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商君书》中的“土地立法”
第一节：“废井田，开阡陌”——《商君书》土地立法的核心突破
公元前356年，咸阳宫前的广场上，商鞅亲手将刻影废井田，开阡陌”的木牍立在青铜鼎旁。阳光穿过鼎身的饕餮纹，在木牍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围观的秦民踮脚眺望，却鲜少有人意识到，这短短六个字将彻底撕碎西周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土地旧秩序，在关中平原的黄土上，埋下中国古代土地法律制度重构的第一粒种子。《商君书》中关于土地的立法，绝非孤立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套以“激活土地效能、绑定国家与民利”为核心的系统性变革方案——它以“废井田”打破土地所有权的层级桎梏，以“开阡陌”重塑土地占有与流转的规则，更以一系列配套法律，将土地、人口、赋税、军功深度绑定，最终让秦国从“地广人稀、兵弱粮少”的边陲之国，蜕变为“带甲百万、粟支十年”的虎狼之邦。要读懂这一立法的革命性，需先回溯西周井田制的“制度困境”，再拆解《商君书》如何用法律利刃破解困局，最后看清这场变革对后世土地制度的深远影响。
一、西周井田制的“死结”：为何《商君书》要先“破”井田？
要理解“废井田”的必要性，首先要认清西周井田制在战国时期的“制度性失效”。西周初年，周子通过“分封制”将土地逐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士，形成“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土地所有权层级体系，而井田制正是这一体系在土地经营上的具体落地。《孟子·滕文公上》中对井田制有清晰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即每块土地被划分为九块，形似“井”字，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户百姓共同耕种，只有先完成公田的耕作、缴纳足额赋税（公田产出全归领主），百姓才能耕种自家的百亩私田。此外，井田制还附带两大核心规则：一是“田里不鬻”，即土地所有权归领主所有，百姓仅影使用权”，私田不得买卖、继承或转让；二是“固定耕作”，百姓被绑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领主对领地内的土地与人口拥有绝对控制权。
这套制度在西周初年“封邦建国、人口稀少”的背景下曾发挥过作用——它通过明确的土地分配规则，保障了领主的赋税收入，也让百姓获得稳定的耕作空间，维系了“领主与民”的脆弱平衡。但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牛耕的普及、人口增长与诸侯争霸的加剧，井田制的“死结”逐渐暴露，成为制约秦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一个“死结”是“公田低效”导致粮食产量不足。战国时期，铁器（如铁犁、铁锄）开始普及，牛耕技术逐渐推广，百姓的耕作效率大幅提升——原本需八户合力耕种的百亩公田，如今一户壮丁用铁犁牛耕便能完成。但井田制要求“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百姓需先耕种公田，再打理私田。由于公田产出全归领主，百姓对耕种公田毫无积极性，常常“敷衍耕作”：用简陋的木犁而非高效的铁犁，耕作时“日出而作，日中而息”，甚至故意拖延公田耕作进度，导致公田产量连年下降。考古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战国初期的秦国遗址中，公田区域的土壤肥力明显低于私田，且出土的农具多为磨损严重的旧木犁，而私田区域则有大量新铸造的铁犁——这一实物证据，印证了《吕氏春秋·审分》职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的记载。对于急需粮食支撑战争的秦国而言，“公田低效”意味着赋税短缺，直接影响军队的粮草供应，成为亟待破解的生存危机。
第二个“死结”是“土地不可流转”限制了资源调配。战国时期，秦国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地广人稀”——据《商君书·徕民》记载，秦国“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即秦国疆域广阔，但可耕种的土地不足一半，已开垦的田地不满百万亩，大量荒地因缺乏劳动力而闲置。与此同时，相邻的三晋（韩、赵、魏）却“土狭而民众”，《徕民》中提到“三晋之民无地而事外”，百姓因土地稀少，不得不外出务工谋生。但在井田制“田里不鬻”“百姓不得擅徙”的规则下，三晋的劳动力无法迁往秦国开垦荒地，秦国的闲置土地也无法通过交易流转到有能力耕种的人手知—土地与劳动力的“错配”，让秦国的土地资源被严重浪费，而三晋的百姓则因无地可耕陷入贫困，形成“秦有地无人耕，三晋有人无地种”的尴尬局面。
