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基层治理的体系化建构
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以“重典治世”为纲构建基层治理框架，里甲制的推行实现了户籍、赋役的网格化管理，保甲制则聚焦治安防御与匪患管控，而乡约制以礼俗教化、道德约束为核心——三者看似分工各异，实则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里甲管户籍、保甲管治安、乡约管教化”的三维治理网络，通过“三约联动”完成了基层治理从单一职能到体系化运作的转型。这种联动模式并非官方一纸政令的强制拼凑，而是在实践中逐步磨合形成的治理合力，既延续了唐宋以来民间自治的传统，又强化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成为明代基层治理的核心特色。
一、“三约”的职能分野：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分工
明代基层治理的智慧，首先体现在对里甲、保甲、乡约职能的精准界定，三者如同三足鼎立，各自承担不同角色却又相互支撑，构成了覆盖乡村日常运转的完整体系。
（一）里甲制：户籍赋役的“行政纽带”
里甲制的核心职能是“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堪称明代乡村的“行政基础”。洪武十四年（1381年）颁布的《赋役黄册》制度，以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10甲，甲设甲首。里长的职责包括“编排徭役、督催赋税、管理户籍”，每年由里长一名率领一甲应役，十年一轮，形成“以里统甲、以甲统户”的层级管理。从明代徽州府祁门县保存的《里甲册》残卷可见，里甲不仅记录每户的人丁、田产数量，还详细标注“应纳税粮数”“应服徭役类型”，甚至包括“逃户追踪”“绝户财产处理”等细节——里甲实际上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行政纽带”，通过户籍绑定将分散的农户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确保赋役来源的稳定。
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推行后，里甲制的职能进一步延伸：里长需根据《赋役黄册》核算每户的田赋、徭役折银数额，统一汇总后上交官府，同时协助官府完成“摊丁入亩”的前期数据统计。如苏州府长洲县的里甲册记载，万历年间当地里长需逐户核对“田亩清册”与“人丁簿”，将徭役银按田亩多寡分摊，避免了贫民因无田而承担过重徭役的弊端。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言：“里甲之设，所以使民知有上下之分，役有先后之序，以杜纷争而便催科。”
（二）保甲制：治安防御的“安全屏障”
保甲制的职能聚焦于“治安维护与地方防御”，是明代乡村的“安全屏障”。相较于里甲制的常态化行政功能，保甲制更具应急性与军事性，其起源可追溯到北宋王安石的保甲法，明代在继承基础上加以改造：通常以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保设保长，甲设甲长，实邪连坐之法”——若保内有人为盗、通匪，邻户不举发则一并治罪。
明代中后期，随着流民增多、寇乱频发，保甲制的作用愈发凸显且职能细化：北方边境地区的保甲组织需协助守军巡查防寇，甚至参与修筑边墙、传递军情；东南沿海的保甲则形成“烽燧+巡逻”的双层防御体系，每保设望哨台，发现倭寇即刻举烟，保内壮丁持械集结抵御；内地乡村的保甲还要负责缉捕盗贼、调解斗殴、管控宵禁。从《明实录·英宗实录》记载的案例来看，正统年间河北某地保甲组织通过“夜间巡逻、暗号联络、邻里互保”，成功捕获流窜盗贼三十余人，并顺藤摸瓜捣毁了盘踞在附近山中的盗匪窝点，其效率远高于远在县城的官府。保甲制的核心在于“以民治民”，通过邻里监督实现治安防控的网格化，弥补了官府警力不足的短板。
（三）乡约制：道德教化的“精神纽带”
