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所确立的“军功爵制”，绝非秦国一时的军事激励手段，而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转型期的标志性制度创新。它以“废世卿、立军功”为核心，通过重构利益分配格局、重塑社会价值导向，不仅为秦国从边陲弱国跃居七雄之首并最终统一下提供了制度引擎，更深刻影响了汉至唐的政治制度演化、社会阶层流动与国家治理逻辑。从制度遗产到历史教训，从传统治理智慧到现代启示，军功爵制的回响绵延千年，成为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密码。
一、对秦国及秦代的直接塑造：从富国强兵到王朝兴衰
军功爵制是秦国崛起的“核心竞争力”，它将国家意志与个体利益深度绑定，在军事、经济、社会三大领域形成全方位变革，推动秦国完成历史性跨越；但秦统一后制度的僵化与异化，也成为王朝速亡的重要诱因。
（一）军事维度：“虎狼之师”的制度密码
在商鞅变法前，秦国军队与六国相比差距显着——公元前419年至前408年，魏国攻占秦国河西之地，秦军屡战屡败，核心原因在于旧贵族垄断军权，士兵缺乏战斗动力。军功爵制的推行，彻底颠覆了“以血缘定军职”的传统，建立起“斩首进爵、按功授赏”的刚性激励机制，使秦军战斗力实现质的飞跃。
根据《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国军功爵制明确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拿入兵官之吏。”这意味着普通士兵只要斩杀一名敌国甲士，就能从“士伍”晋升为“公士”，获得土地、宅基及“庶子”（依附农民）的控制权，甚至可进入军吏体系。这种“军功=爵位+资源+地位”的直接换算，让士兵在战场上“闻战则喜”，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战斗风格。《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曾感叹“秦卒善战，轻悍寡义”，正是对秦军战斗状态的真实描述。
军功爵制不仅激活了士兵的斗志，更优化了军队的组织架构。秦国将爵级与军职直接挂钩：“公士”可为“什长”（统领十名士兵），“上造”可为“屯长”（统领五十名士兵），“簪袅”可为“百将”（统领百名士兵），“不更”可为“五百主”（统领五百名士兵），高阶爵位者则担任将军、副将等职。这种“爵职对应”的人事制度，确保了基层军官均具备实战经验，避免了“纸上谈兵”的尴尬（如赵括因血缘任将导致长平之败）。同时，军法官、监军等职务由高爵者担任，负责军功核验与纪律监督，形成了“作战-奖惩-监督”的闭环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军队的执行力。
在长期战争中，军功爵制持续为秦军注入动力：公元前318年，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秦军凭借军功激励奋勇杀敌，斩首八万二千，粉碎合纵；公元前293年，白起以“左庶长”爵率军在伊阙之战中斩首二十四万，因功晋升“大良造”；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秦军斩首赵军四十万，战后按军功授爵者达数万人。这些战绩的背后，正是军功爵制对军事潜力的极致挖掘。
（二）经济与社会维度：资源重构与阶层破冰
西周以来，中国社会实邪世卿世禄制”，土地、财富、权力均由贵族阶层通过血缘世袭垄断，平民阶层几乎没有上升通道。军功爵制的推行，彻底打破了这一固化格局，以“军功”为核心重构资源分配体系，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经济上，军功授田成为土地流转的核心渠道。秦国将国有土地与无主土地按爵级分配给有功者，低爵者（公士至不更）可获田1至4顷，中爵者（大夫至大庶长）可获田5.5至16顷，高爵者（关内侯、彻侯）可获“食邑”（享受封地赋税），甚至“百里食邑”。这种“按功分田”的模式，使土地资源从低效的贵族手中流向高效的军功阶层——军功者为保住爵位与土地，必然深耕细作以提高产量，而秦国推行的“爰田制”（允许土地轮换耕种）、“重农抑商”政策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最终实现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睡虎地秦简《仓律》记载，秦国每县粮仓可储存粮食数万石，部分郡县甚至“粟多而积腐”，这一经济优势为长期战争提供了坚实支撑。
同时，赋税、徭役政策与爵级深度联动，进一步巩固了军功阶层的经济地位。根据《商君书·垦令》，无爵者“什五税一”，需每年服徭役三个月；“公士”“上造”按“什六税一”缴纳，可免徭役一个月；“五大夫”及以上高爵者则免除田税、人头税，终身免役。这种差异化政策，既刺激了平民获取军功的欲望，又保障了军功阶层的经济利益，形成了“耕战结合”的良性循环。
社会层面，军功爵制成为阶层流动的“破冰船”，催生了新的统治基础。旧贵族若无军功，将被剥夺爵位与封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而平民、奴隶甚至罪犯，均可通过军功跻身社会中上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录了一名桨喜”的士兵的人生轨迹：公元前262年，“喜”以“士伍”身份参军，因在长平之战中斩获敌首，晋升“公士”，获田1顷、宅9亩；公元前259年，再次立功晋升“上造”，担任屯长；公元前246年，因多次军功晋升“安陆御史”，从普通士兵成为地方官吏。类似“喜”的案例在秦国并非个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爵者众矣”，军功阶层逐渐取代旧贵族，成为支撑政权的核心力量。
