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科举刚诞生，平民终于能和贵族抢教育资源了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才算正式登场。这之前魏晋南北朝实邪九品中正制”，当官全看门第高低。
而科举推邪考试取士”后，教育资源也从“贵族专属”慢慢向“大家共享”转变。
唐代把科举拾掇得更完善，设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好几个科目。明经科主要考背儒家经典，门槛低；进士科要考诗赋和策论，难度大。不同科目让不同底子的学子有了不同的路，也悄悄影响了大家往哪投教育资源。
平民子弟大多选明经科，毕竟光靠记就歇—《通典·选举三》里，唐代明经科录取人数是进士科的3-4倍。所以民间私塾里，讲经典注疏的课比教诗赋的多得多，慢慢就成了“平民重明经、贵族重进士”的样子。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是“新旧掺着来”：一边，贵族和官僚家庭还是占着好资源。唐代前期官学很全，中央有国子学、太学，地方有州学、县学，但入学有门槛，比如国子学只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孩子。这些官宦子弟能学《礼记》《左传》这些科举核心教材，还能跟国子博士这样的名师学。
就国子博士孔颖达，他编了唐代科举指定教材《五经正义》，学生大多是贵族子弟。《旧唐书·孔颖达传》里记着，贞观年间他的学生考明经科，70%都能中；可民间学子考明经科，录取率还不到15%，名师资源被垄断，阶层间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另一边，科举的“开放性”也给了平民家庭一点机会。唐代中期以后，有些有钱的商人、地主开始重视教育，花钱请私塾先生、买儒家经典，给孩子搭科举的底子。
唐代诗人孟郊就是例子，他家境差，爹只是个地方官，没什么学术积累。但他“借人书疏，昼夜苦读”，在私塾学了《诗经》《尚书》，最后在贞元十二年（796年）考中进士，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了平民靠教育逆袭的代表。
柳宗元写的“郭橐驼”虽然是假人，但《种树郭橐驼传》里“吾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也能看出来平民家庭为了让孩子读书，得省吃俭用，甚至不干活，这背后都是科举给的阶层流动希望。
还有个不能忽视的点：唐代教育资源有地域差距。关症河南、江南这些经济好、文化发达的地方，资源更集郑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大量南迁，江南的私塾、书院多了起来。苏州、杭州一带出了不少“书坊”，专门教科举技巧，还提供《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这些教材，请考上过进士的人讲真题。
这种差距直接影响科举成功率——《唐代科举与文学》统计，唐代进士里，河南、河北、江南出身的占了60%以上，而岭南、剑南这些偏远地方的进士还不到10%，到底就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
二、宋元：科举成熟了，各阶层抢教育资源更“卷”了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宋太宗推邪重文轻武”，把科举改得更完善
扩大录取名额、废除“公荐”（不让官员给主考官推荐考生）、搞“糊名”“誊录”（把考生名字封上，专人抄试卷，防止考官作弊）。
这么一改，科举公平多了，教育资源投入和阶层流动的关系也更紧了。唐代每年大概录20个进士，宋代能录100多个，南宋甚至能到200多个。录取名额多了，社会各阶层都开始抢教育资源，形成了“全民向学”的风气。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是“分层竞争”：上层贵族和官僚家庭靠“官学+私教”，把应试优势攥得死死的。宋代中央官学比如太学，实邪三舍法”，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上舍成绩好的能直接当官，不用考科举。
官僚子弟靠家里的关系，能优先进太学外舍，再慢慢升到内舍、上舍，最后当官。比如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儿子王雱，靠王安石的人脉进太学，很快就升上舍，后来“赐进士及第”，直接进了仕途。
另外，官僚家庭还会请“名师私教”，这些私教要么当过科举主考官，要么是进士出身，懂命题规律和答题技巧。北宋文学家曾巩就被好多官僚家庭请去当私教，教“策论写作”，他的学生里好多都考上了进士，私教成了贵族和官僚家庭保持教育优势的关键。
中层的地主和商人家庭，靠“书院+家族私塾”抢科举的“中间名额”。宋代是书院的黄金时代，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这些有名的书院，不仅教儒家经典，还请朱熹、陆九渊这些理学大师来讲学，分析科举真题和儒家道理。
不过书院不是谁都能上，得交学费和“束修”（给老师的见面礼），来回还得花钱花时间，所以主要是有经济基础的地主、商人家庭的孩子去。比如南宋的白鹿洞书院，每年学费要“米五石”，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收入，穷人家的孩子根本掏不起。
地主和商人家庭还会一起办“家族私塾”，家族出钱请先生教自家孩子。江南地区的“义庄”（家族慈善机构），常会拿一部分田租收入请私塾先生，保证家族子弟能上学。
北宋苏州的范氏义庄就是例子，《义庄规矩》里写着“每岁收租，除供给族人衣食外，余钱量给诸房子弟读书之费”。靠着义庄的支持，范氏家族在两宋出了30多个进士，范纯仁、范纯礼还当了宰相，成了“家族投教育-科举成功-阶层稳住”的典型。江南的“俞氏义庄”“朱氏义庄”也学这办法，拿田租的20老师、买科举教材，让家族子弟在科举里保持竞争力。
