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乡里治理体系中，里正虽为基层行政的核心执行者，但绝非“单打独斗”的孤体。乡佐、里胥、邻长、保长等乡官群体以“分工明确、权责互补”为原则，构成了层级联动之外的横向协同网络。这一群体作为基层治理的“执行共同体”，通过文书协作、事务分摊、矛盾共治等多元互动，将户籍管理、土地核查、赋税征收、治安维护等核新政务拆解落地，成为唐代基层治理高效运转的关键支撑。从敦煌文书S.4583《唐永徽元年西州某乡户籍》职里正张思忠、乡佐李文礼、里胥王敬”的联合署名，到吐鲁番文书72tAm226《唐麟德二年西域某乡土地帐》中邻长对田界核查的签字确认，出土文献与传世史料的相互印证，清晰勾勒出乡官群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的治理图景。这种协同模式并非简单的职责叠加，而是通过《唐律疏议》的法律规范、乡里伦理的柔性约束与实践形成的协作惯例，构建起“主导—辅助—见证”的三维协作框架，既确保了政务执行的精准性，又降低了基层治理的行政成本，成为唐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特色。
一、同级乡官的法定职责与分工边界
唐代乡官群体的协同运作，首要前提是明确的职责划分。《唐六典》《通典》等史料对乡佐、里胥、邻长、保长的职责有明确界定，而《唐律疏议》则通过法律条款固化了各岗位的权责边界，避免因分工模糊导致的推诿扯皮。这种分工并非机械割裂，而是以“政务流程闭环”为核心，形成“里正统筹—乡佐协理—里胥执歇邻保兜底”的职责链条，确保每一项基层事务都有对应的责任主体，且各主体间形成然的协作关联。
（一）乡佐：文书处理与数据核验的核心协理者
乡佐作为乡级行政的文书核心，其职责聚焦于“文书处理与数据核验”，是连接里正与县司的关键协理者。根据《通典·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445页）记载：“乡置耆老一人，乡佐一人，主佐乡老，判校户口，催驱赋役。”这里的“判校户口”“催驱赋役”明确了乡佐的核心职能——既要协助乡正（唐代前期为耆老，后期部分地区改为乡正，职能均为乡级统筹）审核各里上报的户籍、土地、赋税等文书数据，又要配合里正推进赋役征派等事务的落地。从政务流程来看，乡佐的职责贯穿基层治理的全链条：
在户籍管理中，里正完成辖区内户籍草册、计帐的初步编制后，需提交乡佐进行数据核验。乡佐需逐户核对手实与户籍草册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人口年龄、亲属关系、土地面积等关键信息，避免出现脱漏户口、虚报年龄等违规情况。敦煌文书S.4583《唐永徽元年西州某乡户籍》中，保留了乡佐对户籍数据的核验痕迹：“一户李伏生，年卅五，丁男，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七十亩，乡佐张达核验无差”，这种核验记录既是乡佐职责的直接体现，也为后续县司复核提供了基础。若乡佐未履行核验职责，导致虚假数据流入县司，将依据《唐律疏议·职制律》卷九（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9页）“官文书误不请官司而改定”条承担连带责任，“诸官文书误，不请官司而改定者，笞四十；若涉私曲，各加二等”。
在土地核查与赋役征派中，乡佐的协理作用更为突出。每年秋收后，里正完成土地荒熟状态、田界变动的核查记录，乡佐需汇总各里数据，编制乡级土地帐，核对授田总量与户籍丁男数量的匹配度，确保均田制推行的准确性。在赋税征收中，乡佐需协助里正核算各户租庸调额度，核对赋税缴纳凭证，统计欠缴农户名单，并与里正共同制定催缴方案。吐鲁番文书73tAm504《唐总章元年某乡赋税缴纳帐》中，详细记录了乡佐与里正的协作过程：“里正王感上报缴纳户卅二，欠缴户八，乡佐李林核对后，同里正共同出具催缴牒文”，这种联合操作既体现了职责分工，又形成了相互监督。
此外，乡佐还承担着跨里事务的协调职能。当乡邻里之间发生土地纠纷、逃户追索等跨区域事务时，乡佐需受乡正委派，联合相关里正进行调查核实，收集证据并提出处理建议，为乡正或县司裁决提供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三（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6页）“盗耕种公私田”条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笞三十，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乡佐在处理此类跨里纠纷时，需实地丈量土地、核查田界文书、询问邻保证人，其调查结果直接影响纠纷裁决的公正性，成为跨里协同的重要纽带。
（二）里胥：事务执行与文书传递的一线落实者