此外，军功爵制还重塑了社会价值导向。在秦国，“军功光荣”成为普遍共识，民间以“获爵”为荣，以“无军功”为耻，甚至形成了“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鼓励参军立功的社会风气（《商君书·画策》）。这种价值导向彻底改变了秦国“民风淳朴但怯战”的旧貌，形成了“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凝聚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三）秦代的制度僵化与危机爆发
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但军功爵制并未随时代变化及时调整，其固有的局限性逐渐凸显，最终成为王朝动荡的重要推手。
首先，军功获取渠道的堵塞导致阶层流动停滞。统一前，秦国通过持续战争为平民提供了大量军功机会；统一后，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仅在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时存在少量军功缺口，平民通过战功改变命阅路径几近断绝。而原有军功阶层凭借既得利益，形成新的特权集团，他们占据大量土地与官职，通过世袭将优势传递给后代，使社会重新陷入固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其中多数富者为军功贵族及其后代，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埋下了社会矛盾的隐患。
其次，“耕战单一导向”抑制社会多元发展。军功爵制以“耕战”为核心价值，对商业、文化、手工业等领域采取抑制政策——商人不得获爵，儒生被视为“无用之辈”，手工业者地位低下。统一后，秦朝仍坚持这一导向，未及时转向“经济恢复、文化整合”的治理目标，导致社会活力枯竭。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本质上是对非“耕战”价值体系的打压；而严苛的“市籍制度”让商人沦为社会底层，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国家经济结构畸形。
再者，制度执行的严苛性与权力寻租并存。秦代延续了秦国“轻罪重罚”的传统，对违反军功爵制相关规定的行为严惩不贷，但统一后监督体系逐渐失效，官吏舞弊现象频发。例如，部分地方官为讨好权贵，伪造军功为其亲信授爵；军功田的分配也出现“克扣面积、等级错配”等问题，导致普通士兵的权益受损。同时，秦朝为维持庞大的军队与工程（如长城、阿房宫），对无爵平民征收重税、摊派徭役，甚至出现“失期当斩”的残酷规定（《史记·陈涉世家》），最终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直击秦代军功爵制失效后的阶层固化痛点，得到了广大平民的响应。起义爆发后，原有军功贵族因缺乏实战能力（多为世袭子弟），无法有效镇压叛乱，而秦朝的军事体系也因军功激励的弱化而战斗力下降。最终，秦朝在农民起义与贵族叛乱的双重打击下，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军功爵制也随之一度陷入停滞。
二、对后世制度的传承与改造：从汉至唐的制度演化
秦亡后，军功爵制并未彻底消失，而是被后世王朝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传尝改造与创新。从汉代的“延续与转型”，到魏晋南北朝的“融合与变异”，再到隋唐的“联动与革新”，其核心逻辑始终渗透在中国古代制度的发展脉络郑
（一）汉代：军功爵制的延续与转型
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深知军功对政权建立的重要性，因此在起义过程中便借鉴秦国军功爵制，设立“军功爵十八级”，以奖励将士。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后，正式恢复军功爵制，颁布《定功行封诏》，规定“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史记·高祖本纪》）。这一政策既奖励了汉初功臣，又稳定了军队，为政权巩固奠定了基础。
汉代军功爵制在继承秦国核心逻辑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转型特征”：
1. 激励重心从“土地”转向“多元赏赐”：秦国军功爵以“授田”为核心奖励，但汉初因长期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刘邦调整为“钱帛+土地+特权”的多元奖励体系。例如，斩杀敌首一级者，除赐爵一级外，还可获钱五千、田一顷、宅九亩；高爵者（七大夫及以上）不仅有食邑，还可免除家属徭役、优先担任官职。这种调整既适应了汉初经济状况，又扩大了激励的覆盖面。
2. 爵位范围从“军功”扩展到“多元贡献”：汉代打破了“军功唯一授爵”的限制，将爵位授予范围扩展到“纳粟、献策、察举孝廉、安抚地方”等领域。例如，汉文帝时期，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颁布《入粟拜爵诏》，规定“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书·食货志》）；汉武帝时期，张骞因出使西域有功，被授予“博望侯”（彻侯等级）；地方官因治理有方获爵者也屡见不鲜。这种扩展使军功爵制从“军事激励工具”转变为“社会综合奖励制度”。