乡约制的核心职能是“道德教化与礼俗规训”，是明代乡村的“精神纽带”。与里甲、保甲的强制性不同，乡约以自愿参与、道德感召为基础，通过制定规约、定期聚会、善恶褒贬等方式，引导乡民遵守伦理规范。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明确乡约的使命：“敦礼教以厚风俗，讲法律以儆愚顽，务孝悌以肃人伦，躬本业以定民志。”
乡约的教化内容既涵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又结合地方习俗制定具体条款，如《浦江郑氏乡约》规定“禁止赌博酗酒、规范婚丧嫁娶排场、救助孤寡贫弱、惩戒不孝子弟”；吕坤在《乡甲约》中更是将乡约与保甲结合，明确“约正掌教化、保长掌治安”，每月初一聚会，既宣讲圣谕、公示善恶，又排查保内隐患。乡约不仅记录乡民的善恶行为，还通过“彰善亭”公示孝子、义士，通过“申明亭”曝光奸猾、不孝者，用民间舆论的力量约束行为——这种“软约束”恰好弥补了里甲、保甲“硬管理”的不足，实现了“以礼化民”的治理目标。如江西赣州府，推卸南赣乡约》后，当地宗族纠纷减少七成，乡民主动上交逃税钱粮的案例大幅增加。
三者的职能分野清晰而互补：里甲管“事”（户籍赋役），保甲管“安”（治安防御），乡约管“心”（道德教化），分别对应乡村治理的物质层面、安全层面与精神层面。这种分工并非割裂，而是为后续的“三约联动”奠定了基础——当三者形成合力，基层治理的效能便会呈几何级提升。
二、“三约联动”的实践机制：从制度衔接到治理闭环
明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治理需求的深化，单纯的职能分野已无法应对复杂的乡村问题，“三约联动”应运而生。这种联动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人员协作与流程衔接，形成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行动协同”的治理闭环。
（一）人员交叉任职：联动的组织基础
“三约联动”的核心纽带是人员的交叉任职，即里长、保长往往同时兼任乡约的约正或副约正，这种身份重叠打破了不同制度间的壁垒。明代乡村社会中，乡绅阶层是连接国家与民间的关键力量，他们既有足够的威望获得乡民认可（胜任乡约约正），又熟悉地方事务能够完成官府交办的任务（胜任里长、保长）。
例如，浙江余姚《孙氏宗谱》记载，当地乡绅孙燧在正德年间同时担任里长、保长与乡约约正，其日常工作中：清晨处理里甲赋役登记、核对田亩数据，午后组织保甲壮丁巡逻演练、检修防御器械，傍晚主持乡约聚会讲解规约、调解邻里纠纷——这种“一身三任”的模式，使得里甲、保甲、乡约的事务能够统筹协调，避免了推诿扯皮。如遇灾年，孙燧可直接通过乡约动员乡绅捐粮，再以里长身份登记救济户数，以保长身份监督放粮过程，全程无需官府介入即可完成赈灾。
官府对这种交叉任职模式也持鼓励态度，如嘉靖年间颁布的《乡约条例》规定：“凡选任里长、保长者，优先择取素有德望、为乡约所推重者，使其兼理乡约事务，以收教化与治理之效。”人员的交叉任职，使得三类制度的信息能够实时互通：里长在统计户籍时，可将“游手好息无业流民”信息同步告知保长加强监控，同时通过乡约进行劝诫安置；保长在巡逻中发现的“聚众赌博”行为，可交由乡约记录在“恶簿”中，配合里甲暂停其相关福利（如免除杂役）；乡约在教化中发现的“贫困无依”乡民，可通过里甲核实户籍后申请官府救济，或由保甲组织邻里互助。这种信息互通机制，让基层治理从“各自为战”变为“协同作战”。
（二）事务流程衔接：联动的运行核心
“三约联动”的关键在于事务流程的无缝衔接，以乡村常见的“流民安置”与“纠纷调解”为例，可清晰看到三者的协同运作。
1. 流民安置：从发现到安置的闭环
保甲在巡逻中发现外来流民，立即上报里长进行户籍核查——里长通过比对《里甲册》《逃户册》，确认其是否为邻县逃户或无籍流民；若为邻县逃户，里长则发文联系原籍官府，乡约负责临时安置流民并宣讲当地规约，保甲负责看管防止流民滋事；若为无籍流民，乡约则出面询问其来历与诉求，通过“道德教化”引导其遵守当地规约，同时组织乡绅提供临时住所与口粮；里长根据乡约反馈的流民情况，向官府申请编入当地户籍或遣返原籍；保长则根据里长的安排，将流民纳入保甲体系，监督其日常行为并安排垦荒或务工。
如嘉靖年间河南开封府遭遇蝗灾，数万流民涌入邻近的山东兖州府，当地通过“三约联动”：保甲分片排查流民并集中安置，里长逐户登记流民信息并上报官府，乡约动员乡绅捐粮捐物并宣讲“安分守己、垦荒立业”的道理，最终不仅稳定了流民秩序，还让数千流民就地垦荒，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
