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实验室的木棚在海风中吱呀作响，里面却是一派热火朝的景象。巨大的水槽波光粼粼，不同比例的船模正在接受阻力测试；风帆阵列前，学子们记录着不同角度下的受力数据；角落的木桌上，摊开着数张新旧不一、笔迹各异的南海海图，有的来自陈万钧商行，有的来自官府存档的副本，还有几张是学子们根据老舵工口述勾勒的草图。这些海图共同的特点是：粗略、失真、且信息标注方式杂乱无章。海岸线扭曲，岛屿位置模糊，水深标记多用“浅”、“险”、“可泊”等模糊词汇，航向距离则依赖“更”、“针路”等经验性描述。
云湛站在图前，眉头微蹙。这样的海图，用于近岸熟悉航线尚可，一旦进入陌生海域或遭遇意外偏离航线，其可靠性便大打折扣。他知道，是时候引入一套更系统、更精确的制图与定位方法了。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种认知框架的革新。
他将数学院和部分对航海有兴趣的格物院学子召集到致知堂，没有直接摊开现代地图，而是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
“诸位，我们如何确定地面上一点的位置？”云湛问道。
学子们面面相觑。有人迟疑道：“可……可以描述其所在州县、乡村？”
“若在茫茫大海之上，无州县乡村可依，又当如何？”云湛追问。
堂内沉默。老舵工们或许能靠熟悉的山形水势、星象、罗盘大致定位，但那依赖于经验和记忆，难以精确传达。
云湛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假设这是大地。”他在圆上任意点了两个点A和b，“我们如何准确告诉别人b点相对于A点的位置？”
他先引入“方向”的概念，结合罗盘上的“二十四向”，让大家理解可以用角度来描述方向。然后，他拿起一根绳子，在圆上比划：“仅有方向还不够。我们还需知道b点距离A点多远。这就需要统一的尺度来测量距离。”
这些都是基础，学子们尚能理解。接着，云湛抛出了关键的新概念。
“但是，如果两点相隔极远，比如从广州到占城（今越南中部），我们无法直接用绳子丈量。而且，大地并非平板，而是……”他顿了顿，选择了一个更易接受的表述，“而是一个巨大的球面。在球面上确定位置，需要一套不同的方法。”
他拿起一个提前让木工制作的、粗糙的木制地球仪（只有大致轮廓，无细节）。“想象我们在这球面上。如何定位？”
他在赤道位置画了一条线。“我们可以假想一条环绕球体、距离南北两极相等的线，称之为‘赤道’。”然后，他画了一系列与赤道平行的虚线，“这些是‘纬线’，它们指示一个地点在赤道以北或以南多远。我们如何测量这个‘远近’呢？用角度。”
他用两根细绳在地球仪上演示：一根从球心指向赤道某点，另一根从球心指向球面任意一点，两根绳子之间的夹角，便是该点的“纬度”。北极为北纬九十度，南极为南纬九十度，赤道为零度。
“那如何测量这个角度？”云湛拿出了学生们之前用于测量日影的简易象限仪（四分仪）模型。“我们可以观测太阳或特定星辰在一中最高点的高度，再结合当日节气（太阳赤纬），通过计算，来推算我们所在地点的纬度。”他详细讲解了利用正午日影长度或夜间观测北极星（在南海纬度较低，观测困难，但原理可讲）来估算纬度的原理，并给出了简化后的计算公式和对照表。这些计算虽然繁琐，但对于已打下一定数学基础的学子来，并非不可理解。
接着是“经度”。云湛坦承，这是更大的难题。“经度是东西方向的位置，需要知道本地时间与一个标准地点（比如我们定京师或某重要港口）的时间差。而精确计时，在当下极为困难。”他没有好高骛远地提及精密钟表，而是提出了一个现阶段可行的替代思路：“我们可以通过观测月掩星、木星卫星掩食等特定象（这些象发生时刻对全球观测者理论上是同一瞬间），来推算经度差。但这需要长期、精确的象观测记录与预报。”他坦言此法目前难以实用，但指明了方向，并将长期文观测列为书院未来的重要课题之一。