3. 爵位等级分化为“民爵”与“官爵”：汉代将军功爵分为“民爵”（公士至五大夫）与“官爵”（左庶长至彻侯），二者权益差异显着。民爵面向普通民众与基层士兵，仅享影免役、减赋”等基础权益，且不得世袭；官爵面向高级军功者、官吏与权贵，享影食邑、世袭、优先任官”等核心特权。这种分化既保证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感，又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利益。
汉武帝时期，军功爵制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再度强化。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因战功被授予“大将军”“骠骑将军”，并获“食邑万户”的特权——卫青因漠北之战有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三万八千户；霍去病被封为“冠军侯”，食邑一万六千户。这一时期，军功爵制的“军事激励功能”重新凸显，为汉朝击败匈奴、开拓疆域提供了动力。
但东汉以后，随着士族阶层的崛起，军功爵制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功授爵”的核心功能持续弱化。士族子弟凭借血缘关系垄断官职与爵位，军功不再是晋升的主要途径，爵位更多成为荣誉象征。例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其爵位与官职均通过世袭获得，与军功无关，正是这一制度异化的典型体现。最终，军功爵制的“阶层流动功能”基本丧失，仅在军事领域保留部分激励作用。
（二）魏晋南北朝：与门阀制度的融合与变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陷入长期分裂与战乱，门阀士族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力量，军功爵制与门阀制度相互融合，呈现出“变异特征”，其原有功能与初衷发生显着偏离。
一方面，军功仍是政权争夺与疆域扩张的重要激励手段。在战乱频繁的背景下，各政权均重视军功爵制的军事价值：三国时期，曹操为统一北方，设立“名号侯”“关中侯”等爵位，奖励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役中立功的将士，张辽因逍遥津之战有功，被封为“晋阳侯”，食邑二千六百户；蜀汉的关羽、张飞等名将也因军功获“汉寿亭侯”“西乡侯”等爵；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为对抗柔然入侵，规定“将士斩获敌首者，依爵级授官、赐田”，甚至允许奴隶因军功获爵后免除奴籍。这一时期，军功爵制在维系军队战斗力、巩固政权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门阀制度的渗透使军功爵制重新染上“世袭色彩”。魏晋南北朝实邪九品中正制”，以“家世、品孝才能”为标准选拔官吏，但实际操作职家世”成为核心依据，士族子弟仅凭血缘就能获得高爵与高官。例如，东晋时期的王、谢两大士族，其子弟无需军功即可被授予“县侯”“乡侯”等爵，并担任尚书、刺史等要职；南梁的萧氏皇族，凭借血缘关系垄断“郡王”“县王”等最高爵位，军功仅为士族子弟晋升的“附加条件”。这种“血缘优先”的导向，彻底背离了商鞅“打破血缘特权”的初衷，使军功爵制成为维护门阀统治的工具。
此外，这一时期的军功爵制还出现“等级混乱”与“权益弱化”的问题。各政权为拉拢人心，随意增设爵级、滥授爵位，导致爵位体系紊乱——例如，曹魏设影二十级军功爵”与“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并行，西晋则在五等爵基础上增设“郡王”“县王”，使爵级多达数十种；同时，因长期战乱导致土地匮乏，军功授田逐渐难以落实，爵位更多仅为荣誉象征，其与土地、赋税的联动基本断裂。
尽管存在诸多变异，但军功爵制的“等级权益”逻辑仍被保留——高爵者仍享有免税、免役、司法豁免等特权。例如，南陈规定“侯爵以上者，有罪可减罪一等；郡王以上者，可赦免三次”，这种“爵级对应特权”的设计，成为后世制度的重要参考。
（三）隋唐：与科举制、均田制的联动创新
隋唐时期，国家重新统一，制度建设进入成熟期，军功爵制与科举制、均田制深度联动，形成了“文武双轨、资源匹配”的新体系，实现了制度功能的革新。
在军事与经济领域，唐代将军功爵制革新为“勋官制度”，并与均田制、租庸调制深度联动，形成“军功—勋级—资源”的闭环体系。军事上，勋官明确分为十二级，从最高级“上柱国”到最低级“武骑尉”，授予依据严格以军功为核心，正如《通典·职官典》所记“凡战士有战功者，授以勋官，其勋级凡十二等”。勋官虽无实际行政权力，但附带三重核心权益：一是授田特权，与均田制深度绑定——根据武德七年（624）令等记载，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仅能获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而勋官可按品级额外获得世袭永业田，具体为上柱国30顷、柱国25顷、上护军20顷、护军15顷、上轻车都尉10顷、轻车都尉7顷、上骑都尉6顷、骑都尉4顷、骁骑尉与飞骑尉各80亩、云骑尉与武骑尉各60亩；二是赋税徭役减免，与租庸调制直接挂钩——唐代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纳租粟2石、服徭役20，而勋官可按等级享受减免，上柱国可全额免除，柱国免除八成，上护军免除七成，上轻车都尉免除六成，轻车都尉免除五成，上骑都尉免除四成，骑都尉免除三成，骁骑尉至武骑尉均免除二成，且本人及家属可享对应徭役减免；三是荫子权益，上柱国、柱国等高级勋官的子弟，可优先获得入仕或参军资格。这种设计既延续了“以功授赏”的核心逻辑，又通过“勋级—土地—赋税”的刚性绑定，将军事激励与经济保障精准匹配，更适配唐代大一统王朝的治理需求。