2. 乡村纠纷调解：从劝导到执行的闭环
明代乡村的纠纷处理遵循“乡约调解—里甲佐证—保甲执斜的流程：邻里因土地边界产生矛盾，首先由乡约约正召集双方调解，依据乡规民约与儒家伦理进行劝导；调解过程中，里长需提供《里甲册》中记载的土地权属记录、历年赋税缴纳凭证作为佐证；若双方达成和解，保长则负责监督协议执行（如立界碑、划分灌溉渠），防止后续冲突；若调解无效，再由里长、约正联名上报官府，避免了微纠纷升级为诉讼案件。
《明会典》记载，万历年间江南地区通过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将乡村诉讼案件数量减少了六成以上，极大减轻了官府的司法压力。如苏州府吴江县，两宗族因祖坟地界争执三年，乡约约正联合里长调取《里甲册》中明初的土地登记记录，保长出面维持调解现场秩序，最终两宗族达成和解，立碑为界并结为姻亲。
（三）资源整合共享：联动的保障支撑
“三约联动”的有效运行，离不开资源的整合共享。里甲掌握着乡村的户籍、田产、赋税等“行政资源”，保甲拥有巡逻器械、壮丁队伍、联络体系等“安全资源”，乡约则掌控着乡绅捐助、民间舆论、宗族势力等“社会资源”，三者的资源整合实现了“1+1+1＞3”的效果。
以乡村公共工程修建为例，明代乡村修建水利设施、桥梁道路时，往往通过“三约联动”整合资源：里长负责统计受益户数、摊派劳力与钱粮，根据田产多寡确定各户出工出粮比例；保长负责维护施工安全、防止材料被盗，组织壮丁轮流看守工地；乡约则通过教化动员乡民参与，对推诿扯皮者进行道德谴责，同时协调乡绅出资补充经费缺口，对捐资多者在“彰善亭”公示表彰。
以广东佛山的桑园围水利工程为例，该工程始建于宋代，明代中后期因年久失修频繁决堤，当地通过“三约联动”完成大规模修缮：里甲根据田产多寡确定各户出工比例，将10里之地分为10段，每里负责一段的施工；保甲组织夜间巡逻守护工地材料，防止盗贼偷窃，并抽调壮丁组成应急队处理溃堤险情；乡约则召集乡绅、宗族族长商议捐资方案，共募集白银三千余两，弥补了官府拨款的不足，并对捐资者刻碑纪念。最终，工程仅用三个月便完工，耗费不足官府预算的一半，且后续由里甲、保甲、乡约共同负责维护，桑园围此后数十年未发生重大决堤。正如当地《桑园围志》所言：“里甲定其役，保甲护其工，乡约鼓其劲，三者合一，事无不成。”
三、“三约联动”的地域差异：因地制夷治理调适
明代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治理需求差异显着，“三约联动”模式在实践中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地域特点进行了灵活调适，形成了“北方侧重防御联动、南方侧重赋役与教化联动、沿海侧重海防联动、西南侧重土司协同联动”的差异化特征。
（一）北方地区：以保甲为核心的防御型联动
北方地区（尤其是宣府、大同、蓟州等边关地区）常年面临蒙古骑兵南下、流民寇乱等威胁，“三约联动”以保甲为核心，里甲与乡约均服务于治安防御。
里甲在统计户籍时，重点标注“壮丁数量”“兵器储备”“耕牛田亩”，以便保甲快速组建民兵、调配物资；乡约的教化内容则突出“忠君爱国、守望相助、奋勇御当，通过宣讲“岳飞抗金”“杨家将守边”“戚继光练兵”等故事激发乡民的防御意识，甚至将“保甲巡逻不力者”纳入“恶簿”进行惩戒。隆庆年间，宣府某地实邪保甲巡逻+乡约劝诫+里甲补给”的联动模式：保甲将壮丁分为五班，每班50人，昼夜轮流巡逻边境，发现敌情即刻鸣锣示警；乡约对逃避巡逻者进行道德谴责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者由里长扣除其粮食补贴；里长则根据保甲上报的巡逻情况，统一调配粮草、兵器，对积极参与者减免部分徭役。
这种联动模式使得边境乡村的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明实录·穆宗实录》记载，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骑兵南下侵扰宣府，当地乡村通过保甲的烽燧预警快速集结数千壮丁，乡约动员乡民坚壁清野，里长调配粮草支援，最终成功击托军，保全了数十个村庄。
（二）南方地区：以里甲与乡约为核心的治理型联动
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宗族势力强大，社会矛盾多集中于赋役不均、宗族纠纷、土地兼并等方面，“三约联动”以里甲的赋役管理与乡约的道德教化为核心，保甲则承担辅助作用。