“尽管经度精确测定极难，”云湛总结道，“但仅靠相对精确的纬度，结合方向与航程估算，已能极大改善海图的准确性与实用性。我们可以先绘制以纬线为基准框架的海图。”
他将学子们分成两组。一组，由柳文渊带领，负责系统整理、校验从各方搜集来的南海地理信息：港口、岛屿、暗沙、礁石、水深点（通过铅锤测深，虽粗糙但比没有强）、洋流季节规律、主要风向等。他们需要将这些信息尽可能准确地放置到以新定纬度线为纵轴、以某一基准经线（暂定广州港）为横轴的坐标系草图上。
另一组，则由石水生和几位动手能力强的学子负责，在云湛指导下，尝试研制用于测量体高度的更精密仪器——简易六分仪的原型。
真正的六分仪结构复杂，依赖反射镜和精密刻度。云湛简化了设计。核心原理是利用两次反射，将体（如太阳）与地平线的影像重合，从而直接读出高度角。他指导学子们用打磨平整的铜片做镜面，用硬木做框架和刻度弧（先将圆周分为360度，再取60度弧长，故称“六分”），用鱼胶和细铜丝进行固定和调整。
最初的几个原型粗糙不堪，镜面不平，枢轴松动，刻度粗糙。测量误差动辄好几度。但学子们并不气馁。他们在晴朗的日子里反复测试，对比不同原型的结果，记录误差。李栓发挥铁匠手艺，尝试打造更光滑的枢轴和卡尺；对光学感兴趣的徐焕则琢磨着如何更好地打磨镜面、减少影像畸变。云湛不时提出改进意见，但更多是让学子们在失败中自己摸索。
与此同时，柳文渊组的工作也遇到了困难。不同来源的信息矛盾重重，许多岛屿的位置众纷纭，水深数据更是稀缺。他们不得不反复比对、咨询老舵工，甚至计划在陈万钧商船下次出海时，派几名学子随行，实地测量一些关键点的纬度和地形特征。
绘制工作进展缓慢，但每一笔落下都更加审慎。他们不再满足于“大约在此”，而是尽力标注出推测的误差范围。海岸线被用更流畅、基于更多测量点的曲线重新勾勒；重要的航路点上，开始尝试标注估算的纬度和相对方位、距离；危险区域被用更醒目的符号标出，并附上已知的潮汐、水流影响明。
几个月后，一张与旧海图风格迥异、布满经纬网格、标注着各种新式符号和数据的《南海形势新测草图（初稿）》被悬挂在航海实验室的中央。虽然仍显粗糙，许多区域仍是空白或打着问号，但其展现出的系统性、精确性追求，令前来参观的陈万钧和几位老舵工叹为观止。
“这图……看着就明白！”一位老舵工指着图上清晰标注出的几处暗礁和推荐的绕行航线，“比俺们心里那本账，清楚多了！要是早几十年有这，俺那艘船……”他摇摇头，没下去。
陈万钧摩挲着下巴，目光灼灼：“云山长，此图虽未完备，但已见章法。若真能逐步填实，尤其这纬度若能测得再准些，于我辈航海之人，不啻于多了双千里眼！这六分仪……可能再精进些？”
云湛看着仍在埋头调试仪器、额头冒汗的石水生和徐焕，微笑道：“器物之精，非一日之功。然方向既明，假以时日，必有进展。届时，海图可依实测纬度校准，航行可赖更准之仪器定向定位，虽前路漫漫，总好过盲人摸象。”
海图革新的种子已然播下，简易六分仪的雏形正在工匠学徒的手中经历锤炼。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充满了错误与修正，但它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从依赖模糊经验和口传心授，转向追求可测量、可记录、可验证的系统化地理知识。南海的波涛之下，一张试图用理性和数据编织的安全之网，正在格物书院学子们的笔下和手中，缓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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