在社会流动领域，唐代形成了“科举取士、军功授勋”的文武双轨体系，平民既可以通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也可以凭借军功获得勋官，实现阶层跨越。例如，薛仁贵出身平民，因在贞观末年从军，在安市城之战职白衣陷阵，所向无当，被唐太宗封为“游击将军”（勋官第五级），后因多次军功晋升“上柱国”，最终官至右领军卫将军，其人生轨迹正是军功勋官制度推动阶层流动的典型例证。这种双轨体系既保证了文官集团的治理能力，又维系了军队的战斗力，为唐代的强盛提供了制度支撑。
然而，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勋官制度因失去土地资源的支撑而逐渐废弛。一方面，勋官授田难以落实，经济权益虚化，仅剩下荣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地方节度使擅自授予勋官，导致勋官泛滥，等级混乱，其公信力大幅下降。到了唐末，勋官制度已名存实亡，但其“以功授勋”的理念仍被后世继承，成为宋代“武臣阶官”、明代“武勋”制度的历史渊源。
三、制度逻辑的古今启示：从传统治理到现代借鉴
《商君书》军功爵制的核心逻辑与历史教训，跨越千年仍能为现代国家治理、制度设计提供深刻启示。其“贡献与回报匹配”的激励逻辑、“制度闭环联动”的设计智慧，以及“僵化严苛导致危机”的历史警示，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制度设计的核心智慧：目标导向与精准联动
军功爵制最成功的治理智慧，在于构建了“核心目标—激励手段—资源分配—义务约束”的全链条闭环体系。秦国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将其具象化为“军功授爵”的激励手段，再通过“爵位—土地—赋税”的刚性绑定，实现“战得爵、爵得地、地缴税、税养战”的自我驱动循环。这种“目标清晰、要素联动、权责对等”的设计思路，对现代制度设计具有直接启发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许多成功的企业都借鉴了这一逻辑，构建了“绩效—薪酬—晋升”的闭环激励体系。例如，华为公司的“以奋斗者为本”理念，将员工的业绩贡献与薪酬回报、职位晋升直接挂钩，通过“饱和攻击”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本质上是军功爵制“以功论赏”逻辑的现代演绎。在国家治理领域，我国的“科技创新奖励制度”也体现了类似思路——对在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与团队，给予荣誉称号、资金奖励、项目支持等多重回报，形成“创新—奖励—再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
此外，军功爵制“全流程管控”与“分层监督”的执行机制，强调了制度落地必须有严密的执行与监督保障。秦国从战场军功的即时核验，到层级上报的交叉复核，再到中央档案的永久备案，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与操作标准，同时通过士兵互监、官吏连坐、中央巡查等方式强化监督，确保制度不“空转”、不“变形”。这对现代廉政建设、绩效考喝领域具有重要启示：任何优秀的制度设计，若缺乏刚性的执行流程与严密的监督机制，都难以发挥实效。例如，现代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不仅需要明确的考核指标，还需要建立多层次的监督体系，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避免“形式主义”“人情考核”等问题。
（二）历史教训的现代警示：刚性与柔性的动态平衡
军功爵制的局限性也为现代社会治理敲响了警钟，其核心教训在于未能处理好“刚性激励”与“柔性治理”、“核心目标”与“多元发展”的平衡关系。
其一，“单一价值导向”的风险。秦国军功爵制以“耕战”为唯一核心价值，对商业、文化、手工业等非核心领域采取抑制政策，导致社会结构畸形，缺乏多元发展活力。这警示现代社会治理必须兼顾“核心目标”与“多元包容”，避免“效率优先而忽视公平”“单一发展而抑制多元”。例如，我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协调发展，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为了避免单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二，“重刑威慑”的边界把控。秦国以“轻罪重罚”的严苛手段保障制度执行，虽在短期内实现了高效动员，但长期来看，过度的刑罚威慑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最终成为王朝覆灭的诱因。这提示现代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在维护制度权威的同时，注重人性化治理，兼顾法律的刚性与温度。例如，我国现代法治既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惩处，又注重“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对轻微违法者实行社区矫正、缓刑等制度，体现了法治的人性化关怀，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