里甲与乡约联合制定“均赋役条约”，根据乡约记录的乡民道德表现（如是否孝悌、是否捐助公益）与实际家境（如田产多寡、人丁数量），调整徭役轻重——对“孝悌勤俭、乐善好施”者减免10徭役，对“游手好息拖欠赋税”者加重徭役并纳入保甲重点监管；乡约则通过宗族祠堂宣讲“均贫富、安本分”的理念，引导富户如实申报田产，避免隐匿土地逃避赋税；保甲则主要负责维护集市治安、调解宗族斗殴、协助里长催收赋税。
从《苏州府志》记载的案例来看，万历年间苏州府通过这种联动模式，成功解决了“富户隐匿田产、贫民负担过重”的赋役不均问题：乡约通过民间舆论压力与宗族约束，促使富户如实申报隐匿的田产共计三万余亩；里长根据新的田产数据重新编排徭役，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了三成；保甲则监督富户缴纳赋税，防止其抗税或转移财产。
（三）沿海地区：以保甲与乡约为核心的海防型联动
东南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深受倭寇侵扰之害，“三约联动”以保甲的海防预警与乡约的民心凝聚为核心，里甲则负责后勤补给与户籍核查。
保甲组织建立“烽燧预警体系”，每村设望哨台，每保设烽火台，发现倭寇立即举烟，邻村保甲闻声驰援——福建漳州府甚至将保甲壮丁分为“了望队”“作战队”“运输队”，分工明确；乡约则通过教化强化乡民的抗倭决心，规定“通倭者族诛、助倭者乡弃”，将抗倭纳入乡规民约，同时组织乡绅捐赠钱粮、兵器支援抗倭；里甲则根据保甲与乡约的需求，调配粮食、衣物、药品等物资，统计阵亡者家属信息并申请官府抚恤，还负责甄别奸细（通过核对户籍、盘问口音）。
嘉靖年间，戚继光在福建抗倭时，便充分利用这种联动模式：保甲提供倭寇动向情报、引导军队设伏，乡约动员乡民组成乡勇配合军队作战（如充当向导、运送粮草），里甲负责粮草供应与伤员安置——最终取得了平海卫大捷、仙游大捷等重要胜利。《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戚继光曾言：“沿海之防，非独官军之事，赖保甲之侦、乡约之聚、里甲之供，三者缺一不可。”
（四）西南地区：与土司协同的融合型联动
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实行土司制度，“三约联动”需与土司治理融合，形成“土司主导、三约辅助”的模式。
里甲制简化为“以村寨为单位”登记户籍，由土司头人与里长共同管理，重点统计耕牛、土地与贡品数量；保甲制与土司的“土兵”制度结合，保长由土司任命的寨老担任，负责维护村寨治安、配合土司土兵抵御外敌；乡约制则融合少数民族习俗，将儒家伦理与土司规约结合，如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乡约规定“孝顺父母、尊敬土司、团结邻里”，同时保留纳西族的传统礼俗。
如万历年间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增推邪三约联动”：里长协助土司统计各寨贡品，保长组织壮丁配合土司土兵防守边境，乡约则宣讲土司规约与儒家教化，最终实现帘地的长治久安，纳西族与汉族的冲突大幅减少。
四、“三约联动”的现代镜鉴：传统治理智慧的当代转化
明代“三约联动”的基层治理模式，本质上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的有机结合，其核心智慧——“职能分工明确、主体协同联动、因地制吟适”，对当代基层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当代基层治理的“三约”对应形态
当代基层治理中，“网格化管理”对应着明代的里甲制，承担着人口信息登记、民生事务办理、政策传达等基础管理职能；“治安联防队\/社区民警”对应着保甲制，负责社区安全巡逻、应急处置、矛盾化解等治安职能；“村规民约\/道德讲堂\/乡贤理事会”对应着乡约制，承担着道德教化、乡风文明建设、民间自治等职能。
当前基层治理的痛点在于三者联动不足：部分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与治安联防队信息不通，导致流动人口管控漏洞（如网格员登记的租户信息未同步给治安联防队，引发盗窃案件）；道德讲堂的内容与居民实际需求脱节（如单纯宣讲理论，未结合社区实际问题），无法有效引导乡风文明；城乡结合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一刀潜，未考虑地域特色。