第三个“死结”是“层级分封”削弱了国君对土地的掌控力。在井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归领主所有，秦国国君只能直接管辖都城附近的“王畿之地”，其余土地均由诸侯、卿大夫掌控——这些领主不仅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还掌控着领地内的赋税征收、军队组建、司法审判权，形成“国中之国”。战国初期，秦国的一些大领主（如庶长势力）甚至能与国君分庭抗礼：他们隐瞒领地内的土地与人口数量，少缴或不缴赋税；私自招募流民开垦荒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在战时拒绝出兵，坐视国君陷入困境。《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厉公时期，“庶长晁与大臣围公，公自杀”，正是领主势力过大、威胁君权的直接体现。对于渴望“集权强国”的商鞅而言，若不打破这种“层级分封”的土地所有权体系，国君就无法集中全国的土地与人力资源，更无法推行后续的军功爵制与赋税改革——“废井田”的本质，是通过法律手段将土地所有权从领主手中收归国君，建立“国君直接掌控土地、百姓向国君承担义务”的新型关系，为秦国的中央集权奠定基础。
当战国的战火越烧越旺，井田制的三大“死结”已让秦国陷入“粮食短缺、兵力不足、君权旁落”的绝境。此时，《商君书》的“废井田”立法，不再是简单的制度调整，而是一场关乎秦国生死存亡的“破局之战”——它要打破的，不仅是“井”字形的土地划分，更是束缚土地效能的所有权层级、耕作模式与流转规则，为后续的土地立法扫清障碍。
二、“开阡陌”的法律细节：《商君书》如何用规则“活”用土地？
“废井田”是“破”，“开阡陌”则是“立”——《商君书》在打破旧制度后，并未让土地陷入无序状态，而是通过立法明确“阡陌”的划定规则、土地分配标准与占有边界，让土地资源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高效运转。“阡陌”并非简单的田埂，而是秦国官府用法律确立的“土地坐标系统”：“阡”指南北走向的田界，“陌”指东西走向的田界，两者纵横交错，将土地划分为规整的地块，并标注地块的面积、位置、肥力等级与归属人，相当于现代的“土地确权登记”。《商君书·算地》中提到“为国分田，数亩以令农夫”，这里的“分田”正是以“阡陌”为基准，将国有土地按标准分配给百姓，而“数亩”则是对地块面积的精确计量——秦国当时实邪亩制”，1亩约合现代0.29亩，与西周井田制的“百亩”（约合现代31.2亩）形成明确区分，这种计量方式的细化，也体现了土地管理的精细化。
“开阡陌”的第一步，是通过法律确立“授田制”的分配标准，实现“土地与劳动力的精准匹配”。与井田制“一刀潜的“八家各百亩”不同，《商君书》的授田制根据“人口、劳动力、土地肥力”三个维度灵活分配，确保“地尽其力、人尽其劳”。在人口与劳动力维度，《商君书·徕民》明确规定：“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诸）以军兴。同居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踵塞之。”结合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补充记载，秦国的授田标准可拆解为：成年男子（丁男，17岁以上）每人授田100亩（约合现代29亩），成年女子（丁女）每人授田50亩（约合现代14.5亩），残疾人（废疾）每人授田25亩（约合现代7.25亩）；若一户有多个丁男，则按丁男数量累加授田，如两丁男之家可授田200亩。这种按“劳动力强弱”分配土地的方式，避免了井田制下“劳动力少却授田多、劳动力多却授田少”的浪费，让每个劳动力都能匹配到合适的土地面积。
在土地肥力维度，《商君书》还实邪分等授田”——将土地按肥力分为“上田、中田、下田”三个等级，上田（肥沃土地）按标准亩数授田，中田（中等肥力土地）授田面积为上田的1.5倍，下田（贫瘠土地）授田面积为上田的2倍。《商君书·垦令》中提到“力而让爵者，其国乱。均薪而节用，民虽寡，不可贵也；重粟而轻金，民虽死，不可使也”，看似在谈爵禄与粮食，实则暗含“土地肥力与产出挂钩”的逻辑：肥力低的土地需更多面积才能产出与上田相当的粮食，因此需增加授田面积，确保百姓的基本收入，避免因土地贫瘠而放弃耕种。考古发现的秦国“封泥”（古代官府文书的封缄）中，影上田丞”“中田丞”“下田丞”的官职名称，印证了秦国确实设有专门管理不同等级土地的官吏，确保“分等授田”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开阡陌”的第二步，是通过立法打破“土地不可流转”的禁忌，赋予百姓有限的“土地处分权”，激活土地的市场属性。《商君书》虽未直接写下“土地可买卖”的条文，但通过一系列间接规定，为土地流转打开了缺口。最关键的一条是《商君书·靳令》中的“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百姓可通过缴纳多余的粮食（即土地产出）换取官爵，而官爵不仅是荣誉象征，还附带“增授土地”的权益：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记载，“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即不同等级的爵位可获得额外的土地或税邑。