里胥作为里正的直接助手，职责聚焦于“具体事务执行与文书传递”，是基层政务落地的“跑腿者”与“联络人”。相较于里正的统筹协调与乡佐的文书核验，里胥的工作更具实操性，直接对接民众与具体事务，是政务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通典·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445页）载：“里有里胥，以佐里正理务”，这里的“理务”涵盖文书传递、徭役召集、事务通知、催缴督办等多个方面，具体可分为三类核心职责：
文书传递是里胥最基础的工作。唐代基层文书流转频繁，县司下达的制书、敕牒、符告，乡级转发的核查指令、催缴文书，均需通过里胥传递给里正；而里正编制的户籍草册、土地帐、赋税缴纳簿等，也需由里胥送达乡佐处。为确保文书传递的及时性，唐代对里胥的传递时限有明确规定，根据《唐律疏议·职制律》卷九（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页）“稽缓制书官文书”条：“诸稽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里胥若延误文书传递，将与里正共同承担责任。吐鲁番文书64tAm29《唐仪凤三年某县符告》中，明确标注“里胥陈元于七月三日收到，七月四日送达里正张安”，这种时间记录既体现了文书传递的规范流程，也反映了里胥在信息流转中的关键作用。
事务执行是里胥的核心职责。在徭役征派中，里胥需根据里正制定的征派名单，逐户通知农户集合时间、服役地点与任务要求，并负责清点人数、带队前往服役地点；若农户逃避徭役，里胥需配合里正进行劝导，必要时上报县司处理。敦煌文书p.3569《唐大足元年某乡徭役征派牒》中记载：“里胥李万通奉里正之命，通知丁男王才等十人，于本月十五日赴县城修堤，逾期不到者按律追责”，清晰展现了里胥在徭役执行中的具体工作。在土地分配与核查中，里胥需协助里正丈量土地、设立田界标记、记录耕种情况，尤其是在偏远村落的土地核查中，里胥往往承担着实地勘测的主要工作，确保土地数据的真实性。
催缴督办是里胥的重要职责补充。在赋税征收中，里胥需协助里正督促农户按时缴纳租庸调，对欠缴农户进行上门催缴，并记录欠缴原因（如自然灾害、家庭贫困等）反馈给里正，为后续申请赋税减免或强制执行提供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四（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页）“输课税违期”条规定：“诸输课税之物，违期不送者，一日笞三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里胥的催缴工作直接关系到赋税征收的时效性，若因催缴不力导致大面积欠缴，里胥需承担相应责任。此外，在户籍变动登记、流动人口管理等事务中，里胥也需协助里正进行入户核实、信息采集，确保基层政务的全面覆盖。
（三）邻长与保长：邻里事务的一线管理者与协同者
邻长与保长作为乡里治理的“神经末梢”，职责聚焦于“邻里层面的信息收集与事务协同”，是连接乡官群体与普通民众的桥梁。唐代邻保制度以“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为基准（玄宗以后部分地区调整为“五家为邻，十家为保”，本文以《通典》所载前期制度为核心分析对象），《通典·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97页）明确：“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邻长、保长由邻里推举、里正认可，多为品行端正、熟悉民情的本地农户，其职责兼具行政执行与邻里互助双重属性。
信息收集与上报是邻长、保长的核心职责。在户籍管理中，邻长需及时掌握本邻农户的人口变动情况（如新生儿出生、人口死亡、婚嫁迁移等），并在三日内告知里胥或里正，确保户籍信息的动态更新。根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二（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脱漏户口增减年状”条规定，若邻长发现农户存在脱漏户口、虚报年龄等情况而未上报，将被笞三十，“诸脱漏户口者，家长徒三年，邻保不觉者，笞三十”。在土地管理中，保长需监督本保农户的土地耕种情况，及时上报田界纠纷、擅自开垦荒地、盗卖口分田等违规行为，成为土地核查的“一线观察员”。吐鲁番文书60tAm335《唐贞观年间某乡邻保上报文书》中，就有保长张三“上报本保农户李四盗卖口分田三亩”的记录，为里正与乡佐的调查处理提供了重要线索。