其三，“制度弹性”的重要性。秦国统一后，军功爵制未能根据时代变化及时调整，仍坚持战争时期的“耕战”导向，导致制度与社会需求脱节，最终失效。这启示现代制度设计必须具备“动态调整”能力，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及时优化规则，避免制度僵化滞后。例如，我国的户籍制度从最初的“严格管控”到后来的“逐步放开”，再到现在的“户籍城镇化”改革，正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不断调整完善，使其适应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的需要。
（三）社会流动的永恒价值：打破固化的制度追求
军功爵制最具生命力的遗产，在于其首次以法律形式打破了血缘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为平民阶层提供了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阅上升通道。这种“机会均等、以功论赏”的价值追求，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汉代的察举制、唐代的科举制，到现代的高考制度、人才选拔机制，核心都是为了保障社会流动的公平性，激发个体的奋斗动力。
在当代社会，军功爵制所蕴含的“反对特权、鼓励贡献”的理念，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精神资源。我国推行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为贫困地区提供资源支持、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帮助其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体现了“机会均等”的价值追求；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等制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平民子弟提供了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打破了阶层固化的壁垒。这些实践都传承了军功爵制“以贡献定地位、以努力改命运”的核心精神，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四、结语：军功爵制的历史定位与文明回响
《商君书》中的军功爵制，是中国古代制度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创新。它诞生于战国纷争的特殊历史语境，以“废世卿、立军功”为核心，通过“军功—爵位—土地—赋税”的闭环联动，将秦国从一个边陲弱国改造为“虎狼之国”，最终支撑其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从历史定位来看，军功爵制不仅是一套军事激励制度，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彻底瓦解了西周以来以血缘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构建了以军功为核心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催生了新的军功阶层，重塑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导向。在制度史层面，它开创了“以功授爵、以爵定权”的治理传统，其“目标导向、闭环联动、权责对等”的设计思路，成为中国古代制度演化的重要基因，深刻影响了汉至唐的政治制度发展。
从文明回响来看，军功爵制的历史教训同样深刻。它揭示了“单一价值导向”“重刑轻民”“制度僵化”对社会发展的危害，警示后世统治者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刚性与柔性、核心目标与多元发展。在现代社会，军功爵制的核心智慧与历史教训仍能为国家治理、制度设计提供借鉴，其“以贡献定回报”的激励逻辑、“全流程管控”的执行理念、“打破阶层固化”的价值追求，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军功爵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典范，它的成功在于精准把握了“国家目标与个体利益的绑定”，其失败在于未能适应时代变化及时调整。它的兴衰沉浮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制度，都必须与时代需求相适配、与民众利益相契合、与多元发展相兼容。军功爵制的历史遗产，不仅是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指引着制度设计不断走向完善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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