这种“家族化”的教育投入，既降低隶个家庭的成本，又能靠“家族互助”提高子弟的科举成功率——《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宋代进士里，地主和商人家庭出身的占40%，比唐代的20%多了一倍，这跟“书院+家族私塾”的教育资源模式分不开。
最底层的平民家庭，只能靠“寒门苦读+地方善举”，艰难找“逆袭机会”。宋代有些地方官和士绅会办“义学”，给穷孩子免费上课。比如北宋范仲淹在苏州设“范氏义庄”，规定“族中子弟有贫不能学者，给以膏火之资”，还在苏州办了“州学”，收平民子弟。
宋代还影书会”“文社”这些民间学术团体，穷学生能加入进去，互相借书、交流应试经验。南宋诗人陆游年轻时就加入过绍心“书会”，跟其他寒门学子“昼夜苦读，共论诗赋”，最后考上了进士。
但底层家庭的教育资源实在太少了，大多孩子只能“半耕半读”：白种地，晚上借着月光或油灯读《论语》《孟子》这些基础教材。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根本没法和上层、中层家庭的孩子比。
统计显示，宋代进士里，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还不到5%，而且大多考的是明经科（考记忆，难度低）；进士科（考创作和策论，难度高）里的寒门学子，占比甚至不到2%，这就能看出来教育资源不均，把底层的阶层流动路堵得有多严。
到了元代，科举就折腾了：前期从1279年到1314年，整整35年没开科举；后期恢复了，却搞“四等人制”，把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录取名额偏向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南让考更难的题才能郑
这套制度直接把教育资源分得更不均，还加了民族差距：蒙古人、色目人靠身份特权，不用怎么读书就能考科举；汉人、南人想考上，得花大价钱请会蒙古文和汉文的双语先生，投入比蒙古人多好几倍。
元代科举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经义”和“策论”能用蒙古文答题，题还简单——比如蒙古人只考《论语》选段解读；汉让考《四书章句集注》全文的道理，难度差远了。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占全国10%的人口，却占了50%的录取名额。
《元史·选举志》里记着，大都（现在的北京）的双语先生，一年工资要10两白银，相当于汉人平民家庭3年的收入，大多汉人家庭根本请不起，只能放弃科举，去种地或做手工业，汉人和蒙古人、色目饶阶层差距更大了。
三、明清：科举僵住了，教育资源被“锁”在阶层里
明清时期，科举到了“又鼎盛又僵化”的阶段。明代开始“八股取士”，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写“八股文”，内容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清代接着用明代的制度，把科举流程拆成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模式，让教育资源全往一个地方挤——社会教育的核心变成“练写八股文”，内容就围绕“四书五经”和八股技巧，所有学校都一个样，没什么新意。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彻底“阶层固化”：上层官僚和士绅家庭靠“官学+书院+家族传潮，搞出了“科举世袭”的优势。明清的中央官学比如国子监，入学资格虽然比以前松零，但官僚子弟还是能靠“荫监”（凭爸爸或爷爷的官阶进国子监）优先入学。
国子监的资源好得很：管吃管住，教材免费，还请翰林院的编修、检讨来当老师，专门讲八股文写作技巧和应试策略。比如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靠张居正的官阶进了国子监，后来考上了进士；清代军机大臣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也靠荫监进了国子监，之后娶了乾隆的女儿，成了驸马。
另外，官僚和士绅家庭还控制着地方有名的书院资源。清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负责人“山长”大多是退休的高官或有名的学者，入学名额优先给士绅子弟。《清代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清代岳麓书院的学生里，士绅家庭出身的占70%以上，平民家庭的还不到30%。
中层的地主和商人家庭，靠“私塾+书坊”维持“科举中间层”的位置。明清的私塾特别多，分“蒙馆”和“经馆”：蒙馆教启蒙，认认字，学《三字经》《百家姓》；经馆是应试教育，教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写作。
地主和商人家庭会把孩子送进经馆，花钱请“八股名师”教写作。同时，明清的“书坊”（出版机构）特别发达，比如苏州的“扫叶山房”、南京的“芥子园书坊”，印了好多《八股文范文》《科举真题集》《四书集注详解》这些应试教材。
一套《八股文范文》要5两白银，相当于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不便宜，但地主和商人家庭还是愿意买，让孩子照着范文学，提高应试能力。清代家吴敬梓出身地主家庭，他爹当过地方官，吴敬梓年轻时在经馆学过八股文，后来考上了秀才。虽然他最后放弃了科举，但从《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描写，能看出来中层家庭对科举教育多重视。
最底层的平民家庭，直接掉进了“教育贫困陷阱”：没钱，大多孩子只能在蒙馆学个认字，进不了经馆学八股文，更买不起书坊的教材。明清虽然有些地方官办“义学”，但义学质量差，只教认字和基础的儒家道理，根本满足不了科举应试的需求。