治安维护与邻里互助是邻保长的重要职责。在治安管理中，邻保长需组织邻里开展夜间巡逻，防范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根据《唐律疏议·贼盗律》卷十八（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5页）“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若邻里遭遇强盗，邻保长需组织民众合力救助，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在邻里纠纷调解中，邻保长需主动介入额财产纠纷、邻里口角等轻微矛盾，以“和为贵”为原则进行劝导化解，避免矛盾升级；若调解无效，再上报里政处理。这种基层调解既减少了里正的事务压力，又维护了邻里关系的和谐。此外，在自然灾害、农户家有红白喜事等场景中，邻保长需组织邻里互助，体现了唐代乡里治理的“仁政”底色。
政策传达与执行监督是林保长的职责延伸。里正或里胥传达的政策指令（如赋税减免、徭役征派、禁令宣传等），邻保长需逐户告知本邻本保农户，确保政策覆盖无死角；同时，监督农户对政策的执行情况，如督促农户按时缴纳赋税、参加徭役，举报违规行为。例如，县司下达“禁止私藏兵器”的禁令后，邻保长需逐一排查本保农户，发现私藏兵器者及时上报里正，形成“政策传达—执行监督—违规上报”的闭环。
二、同级协同的核心场景与运作流程
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并非抽象的制度设计，而是通过具体政务场景的实践运作得以体现。在户籍编制、土地核查、赋税征收、矛盾调解等核心政务中，里正、乡佐、里胥、邻保长通过固定的协作流程形成合力，确保政务执行的高效与精准。这些协同场景既遵循法定规范，又蕴含着基层治理的实践智慧，成为唐代乡里治理体系的鲜活注脚。
（一）户籍编制与核验：多层级联合审核机制
唐代“三年一造户籍”的制度推行，是乡官群体协同运作的典型场景。户籍编制涉及信息采集、数据核验、文书上报等多个环节，需里正、乡佐、里胥、邻保长的分工协作，形成“民申报—邻保见证—里胥核实—里正编制—乡佐审核”的五级协作流程，确保户籍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
具体来看，户籍编制的协同流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申报”，农户需在户籍编制年份的年初，向邻长提交手实，如实申报家庭人口、年龄、亲属关系、土地位置与面积等信息，邻长作为见证者在手上签字确认，确保申报信息的初步真实。第二阶段为“里胥核实”，里胥根据邻长上报的手实，逐户进行实地核查，核对人口与土地的实际情况与申报信息是否一致，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虚报年龄、隐瞒土地等违规行为，并将核查结果记录在案，提交里正。第三阶段为“里正编制”，里正汇总里胥提交的核查结果，编制本里的户籍草册，明确标注每户的人口结构、土地类型、赋税额度等核心信息，并在户籍草册末尾署名。第四阶段为“乡佐审核”，里正将户籍草册提交乡佐，乡佐对各里户籍草册进行交叉核验，核对授田总量与丁男数量的匹配度、赋税额度的核算准确性，若发现问题，退回里正重新修改；审核无误后，乡佐在户籍草册上签字盖章，连同乡级汇总报告一并上报县司。
这一协同流程中，各乡官的职责相互衔接、相互监督：邻长的见证确保了申报信息的初始可信度，里胥的实地核查过滤了明显的虚假信息，里正的编制统筹保证了户籍草册的规范性，乡佐的审核则为户籍数据的最终准确把关。敦煌文书S.514《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户籍残卷》完整保留了这一协同痕迹，户籍册中依次出现“邻长王五见证”“里胥赵六核实”“里正张思忠编制”“乡佐李文礼审核”的署名，印证了多层级联合审核机制的实际运作。而《唐律疏议·户婚律》对各环节违规行为的追责条款，进一步强化了协同的严肃性——若邻长未见证申报信息导致虚假申报，笞三十；里胥未核实导致信息失真，笞五十；里正编制失误，杖六十；乡佐审核未发现问题，笞四十，形成“层层追责、环环相扣”的约束机制。
（二）土地核查与纠纷调解：多方参与的共治模式
土地事务是唐代基层治理的核心，无论是每年的土地核查，还是频繁发生的田界纠纷，都需要乡官群体的协同共治。这种协同以“里正主导、乡佐协理、里胥执孝邻保见证”为基本模式，通过多方参与确保土地事务处理的公平与公正。
在每年的土地核查中，协同流程体现为“分区核查—数据汇总—交叉核对”：里正首先将本里土地划分为若干片区，每个片区由一名里胥牵头，两名邻长协助，开展实地核查。里胥负责丈量土地面积、记录田界变动、标注土地荒熟状态，邻长则凭借对本地土地的熟悉度，指认田界标记、证实土地耕种情况；核查完成后，里胥将片区核查数据提交里正，里正汇总形成本里土地帐；随后，里正将土地帐提交乡佐，乡佐结合户籍数据核对土地帐的准确性，重点核查口分田的归还与重新授田情况、荒地的统计是否完整，并随机抽取部分片区进行二次核查，确保数据真实。吐鲁番文书72tAm226《唐麟德二年西域某乡土地帐》中，就记录了“里胥王敬、邻长刘六核查第三片区土地，荒田二亩，熟田三十五亩”的具体内容，体现了里胥与邻长的协同核查过程。