这一规则的巧妙之处在于：百姓若想获得更多土地，需先通过耕种现有土地积累粮食，再用粮食换爵，最后用爵位换更多土地；而若百姓因年老、疾病或迁徙无法耕种现有土地，也可将土地转让给他人，换取粮食或钱财——虽然法律未直接承认“土地买卖”，但“粮食—官爵—土地”的兑换链条，实则间接认可了土地的“财产属性”，让土地具备了流转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商君书》还通过“盗徙封，赎耐”的法律规定，确立了土地的“占有边界”，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权利保障。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明确解释：“何为‘封’？封即田阡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意为“封”就是田间的阡陌（田界），哪怕是半顷土地的田界，私自移动也构成“盗徙封”罪，需处以“赎耐”之刑（缴纳一定数量的财物，可抵免“耐刑”——剃去鬓发的刑罚）。这一规定看似严苛，实则是对土地占有权的强力保护：它明确了“阡陌即土地边界，边界不可侵犯”，无论是土地的原占有者还是受让者，只要田界清晰，其对土地的占有权就受法律保护。考古学家在秦国遗址中发现，许多田块的边界处都埋影石标”或“木标”，上面刻有地块的面积、占有者姓名与官府印章，这些“标”正是“阡陌”的实物体现，也是土地占有权的法律凭证——当百姓转让土地时，只需到官府办理“更标”手续（更换田标上的占有者姓名），即可完成土地流转，而“盗徙封”入刑，则从法律上杜绝了“强占他人土地、篡改田界”的行为，让土地流转有了安全的规则保障。
“开阡陌”的第三步，是通过立法强制“垦荒”，将秦国的闲置土地转化为可耕种的良田，扩大土地总量。战国时期的秦国，虽疆域广阔，但大量土地因“地处偏远、杂草丛生”而未被开垦，《商君书·徕民》中描述为“山林川泽之民甚众，而无田宅者，不可胜数”。为改变这一现状，《商君书》推出“垦荒激励法”：一是对开垦荒地的百姓免除三年赋税，“利其田宅，复之三世”（《商君书·徕民》），即不仅给予荒地的使用权，还免除三代饶赋税；二是允许百姓“自占垦荒”，百姓可向官府申请开垦指定区域的荒地，开垦后只需到官府登记田界（即“定阡陌”），即可获得该土地的占有权，且荒地的授田面积不受“标准亩数”限制，开垦多少就可占有多少；三是惩罚“不垦荒者”，《商君书·垦令》中规定“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即通过重刑打击“游手好息不事农耕”的人，迫使他们投身垦荒。
为确保“垦荒法”落地，秦国还设立了“垦荒督官”，负责巡查各地的垦荒进度，对垦荒成效显着的官吏给予奖励，对未完成垦荒任务的官吏处以惩罚。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记载了一名桨喜”的官吏的工作日志，其中提到“三月，督垦上田三顷，中田五顷，下田二顷，皆定阡陌，上吏”，即“喜”在三月督促百姓开垦了上田3顷、中田5顷、下田2顷，并完成了田界划定，向朝廷上报——这一细节证明，秦国的垦荒并非百姓自发行为，而是在官府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法律实践。通过“垦荒激励法”，秦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开垦了数百万亩荒地，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后，秦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家给人足”的背后，正是“开阡陌”带来的土地总量扩张与耕种效率提升。
三、“耕—战—爵—田”闭环：《商君书》如何用土地立法绑定国家利益？
《商君书》的土地立法，最精妙之处并非“废井田、开阡陌”本身，而是将土地与“赋税、军功、人口”通过法律编织成一个闭环——“耕”（耕种土地）产生粮食，粮食可“纳赋税”（支撑国家财政）或“换官爵”；“战”（参军作战）获得军功，军功可直接“换土地”或“升爵位”；“爵”（官爵）又可带来更多土地与赋税减免，反过来激励百姓更积极地“耕”与“战”。这个闭环让秦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源，最终形成“百姓为土地而耕，为土地而战；国家因土地而强，因土地而胜”的良性循环。
这个闭环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以田定赋”，用法律将土地产出与国家赋税绑定，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商君书》废除了井田制下“公田产出全归领主”的赋税模式，改为“百姓按土地面积缴纳实物税”，即“粟米之征”。具体标准为：无论上田、中田、下田，均按“每亩缴纳粟米三斗”（秦国度量衡，1斗约合现代2升）的标准征收，若遇灾年（如旱灾、水灾），可按灾情轻重减免赋税，“上凶三之二，中凶二之一，下凶三之一，岁凶不入”（《商君书·垦令》）。为确保赋税足额征收，秦国还实邪户籍与土地绑定”的制度：百姓需在官府登记“户籍”，注明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与授田面积，官府则根据户籍记录的土地面积核算应缴赋税数额，形成“户籍—土地—赋税”的对应关系，避免百姓隐瞒土地、逃避缴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明确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意为百姓无论所受土地是否开垦，每顷土地都需缴纳刍（饲料）三石、稿（禾秆）二石，这一“按顷征收”的规则，进一步强化了“土地面积与赋税额度”的绑定，确保国家能从每一寸土地上获得稳定收入。