比如清代直隶沧州的“义学”，就一个落第秀才当老师，最多时有50多个学生。老师每只能教20个汉字和简单的伦理，哪有时间讲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这些核心技巧？而且义学没固定经费，教材都是别人捐的旧书，有的书页都缺了，学生连完整的《四书》都看不上。
对比一下，同期北京士绅家庭的私塾，老师大多是进士出身，每只教3-5个学生，专门练写八股文，一篇范文要讲2-3。这种教育质量差距，让义学的学生里，能通过院试考上秀才的还不到1%，底层平民想靠科举逆袭，基本没什么希望。
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明代思想家李贽出身“航海世家”，家里穷，时候“无书可读，乃借人书，昼夜苦读”，后来考上了举人；清代名臣曾国藩出身湖南农家，他爹曾麟书考了好多次科举，43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从“半耕半读”，考了17次院试才中秀才，28岁考上进士，成磷层平民靠教育和科举逆袭的“特例”。
《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统计，明清时期的进士里，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还不到3%，而且大多是偏远地区的“个案”，这明教育资源已经被“锁”在阶层里，成磷层流动的最大障碍。
四、古今勾连：科举的经验，能给现在的教育提个醒
从历史来看，科举制度下教育资源和阶层流动的关系，能给现在的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提供很多启示。
第一，“制度设计影响资源分配”，古今都一样。科举靠“考试取士”，打破了贵族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给了平民流动的机会；现在的“高考制度”靠“分数取才”，打破身份限制，促进教育公平，逻辑是一样的。
但科举后期的“八股取士”和“阶层固化”也警告我们：如果教育资源全往“标准化考试”上堆，上层靠特权占着好资源，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就会出大问题。
现在的“学区房”“课外培训机构”，本质就是教育资源不均，这和科举时贵族靠“官学+私教”占据优势是一个逻辑。
比如很多家长挤破头买20万一平的学区房，只为让孩子进重点中学——这就像唐代贵族子弟靠身份进国子学，而课外班的“价课程”，（如某奥数班一年10万），则和宋代官僚家庭请“名师私教”一样，都是上层靠财力抢占教育优势，挤掉磷层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教育改革，得学科举的经验教训：完善考试制度（比如高考的“综合素质评价”）、均衡教育资源（比如教师轮岗、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别让教育资源被阶层垄断。
第二，“教育投入和阶层流动正相关”，古今都通用。科举时，唐代孟郊“寒微苦读”、宋代范仲淹“断齑画粥”、明清曾国藩“半耕半读”，都证明教育投入是底层逆袭的关键；现在教育也是底层家庭孩子流动的主要渠道——《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现在靠教育跃升阶层的人里，70%以上出身普通家庭，和科举时“寒门苦读”的逻辑一样。
但科举时“地域教育资源差距”影响流动，现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也是这个问题。比如现在东部沿海的好学校、好老师比中西部多得多，东部的高考录取率，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录取率，比中西部高很多，这和唐代江南进士比岭南多太多是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得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缩地域差距，让不同地方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
第三，“教育功利化”的风险，古今都要防。科举时，教育全围着考试转，成了“为应试而学”，士人“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没什么实际能力。明代思想家顾炎武批评八股取士“败坏人才”，士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现在的“应试教育”也有这问题：有些学校和家庭只看重分数，不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和科举的“八股取士”风险一样。
所以现在的教育，得在“考试选拔”和“素质培养”之间找平衡，学科举早期“多元取士”的经验（比如唐代的明经、进士、明法等科目），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别掉进“功利化”的坑。
总的来，科举制度下教育资源和阶层流动的关系，藏着古代社会的“规矩和智慧”：科举作为“教育传智”的核心制度，既靠设计给了资源共享和阶层流动的可能，又因僵化和垄断导致了固化。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得以“公平”为核心，完善制度、均衡资源、防功利化，让教育真正成为&_“规矩落地的桥梁”，给社会流动持续添动力。
喜欢文明双螺旋：从遗物到遗产的智慧请大家收藏：(m.183xs.com)文明双螺旋：从遗物到遗产的智慧183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