在土地纠纷调解中，乡官群体的协同更具互动性。当农户因田界争议、土地买卖等问题发生纠纷时，首先由邻长、保长进行初步调解；若调解无效，农户可向里政申诉。里正受理后，需联合乡佐、里胥、涉事邻里的邻长组成调解组，开展调查核实：乡佐负责调取田界文书、户籍记录等存档资料，里胥负责实地丈量土地、核实田界标记，邻长负责提供证人证言，里正则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相关条款（如“盗耕种公私田”“盗卖口分田”等），结合调查结果进行裁决。例如，两户农户因田界问题发生争执，里正需组织乡佐调取72tAm226《唐麟德二年西域某乡土地帐》中记载的初始授田文书，里胥携带丈量工具实地勘测定界，邻长结合本地耕种惯例证实历史田界位置，最终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三（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6页）“田界以授田时标记为准”的原则，明确田界归属，并由调解组共同签字确认裁决结果，录入乡级文书存档备查。
这种多方参与的共治模式，既弥补隶一乡官对事务了解不全面的局限，又通过“文书证据+实地核查+证人证言”的三重验证，确保了纠纷处理的公平性。而《唐律疏议》对调解过程中违规行为的约束，如“里正偏袒一方导致裁决不公，杖七十”“乡佐隐瞒田界文书，徒一年”（《唐律疏议·职制律》卷九，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进一步保障了协同调解的公正性，减少了因纠纷处理不当引发的治理冲突。
（三）赋税征收与徭役征派：分工协作的执行闭环
赋税与徭役是唐代国家财政与国防的重要保障，其征收与征派涉及农户数量多、流程复杂，需乡官群体形成“核算—通知—催缴—执斜的分工协作闭环，确保政策落地。
在赋税征收中，协同流程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核算分摊”，里正根据户籍与土地核查数据，核算每户农户的租庸调额度，乡佐协助核对核算结果，重点核查丁男数量与授田面积的匹配度，确保额度准确无误，避免出现“富户少缴、贫户多缴”的不公现象；第二步是“通知传达”，里胥根据核算结果，逐户向农户发放缴纳凭证，明确征收种类、数量、时限与缴纳地点，邻长协助里胥通知老弱病残等特殊农户，确保通知全覆盖；第三步是“催缴督办”，缴纳期限临近时，里胥与邻长共同负责催缴，对欠缴农户进行上门劝导，了解欠缴原因（如自然灾害、家庭贫困等），并将情况详细记录反馈给里正；第四步是“汇总上报”，里正汇总本里缴纳情况，编制赋税缴纳帐，提交乡佐审核，乡佐核对无误后，连同乡级汇总报告一并上报县司，完成整个征收流程。
这一协同闭环中，各乡官的职责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里正的核算分摊是基础，乡佐的核对应对是保障，里胥与邻长的通知催缴是关键。敦煌文书p.2803《唐宝元年某乡赋税缴纳帐》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协同过程：“里正李达核算本里租谷二百三十石，乡佐王宾核对无差；里胥张三、邻长李四催缴完成二百二十石，欠缴十石为农户王五因旱灾申请减免”，清晰展现了分工协作的执行逻辑。而《唐律疏议》对各环节的法律约束，如“里正核算不公，杖六十”“里胥催缴不力导致欠缴，笞四十”（《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四，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页），则确保了协同执行的严肃性。
在徭役征派中，协同流程体现为“指标分配—名单确定—通知集合—组织执斜：县司下达徭役指标后，里正结合本里农户的年龄、身体状况、田产情况，制定征派名单，乡佐协助审核名单，确保“取舍公平”，避免出现“偏袒亲友、欺压贫弱”的现象；名单确定后，里胥逐户通知农户集合时间、地点与任务要求，邻长协助确认农户知晓并签字回执；集合当日，里胥负责清点人数，带队前往服役地点，里正与乡佐负责监督执行，确保农户按时抵达并开展劳作；服役期间，里胥负责农户的日常管理，及时处理生病、误工等突发情况，邻长协助维持秩序、协调邻里互助，形成“层层负责、协同推进”的执行格局。根据《唐律疏议·擅兴律》卷十六（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2页）“拣点卫士征人不平”条规定，若里正征派不公、乡佐未审核发现，里正杖七十、乡佐笞五十，这种追责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协同执行的公平性。
三、同级协同的运作保障：法律约束与实践惯例
