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教育体系的“规矩构建”
第二节 双轨选拔与“复其身”：生源的准入规矩
汉代太学的生源准入，并非“随机选拔”，而是通过“双轨并行的渠道”与“严丝合缝的标准”，构建起“筛选德才、兼顾央地”的准入规矩——这一规矩既确保了生源质量，又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人才权益，更通过“复其身”的待遇设计，让“入太学”成为当时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其核心逻辑可拆解为“双轨渠道的分工与衔接”“资格筛选的双重维度”“待遇设计的激励与保障”三部分，每一环都体现了“官方教育服务于治国需求”的底层逻辑。
一、双轨渠道：太常选拔与郡国推荐的“分工与协同”
公孙弘设计的“太常选拔+郡国推荐”双轨制，并非简单的“京师与地方两条线”，而是有明确的分工与协同逻辑，确保“中央可控、地方参与”。
“太常选拔”面向京师地区，由太常直接负责。太常作为九卿之一，掌“礼仪、祭祀、文化教育”，其选拔的生源多为两类：一是“京师官吏子弟”，如《汉书·儒林传》记载的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萧望之本为地方学子，因“以令诣太常”（按朝廷法令被推荐至太常），实则属于“太常选拔”的延伸；二是“京师本地通晓文学的平民”，需满足“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的基础条件——“年十八已上”对应汉代“成年授田”的制度，意味着弟子需具备“独立承担学业与未来仕进责任”的成年身份；“仪状端正”并非单纯“外貌俊美”，而是“举止端庄、符合儒者礼仪”，如东汉《汉官仪》注引“太常选士，必求貌类颜回、言似子贡”，虽有夸张，却印证了“仪状”背后的“品行象征”。
“郡国推荐”则是地方人才进入太学的核心渠道，流程更为严谨，需经过“县选—郡核—计偕赴京”三级环节。首先由“郡国县道邑”的县长、县令（基层长官）筛选本地“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好文学”是学识基础，即需粗通儒家典籍；“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是品行要求，需经乡邻与基层官吏认可，无“不孝、违法”等劣迹；“出入不悖所闻”则强调“言行一致”，避免“表面合规、私下失德”。筛选后，县令将名单上报给郡守（二千石官员），郡守需“谨察可者”，即通过“询问乡老、核查履历”再次审核，确保无“冒名顶替、品行虚假”者。最终，通过审耗弟子需随“计吏”（地方赴京师汇报政绩的官吏）一同前往太常，称为“与计偕”——这一安排既省去淋子单独赴京的成本，也让计吏承担“护送与担保”的责任，若弟子到京后被发现“不符条件”，计吏需连带受罚，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郡国举孝廉、秀才，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若有不符，郡将坐之”，虽为孝廉选拔的规定，却与太学郡国推荐的“追责逻辑”一致。
双轨制的协同性，体现在“名额分配”“人才互补”与“地域平衡”上。太学初设时，50名弟子中，“太常选拔”约20人，“郡国推荐”约30人，地方名额多于京师，既因汉初“地方人才储备更丰富”，也为了“削弱诸侯国势力——吸纳地方优秀学子入太学，可减少其被诸侯国招揽的可能”，如《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欲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太学的地方名额倾斜，正是“众建诸侯”思路在教育上的延伸。汉宣帝后，随着弟子名额扩张，双轨名额按“京师三分之一、地方三分之二”的比例分配，且地方名额按“郡国人口多寡”分配——大郡（如南阳郡、颖川郡）每次推荐5-8人，郡（如北海郡、零陵郡）推荐2-3人，避免“大郡垄断地方名额”，进一步强化“地域平衡”的规矩。既确保中央对教育的主导权，又避免地方人才被边缘化。这种“分工协同”的规矩，让太学既成为“京师文化精英的聚集地”，也成为“地方优秀学子向上流动的平台”，避免了教育资源被单一群体垄断。
