，隐隐从南方沿海传来，开始撩拨内陆青年心弦的年代。校园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音乐在交替播放着，完美地诠释了我们那一代人矛盾撕裂的心绪，既怀抱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豪情，又对即将扑面而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与茫然。
“之骄子”的光环还在，但已经不那么耀眼了。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虽未取消，但“双向选择”的苗头已经出现，铁饭碗的含金量，在市场经济初露的锋芒前，似乎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系里的毕业动员大会上，那位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满口“忧国忧民”的李教授，扶着他的塑料框眼镜，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同学们，你们是幸阅，也是肩负重任的。走出校门，无论分配到什么岗位，都不要忘记‘文以载道’的初心，不要辜负了这四年的书香熏陶。”
台下掌声热烈，但，眼神各异。有人目光坚定，有人面露迷茫，也有人，比如我身边坐着的王胖子，眼神里闪烁的，完全是另一种光芒，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对窗外世界的渴望。
分配方案最终下来了。我，刘致远，被分配回了老家——那座位于华北平原、籍籍无名的工业城——清河剩接收单位是市文化局，一个在父母和邻里眼中，堪称“金不换”的绝佳去处—。工作清闲，稳定，出去体面。
拿到那份盖着鲜红大印的派遣单时，我的心情复杂难言。一方面，一种尘埃落定的虚脱感，确实让我松了口气，毕竟不用为工作奔波了；但另一方面，那份轻飘飘的纸张，又像一道冰冷无情的界限，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与无限可能性的大学四年，与一眼几乎能望到头的按部就班的未来，清晰地残酷地划分开来。
母亲高忻当晚上就包了我最爱吃的韭菜牛肉馅饺子，父亲则难得地开了一瓶存放多年的“莲花白”，给我倒了半杯，自己抿了一大口，黝黑的脸上泛着红光，：“好，文化局好，跟文字打交道，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你爸我在车间里摆弄铁疙瘩强多了。”
我看着他们欣喜而满足的脸，将喉咙里那点关于“文学梦想”“精神自由”的论调，默默地就着饺子咽了回去。我知道，在我的家庭，在我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那些东西太过奢侈，也太过“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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