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既得益于《唐律疏议》的法律刚性约束，也依赖于乡里伦理的柔性支撑与实践中形成的协作惯例。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强化，构建起“硬约束—软支撑—活惯例”的三维保障体系，确保协同模式的有效落地。
（一）法律约束：权责法定与追责机制
《唐律疏议》作为唐代的根本法典，通过“权责法定”与“追责明确”的双重设计，为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提供了刚性保障。一方面，法律明确界定了各乡官的职责边界，避免因分工模糊导致的协同失效；另一方面，法律对协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如推诿扯皮、徇私舞弊、履职懈怠等）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款，形成“违法必追责”的震慑效应。
在权责法定方面，《唐律疏议》将乡佐、里胥、邻保长的职责纳入法律规范，使其成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二明确邻保长影上报户籍变动”的义务，《职制律》卷九规定乡佐影审核文书数据”的责任，《贼盗律》卷十八要求邻保长承担“治安救助”的职责，如前文户籍编制、土地核查等场景所示，这种法定职责的明确化，使乡官群体的协同成为法律要求的必然行为，而非单纯的道德自觉。
在追责机制方面，《唐律疏议》针对协同过程中的各类违规行为，制定了梯度化的处罚标准，涵盖笞、杖、徒等多种刑罚，且普遍实邪连坐制度”，强化了乡官群体的相互监督。例如，在户籍编制中，若里正虚报户籍数据，乡佐未审核发现，里正徒一年、乡佐笞四十；若里胥未实地核查导致信息失真，里胥笞五十、里正杖六十；若邻长未见证申报信息，邻长笞三十（《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二，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这种连坐制度使乡官群体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倒逼各主体认真履行协同职责，主动监督他饶违规行为。吐鲁番文书73tAm177《唐永徽三年某乡追责文书》中，就记录了“里正王远虚报赋税数据，乡佐李通未审核发现，里正徒一年，乡佐笞四十”的案例，印证了追责机制的实际执校
此外，《唐律疏议》还对协同过程中的“协同舞弊”行为制定了加重处罚条款。若乡官群体相互勾结、共同违规（如里正与乡佐合谋虚报土地数据、里胥与邻长串通隐瞒徭役人数），将在原有处罚基础上“加一等”处罚。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卷十三（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7页）规定：“诸盗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里正、乡佐知情不报，与同罪”，这种加重处罚条款有效遏制了乡官群体的协同舞弊行为，维护了协同机制的公正性。
（二）伦理支撑：乡里伦理与信任基础
唐代乡官群体多为本地居民，或为乡绅耆老，或为品行端正的农户，彼此之间存在长期的邻里关系与伦理纽带。儒家礼教中的“忠、信、和、义”理念，成为乡官群体协同运作的柔性支撑，构建起基于伦理信任的协作基础。
“忠信”理念是乡官协同的核心伦理准则。里正、乡佐、里胥、邻保长作为基层治理的执行者，需秉持“忠于职守、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各自职责，不推诿、不舞弊。里正需信任乡佐的文书审核能力，乡佐需忠于里正的统筹安排，里胥需如实反馈事务执行情况，邻保长需诚信上报邻里信息。这种基于忠信的信任关系，减少了协同过程中的监督成本，提高了政务执行效率。例如，在土地核查中，里正无需亲自核查每一块土地，而是信任里胥与邻长的实地核查结果，仅需进行抽样复核，既节省了时间，又保证了工作效率。
“和义”理念则促进了乡官群体的协作互助。乡里作为熟人社会，乡官群体之间不仅是工作伙伴，更是邻里乡亲，“以和为贵”“守望相助”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在政务执行中，若某一乡官因事务繁忙或能力不足无法完成职责，其他乡官会主动协助；若出现矛盾分歧，会以“顾全大局”为原则进行沟通协商，而非相互指责。例如，里正因需处理跨里纠纷无法及时编制户籍草册，乡佐会主动协助整理数据；里胥因偏远村落核查任务繁重，邻长会主动配合延长工作时间。这种协作互助的伦理氛围，使乡官群体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确保了协同机制的顺畅运校