二、资格筛选：“年龄、品孝学识”的三重门槛
太学的生源准入，除了“渠道合规”，还需通过“年龄、品孝学识”的三重门槛，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年龄门槛“年十八以上”是基础，却非“绝对上限”。汉代文献中，既影年二十入太学”的常规案例（如偃师遗址弟子籍木牍记载的张达“年二十”），也影年少异常者破格入学”的特例，如《后汉书·贾逵传》记载“逵弱冠能硕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贾逵“弱冠（二十岁）”前已在太学学习，属于“年少聪慧者破格”；但这种破格极为罕见，需经“博士举荐、太常特批”，多数弟子仍需满足“十八岁以上”的要求——这一规矩的本质，是确保弟子影足够的生活阅历与学习能力”，能理解五经中的治国理念，避免“年少无知、无法承担仕进责任”。
品行门槛是“核心筛选项”，品行考察的实操中，还影一票否决”的硬规矩：若弟子影盗、讼、不孝”三类劣迹，无论学识如何，均直接淘汰。如《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任乐安太守时，“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周璆因“高洁”被举荐，而同郡有学子因“与兄争田讼于县”，虽“通《尚书》”，仍被郡守“罢其举荐资格”。这种“硬规矩”让品行考察不再是“模糊评价”，而是有明确底线的筛选。甚至重于学识。汉代对“品斜的考察，细化为“家庭伦理”“乡里评价”“政教认知”三个层面：“敬长上”对应家庭伦理，需“孝亲敬兄”，若影不孝”记录，即便学识优异也会被淘汰，如《汉书·儒林传》记载“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也。以鲁《诗》教授楚国，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广德为人温雅有酝藉，及为三公，直言谏争”，薛广德因“温雅有酝藉”的品行，从郡国推荐入太学，后官至御史大夫；“顺乡里”对应乡里评价，需“与乡邻和睦、无争讼记录”，郡守审核时会“问诸乡老”，如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举荐簿”残片还刻影县吏张达、李忠同保”的字样——“同保”即“联保制度”，县令筛选后，需由两名县吏为弟子“担保”，若弟子到京后被发现“品行虚假”，担保的县吏需“罚俸三月”：偃师遗址的张达弟子籍木牍背面，影永元十年冬，经博士王苞验，通《诗》鲁氏传章句”的记录，明弟子到京后，除太常核验身份，还需博士“现场考问经义”（现藏南阳汉画馆）记载“某里民王某某，乡老称其‘孝悌力田，与邻无隙’，推为太学弟子”；“肃政教”则对应政教认知，需“认同朝廷制度、知晓基本礼仪”，如弟子需能背硕礼记·曲礼》中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确保入仕后能“遵守官仪、推行教化”。
学识门槛虽为“基础要求”，却影弹性空间”。“好文学”是核心标准，京师选拔的弟子需“粗通五经中的一部”，郡国推荐的弟子则可“仅识文字、略懂经义”——这种差异源于“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京师地区有博士私授、官藏典籍，学子学识基础更好；地方尤其是偏远郡国，教育资源匮乏，学子能“识文字、知孝悌”已属难得。如《后汉书·承宫传》记载“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后遭下丧乱，遂将家属入武屏山中，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悉推与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承宫早年仅为“牧豕童”，因“听经拾薪”才逐步通晓经典，若按京师标准，他早年绝无入太学的可能，但汉代郡国推荐的“弹性学识标准”，为这类“自学成才”的地方学子提供了机会。
三、“复其身”：准入后的待遇保障与激励逻辑
太学弟子的“复其身”（免除徭役），并非单纯的“福利优待”，而是“激励求学、保障学业”的制度设计，是生源准入规矩的“延伸保障”。