为防止官吏在赋税征收中徇私舞弊，《商君书》还配套了“赋税监督法”：一是“明码标价”，官府需在县城门口张贴赋税征收标准，包括每亩粟米、刍稿的缴纳数量，以及灾年减免比例，让百姓一目了然，避免官吏私自加征；二是“双向记账”，百姓缴纳赋税时，官府需出具“完税凭证”（竹简刻写，注明缴纳人、土地面积、赋税数量），同时在官府的“赋税账簿”上登记相同信息，形成“凭证与账簿”的相互核对；三是“年终审计”，每年年末，各郡县需将本地的土地数量、户籍人数、赋税总额上报中央，中央派“监御史”核查，若发现账簿与实际不符，相关官吏将被处以“赀刑”（罚款）或“废刑”（罢免官职）。这种“透明化、可追溯”的赋税制度，让秦国的财政收入告别了井田制下“领主截留、数额不明”的混乱状态，为国家积累了充足的粮食与物资——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商鞅变法后，秦国“积粟如丘山”，这为后续秦国东出函谷、兼并六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个闭环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以爵换田”，用法律将军功爵与土地占有权绑定，激发百姓的参军热情。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核心是“军力比拼”，而军力的关键在于“士兵数量与战斗意志”。《商君书》深刻意识到，百姓参军的根本动力是“获得实际利益”，而土地正是当时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它将“军功爵制”与“土地分配”深度结合，制定了“军功越高，爵位越高；爵位越高，土地越多”的法律规则。《商君书·赏刑》中提出“利禄官爵搏出于兵”，意为百姓的财富、俸禄、官职、爵位，都只能通过参军作战获得，而其中最直接的奖励就是土地。
根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与《商君书·境内》的记载，秦国的军功爵分为二十级，从最低的“公士”到最高的“彻侯”，每升一级都可获得相应的土地奖励：升为“公士”，赐田一顷、宅九亩；升为“上造”，赐田二顷、宅十八亩；升为“簪袅”，赐田三顷、宅二十七亩……以此类推，升至“五大夫”可赐田五顷，升至“大庶长”可赐田九顷，升至最高级“彻侯”，则可获得“封邑”（一县或数县的土地，享有封邑内的赋税收入）。这种“按爵赐田”的规则，彻底改变了西周以来“土地只按血缘分封”的传统——哪怕是出身贫寒的普通百姓，只要能在战场上斩杀敌人、立下军功，就能获得爵位与土地，实现“从布衣到地主”的阶层跨越。
为确保“军功换土地”的承诺兑现，《商君书》还规定了“军功核验与土地授予”的严格流程：士兵在战场上斩杀敌人后，需割下敌饶首级（“献首”）作为军功凭证，回营后交由“军法官”核验；军法官根据首级数量与战场表现评定军功等级，上报“将军”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军需出具“军功文书”，士兵持文书到家乡郡县的“田官”处办理土地登记，田官则根据军功等级划定相应面积的土地，更新“阡陌”标识上的占有者姓名，并将信息录入户籍档案——整个流程环环相扣，从军功核验到土地授予，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文书记录，避免“空头承诺”或“徇私舞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就记载了一名桨黑夫”的士兵的家书，信中提到“黑夫等直佐上，为秦斩敌首二级，赐爵公士，赐田一顷，今书到，速至县廷受田”，这封两千多年前的家书，生动印证了“军功换土地”在秦国的实际落地，也解释了为何秦国士兵会在战场上“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展现出极强的战斗意志。
这个闭环的第三个关键节点，是“以田固民”，用法律将土地与人口绑定，确保劳动力与兵源稳定。战国时期，人口是比土地更稀缺的资源——若百姓获得土地后随意迁徙，不仅会导致秦国的耕地荒芜，还会流失潜在的士兵与赋税来源。因此，《商君书》在赋予百姓土地占有权的同时，也通过法律限制人口流动，让百姓“扎根于土地”，形成“土地—人口—兵源—赋税”的稳定循环。
最核心的限制措施是“户籍绑定土地”：百姓的户籍所在地必须与所受土地的位置一致，若要迁移户籍，需先将原有土地交还官府，否则将被视为“逃户”，不仅会失去土地，还会被处以“刑为城旦”（服四年筑城劳役）的重刑。《商君书·垦令》中明确规定“使民无得擅徙”，正是这一规则的直接体现。此外，官府还会定期进邪户籍与土地核查”（“上计”），每年春季，郡县官吏需逐户核对户籍人数与土地耕种情况，若发现“人在户不在”或“户在人不在”，需立即上报中央，排查是否存在“逃户”或“隐户”。