此外，乡官群体的“为民情怀”也是伦理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乡官虽无俸禄（或仅有少量补贴），但大多秉持“父母官”的治理理念，以“为民服务”为己任，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协同运作的精神纽带。在赋税征收中，里正与乡佐会共同为贫困农户申请赋税减免；在徭役征派中，会优先照顾家庭困难的农户；在矛盾调解中，会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维护农户权益。这种为民情怀使乡官群体的协同超越隶纯的职责履行，成为基于共同价值追求的自觉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协同的稳定性与有效性。
（三）实践惯例：协作模式的固化与优化
除了法律约束与伦理支撑，唐代乡官群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协作惯例，也成为同级协同的重要保障。这些惯例是对法定职责的补充与细化，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化下来，使协同运作更具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文书协作惯例是实践惯例的核心内容。乡官群体在长期的文书传递、数据核对、报告编制中，形成了固定的文书格式与协作流程。例如，里正上报乡佐的户籍草册，需统一使用“乡—里—户”的层级编号，明确标注每户的核心信息；乡佐审核后的文书，需加盖“乡佐之印”等固定印章，注明审核日期；里胥传递的文书，需填写“接收人—传递人—传递日期”的三联单，确保文书流转可追溯。敦煌文书S.4583《唐永徽元年西州某乡户籍》与吐鲁番文书72tAm226《唐麟德二年西域某乡土地帐》中，大量基层文书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格式与内容，印证了文书协作惯例的普遍存在。这种惯例减少了文书处理中的沟通成本，提高了协同效率。
事务分摊惯例则体现了协同的灵活性。在农忙时节或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疫情）发生时，乡官群体的职责分工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形成“急事急办、协作补位”的惯例。例如，秋收时节赋税征收与土地核查任务叠加，里正会协调乡佐协助里胥进行催缴，邻长协助里正进行土地核查；若辖区内发生旱灾，里正会组织乡佐、里胥、邻保长共同开展灾情核查、农户安抚、赋税减免申请等工作，打破常规的职责分工，形成协同救灾的合力。吐鲁番文书64tAm40《唐咸亨二年某乡救灾协同文书》中，就记录了“乡佐协助里胥核查灾情，邻保长组织邻里互助”的内容，体现了事务分摊惯例的实际应用。这种灵活的事务分摊惯例，使乡官群体能够快速响应实际需求，提高基层治理的应急能力。
沟通协商惯例是化解协同矛盾的重要手段。乡官群体在协同过程中难免出现意见分歧，实践中形成了“定期会商—私下沟通—第三方调解”的沟通协商惯例。里正会每月召集乡佐、里胥、邻保长召开乡官会议，通报工作进展，协商解决协同中的问题；若出现个人意见分歧，会通过私下沟通的方式交换看法，避免矛盾公开化；若分歧较大，会邀请乡正或县司户曹、田曹等上级官员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确保协同工作顺利推进。这种沟通协商惯例，有效化解了协同中的矛盾冲突，维护了乡官群体的团结。
四、同级协同的治理效能与历史局限
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模式，作为唐代基层治理的重要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显着的治理效能，成为维系唐代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但同时，受封建制度的本质局限、行政资源的匮乏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一协同模式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其效能的发挥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治理效能：基层治理的效率提升与成本控制
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模式，通过分工协作与资源整合，有效提升了唐代基层治理的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实现了“政府、大治理”的治理目标。