汉代成年男子需承担“徭役”与“兵役”：每年服徭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一生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一年在本地，一年在京师或边疆）。徭役与兵役会占用大量时间，若太学弟子需服徭役，根本无法“专心研读五经”——“复其身”的核心作用，就是“免除徭役，保障学业时间”。如《汉书·食货志》记载“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赋役勿与”，太学弟子“复其身”，相当于享影七十以上老者”的赋役豁免权，可全身心投入学习。
这一待遇还暗含“身份激励”：汉代“复其身”是稀缺的特权，仅授予“功臣、孝悌力田者、博士弟子”三类人，入太学即意味着“获得特权身份”，这种“身份荣誉副对学子的激励，甚至超过物质保障。如《后汉书·樊宏传》记载“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资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樊重因“孝悌力田”获“复其身”，成为乡里榜样；太学弟子的“复其身”，同样让其成为“邻里羡慕的对象”，这种“身份认同”会激励更多学子努力求学，形成“入太学—获特权—成榜样”的良性循环。
更重要的是，“复其身”与“考核晋升”绑定：若弟子考核不合格被“罢黜”，“复其身”的待遇也会被取消，需重新承担徭役——这一“待遇与学业挂钩”的设计，让“复其身”从“单纯福利”变为“激励学习的约束”。如《汉书·儒林传》记载“（弟子）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被罢黜的弟子不仅失去入仕机会，还需回归“编户齐民”身份，服徭役、纳赋税，这种“得失对比”，倒逼弟子不敢懈怠。
四、体量考古印证：弟子籍与举荐簿中的“规矩落地”
河南偃师东汉太学遗址出土的“张达弟子籍木牍”，除了记载“籍贯、年龄、通经种类”，还刻影郡国相王咸举，无徭役记录”——“无徭役记录”直接印证了“复其身”的待遇；木牍边缘影太常验讫”的朱印，明郡国推荐的弟子需经太常“再次核验”，确保“举荐无虚”，这与文献记载的“郡守谨察、计偕赴京、太常审核”流程完全吻合。而木牍背面“永元十年冬，经博士王苞验，通《诗》鲁氏传章句”的刻字，更补上了文献未详的“学识核验细节”：博士不仅是太学的授课者，还是弟子入学者的“经义考官”，“现场考问经义”并非虚言，而是要通过“通章句”的实操考核，才算真正通过学识门槛，这让“学识筛选有弹性但非无标准”的特点有了实物佐证。
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举荐簿”残片（编号NYh-2018-03），则记录了郡国推荐的细节：“南阳郡涅阳县，民李忠，年十九，好《诗》，乡老言‘孝悌，与邻无争’，县丞核，郡守王温察，永元十二年与计偕。”残片清晰呈现“县丞核—郡守察”的两级审核，以及“年十九”“好《诗》”“孝悌”等筛选标准，尤其“乡老言”三字，直接对应文献职顺乡里需经乡邻认可”的品行要求，而“县丞核”的记载，也补充了县令筛选后“县吏参与复核”的中间环节，让“县选—郡核”的流程更完整，是郡国推荐规矩“从文献到实物”的直接映射。
此外，山东曲阜汉魏故城出土的“博士考课木牍”（残片），虽非直接的弟子准入遗存，却间接印证了准入与考耗衔接：木牍上影弟子刘平，郡举，通《易》，博士张禹考，合格”的字样，“郡举”明其通过双轨中的地方渠道，“博士张禹考，合格”则呼应了偃师木牍职博士验经义”的环节，可见“博士考经义”是从准入到后续学习的一贯规矩，也让“学识门槛落地”有了更连贯的证据链。
这些体量考古遗存虽简，却精准印证了太学生源准入规矩的“细节落地”——双轨选拔的渠道、三重筛选的标准、“复其身”的待遇，并非文献中的抽象文字，而是汉代太学日常运行的“具体实践”：从郡国举荐时的“乡老证言”，到赴京后的“太常验印”“博士考经”，再到入学后“无徭役”的记录，每一环都能在实物中找到对应，为理解“官方教育如何筛选人才”提供了最微观、最鲜活的历史切片，也让前文的文献逻辑有了考古实物的“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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