为进一步“固民于田”，《商君书》还推出了“配套福利”：百姓若长期在自家土地上耕作，且按时缴纳赋税、服徭役，可获得“免役”奖励——连续五年无欠税、无逃役，可免除一年徭役；连续十年表现良好，可免除家人一饶徭役。同时，官府会在土地集中区域修建“里聚”（村落），配套建设“公仓”（储存粮食）、“私塾”（教育子弟）、“市肆”（日常交易），让百姓无需迁徙就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种“限制流动+提供福利”的组合策略，让秦国的百姓“不愿迁徙、不能迁徙”，大量人口稳定在土地上，既保障了耕地的持续耕种，又为秦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兵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秦国的人口已达五百万左右，其中适龄男子约一百万，这一百万男子既是耕种土地的农民，也是随时可征召的士兵，成为秦国统一战争的“人力基石”。
四、跨越千年的影响：《商君书》土地立法如何塑造后世制度？
《商君书》的“废井田，开阡陌”并非一场短暂的政策试验，而是为中国古代土地法律制度埋下了“制度基因”——它确立的“土地国英私人占颖“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军功与土地挂钩”等核心规则，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不断被后世王朝借鉴、调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土地制度演变。
其一，“土地国英私人占颖的所有权模式，成为后世王朝的“制度底色”。《商君书》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君（国家），百姓仅拥有占有权与使用权，这一模式被汉朝继唱—汉初实邪名田制”，规定百姓可根据爵位与身份占有相应数量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禁止过度兼并；唐朝的“均田制”更是直接借鉴了秦国的“授田制”，按性别、年龄、官职授予百姓土地，土地分为“永业田”（可继承）与“口分田”（死后交还国家），本质仍是“国家所英私人占颖。直到明清时期，“土地国颖的观念依然存在——明朝的“鱼鳞图册”、清朝的“地丁银”制度，都是国家对土地进行管控的体现，而这一制度的源头，正是《商君书》的土地立法。
其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理念，演变为后世的“均田”思想。《商君书》根据丁蘑丁女、残疾饶劳动力差异分配土地，核心是“让劳动力与土地相匹配”，这一理念在后世发展为“均田”思想——北魏孝文帝推邪均田制”，规定“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正是“按性别分配土地”的延续；宋朝的“方田均税法”，通过丈量土地、划分等级，按土地肥力与面积征收赋税，本质也是“让土地分配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甚至近代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也能看到《商君书》“劳动力与土地匹配”理念的影子——这种“以公平分配激活土地效能”的思路，跨越千年依然具有生命力。
其三，“军功与土地挂钩”的激励模式，影响了后世的“军功赏赐”制度。《商君书》用土地奖励军功，打破了血缘对土地的垄断，这一模式被汉朝、唐朝、明朝等多个王朝借鉴——汉朝的“军功爵制”延续秦制，斩杀敌人可获爵位与土地；唐朝的“勋官制”，规定士兵立下军功后可获得“勋官”爵位，勋官可按等级占有土地；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奖励开国功臣，赐予徐达、常遇春等将领大量“勋田”，本质仍是“军功换土地”的延续。这种“以实际利益激励军功”的模式，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起点，正是《商君书》的土地立法。
当我们站在今回望，《商君书》的“废井田，开阡陌”早已超越了战国时期的历史语境——它不仅是秦国崛起的“密码”，更是中国古代土地法律制度的“奠基之作”。从西周井田制的“死结”到秦国的“破局之法”，从“耕—战—爵—田”的闭环到后世王朝的制度传承，这场发生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土地立法变革，如同一条隐秘的脉络，贯穿了中国古代的制度演变史。而商鞅当年立在咸阳宫前的那枚木牍，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所承载的“激活土地效能、绑定国家与民利”的立法智慧，却依然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提供极具价值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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