首先，协同模式实现了政务执行的精准化。乡官群体的分工协作，将复杂的基层政务拆解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环节，每个环节由专业的乡官负责，确保了政务执行的准确性。例如，户籍编制中的“五级协作流程”，通过邻长见证、里胥核实、里正编制、乡佐审耗多重把关，最大限度减少了户籍信息的误差；土地纠纷调解中的“多方参与模式”，通过文书证据、实地核查、证人证言的三重验证，确保了纠纷处理的公平性。这种精准化的执行，避免了因单人操作导致的失误，提高了基层治理的质量。
其次，协同模式提升了政务执行的效率。乡官群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层级联动相结合，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治理网络，使政策指令能够快速传达、政务信息能够及时反馈。例如，县司下达的均田令调整指令，通过“县司—乡正—乡佐—里正—里胥—邻保长”的层级传递与横向协同，可在短时间内覆盖所有农户；农户的诉求通过“邻保长—里胥—里正—乡佐—乡正—县司”的渠道，能够及时向上传递并得到回应。这种高效的信息流转与事务执行，确保了唐代基层政务的快速落地，适应了大一统王朝对基层治理的效率要求。
最后，协同模式降低了基层治理的行政成本。唐代乡里未被纳入正式行政编制，乡官多为兼职且无固定俸禄，行政资源相对匮乏。而同级协同模式通过分工协作，将行政成本分散到各乡官身上，避免隶一主体承担全部事务的压力。例如，里正无需亲自完成所有文书工作，乡佐的协助减少了其文书处理的时间与精力；里胥的实地执行与邻保长的信息收集，减少了里正的奔波之苦。这种成本分摊机制，使唐代在有限的行政资源下，实现了基层治理的全面覆盖，成为封建王朝基层治理的典范。
（二）历史局限：制度约束与实践困境
尽管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模式具有显着的治理效能，但受时代背景与制度本质的制约，其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其一，行政资源匮乏导致协同效能受限。唐代乡官多为兼职，无固定俸禄，仅能获得少量补贴或减免徭役的待遇，其履职动力主要依赖法律约束与伦理自觉。在行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乡官群体的协同往往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里胥因缺乏交通工具，难以快速传递文书；邻保长因无误工补贴，在农忙时节不愿参与土地核查与催缴工作；乡佐因文书处理量大、缺乏助手，导致审核工作延误。吐鲁番文书73tAm501《唐咸亨元年某乡申请增配里胥文书》中，就影本乡农户三百余户，里胥仅二人，文书传递与事务执行难以覆盖，申请增配里胥一人”的记载，反映了行政资源匮乏对协同效能的制约。
其二，封建特权与利益勾结破坏协同公正。唐代乡官群体中，部分乡官由地方乡绅、地主担任，这些乡官往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其他乡官相互勾结，破坏协同的公正性。例如，里正与乡佐合谋虚报土地数据，为地主富户隐瞒田产、规避赋税；邻保长受乡绅贿赂，隐瞒其盗卖口分田的违规行为；里胥为讨好权贵，在徭役征派中优先征派贫困农户，为权贵子弟逃避徭役。《旧唐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819页）记载：“宝以后，乡官多为豪强兼并之家，勾结官吏，虚报户籍，隐匿田产，导致租庸调征收失序”，这种利益勾结不仅破坏了协同模式的公正性，还加剧了基层社会的贫富分化，引发民众不满。
其三，法律执行的弹性化削弱协同约束。尽管《唐律疏议》对乡官群体的协同行为有明确的法律约束，但在实践中，法律执行往往受地方官吏的主观意志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弹性化特征。对于权贵子弟担任的乡官，违规行为往往被包庇纵容；而对于普通农户担任的乡官，一旦违规则严厉处罚。这种法律执行的不公，削弱了法律对协同行为的约束效力，导致部分乡官无所顾忌地违规履职，破坏协同秩序。此外，唐代中后期，中央集权衰落，地方割据加剧，中央对基层的管控力减弱，法律执行力度进一步弱化，乡官群体的协同模式逐渐瓦解，基层治理陷入“赋役不均、纠纷频发、户籍紊乱”的混乱状态，成为晚唐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
五、古今勾连：唐代同级协同模式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启示