（二）明代经验的当代转化路径
1. 推动人员协同，打破部门壁垒
借鉴明代“人员交叉任职”的经验，鼓励社区网格员兼任治安联防队联络员、道德讲堂志愿者，建立“一岗多责、信息互通”的机制。如某城市社区规定，网格员在入户走访时，既要登记人口信息，又要收集治安隐患线索，还要宣传社区的道德规范，收集的信息统一录入数字化平台，供治安联防队、道德讲堂共享。
2. 优化流程衔接，构建治理闭环
建立“问题发现—信息上报—协同处置—结果反馈”的闭环机制：网格员发现邻里纠纷，即刻上传至数字化平台，平台自动分派给道德讲堂调解员与治安联防队——调解员负责劝导调解，治安联防队负责维持秩序，调解结果由网格员反馈至平台并归档；若发现安全隐患（如消防通道堵塞），网格员上报后，治安联防队负责督促整改，社区工作人员负责核查验收。
如浙江杭州某社区通过这种闭环机制，将邻里纠纷的调解成功率提升至90%，消防隐患的整改率提升至95%。
3. 注重因地制宜，实现本土化适配
借鉴明代“地域差异化调适”的经验，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调整联动模式：
- 城市社区侧重“网格化管理+治安联防”联动，重点解决流动人口管控、消防安全、邻里纠纷等问题；
- 乡村地区强化“村规民约+网格化管理”联动，结合宗族势力、乡贤力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 少数民族地区将民族习俗融入村规民约，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村寨，将“泼水节礼仪”“寨神祭祀规范”纳入村规民约，由网格化管理员与寨老共同执行；
- 边境地区侧重“治安联防+网格化管理”联动，结合边民互盛跨境流动人口特点，强化边境管控与民生服务。
（三）古今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创新
从明代的“三约联动”到当代的“多元共治”，基层治理的核心始终是“整合力量、服务民众”。明代乡绅阶层作为联动的核心纽带，在当代可转化为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乡贤、企业家等多元主体；明代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机制，在当代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如智慧社区系统、网格化管理App）实现升级，打破时空限制；明代的“因地制宜”理念，在当代则体现为“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避免治理模式的“一刀潜。
例如，江苏苏州某乡村依托数字化平台，将“网格化管理（里甲）+治安联防队（保甲）+乡贤理事会（乡约）”整合：乡贤理事会提出修建乡村文化礼堂的建议，网格员统计村民意见与筹资情况，治安联防队负责施工安全，最终仅用半年便建成文化礼堂，成为村民议事、文化活动的阵地——这正是明代“三约联动”智慧在当代的创新实践。
结语
明代的“三约联动”模式，以里甲、保甲、乡约的职能互补与协同运作，构建了中国古代最为成熟的基层治理体系之一。它既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保留了民间自治的活力，实现了“管”与“治”的平衡。这种治理智慧跨越时空，为当代基层治理的体系化、精细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当代价值。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今，传承并创新“三约联动”的智慧，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基层治理更具温度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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