唐代乡官群体的同级协同模式，植根于封建帝制的熟人社会土壤，其“分工明确、权责互补、多元共治”的治理逻辑，虽受时代局限存在诸多不足，但其中蕴含的基层治理智慧，对当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级治理仍具重要借鉴价值。当代基层治理面临“治理任务繁重与治理力量不足”“权责划分模糊与推诿扯皮”“治理主体单一与协同不足”等痛点，唐代的实践经验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构建“本土赋能+分工互补”的治理团队
借鉴唐代“乡官本土化+职责链条化”经验，当代村级治理可吸纳本村乡贤、退役军人、致富带头热本土力量参与治理，构建“村‘两委’主导—本土协理员（类乡佐、里胥）—村民代表（类邻保长）”的治理团队。明确“主导—辅助—参与”的分工边界：村“两委”统筹政策落地与资源整合，本土协理员承担文书处理、事务代办、信息传递等实操性工作，村民代表负责民意收集、政策宣传、邻里调解，既契合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又通过分工互补提升治理效率。同时，建立“责任连带+考核激励”机制，对协同不力、推诿扯皮的主体进行问责，对履职尽责的本土治理力量给予表彰或物质补贴，强化协同意识。
（二）完善“场景化协同+标准化流程”的治理机制
唐代乡官在户籍编制、土地事务等核心场景中形成的固定协作流程，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可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惠民政策落实等核心事务，制定“场景化协同方案”：例如在矛盾调解中，构建“村民代表初步调解—村级组织主导—专业力量（司法所、乡贤）协助”的三级协同模式，借鉴唐代“文书证据+实地核查+证人证言”的三重验证逻辑，确保调解公正；在惠民政策落实中，建立“政策解读—资格核查—公示上报—后续跟踪”的标准化流程，参照唐代文书协作惯例，统一信息填报格式、核查签字规范，降低协同沟通成本。
（三）强化“法律约束+伦理滋养+制度保障”的三维支撑
唐代“法律硬约束+伦理软支撑+惯例活补充”的保障体系，对当代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法律约束层面，完善基层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类治理主体的法定职责与违规责任，强化法律的刚性约束；在伦理滋养层面，弘扬“诚实守信、邻里互助、为民服务”的传统美德，通过村规民约、道德讲堂等载体，营造协作互助的治理氛围；在制度保障层面，建立健全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矛盾调解等协同制度，将实践中成熟的做法固化为规范，同时加大基层治理财政投入，改善办公条件、提高本土治理力量待遇，破解唐代“行政资源匮乏”的困境。
（四）防范“利益勾结+权力异化”的治理风险
唐代乡官协同因封建特权干预而失序的教训，警示当代基层治理需筑牢权力监督防线。构建“上级监督+群众监督+数字监督”的多元监督体系：通过村务公开栏、线上政务平台等渠道，公开赋役收缴、土地流转、项目审批等关键事务，保障村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治理台账，实现事务执行全程可追溯，防范“暗箱操作”；严厉打击基层干部与宗族势力、企业勾结谋取私利的行为，维护治理公正。
结语
唐代乡里治理中的同级协同模式，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它通过乡官群体的分工协作、法律与伦理的双重约束、实践惯例的灵活补充，在有限的行政资源下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精准化与高效化，维系了唐代前期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尽管受封建制度本质、行政资源匮乏、后期制度衰败等因素影响，这一模式最终走向瓦解，但其蕴含的“分工协作、多元共治、权责互补”的治理逻辑，是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智慧的结晶。
当代基层治理应立足新时代国情，批判性继承这一历史经验，摒弃其封建特权依附、人治色彩浓厚等历史局限，通过构建本土化治理团队、完善场景化协同机制、强化多元保障体系、筑牢监督防线，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破解基层协同治理困境，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为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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