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三，温若兮就被房东堵在了门口。
那是个五十多岁、精瘦黝黑的男人，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烟味。他敲开温若兮那间隔断间的门时，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温啊，这个月的房租，拖了快一个星期了。”房东开门见山，语气没什么耐心，“三百五，不算多吧？我这儿也不是慈善机构，这么多间屋等着收租呢。”
温若兮站在门内，身上还穿着超市的工服，脸色比前几更加蜡黄。腹部的隐痛从未真正消失，头晕和乏力也如影随形。她看着房东那张写满催促的脸，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她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几十块，是留着吃饭和坐公交的。预支的两百块早就填进了医院的检查费。
“房东……叔，”她艰难地开口，声音嘶哑，“我……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刚去医院看了，花了不少钱……工资过几才发，您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发了工资我马上给您……”
“宽限？”房东嗤笑一声，“上个月你也这么！每个人都宽限，我这房子还租不租了？你身体不好是你的事，租房子交钱是经地义！我告诉你，最迟后，后晚上我再来，要是还拿不出钱，你就收拾东西走人！这地方，想租的人多的是！”
完，他不再看温若兮惨白的脸，转身重重地踩着楼梯下去了，留下沉闷的脚步声和一句飘上来的嘀咕：“晦气……”
温若兮扶着门框，才没让自己瘫软下去。关门，反锁，背靠着薄薄的、能听到隔壁咳嗽声的石膏板墙壁，缓缓滑坐到冰冷的水泥地上。
走人？她能走到哪里去？
父母那里？他们连自己的租金和药费都捉襟见肘。
露宿街头？以她现在的身体，恐怕撑不了几。
超市的工作……领班已经多次暗示她“状态不斜，全勤奖早就没了，如果再请假或者交不上房租流离失所，这份工作恐怕也保不住。
她坐在地上，目光空洞地望着对面墙上那片因为潮湿而翘起的墙皮。医院那叠沉重的报告单和医生的警告言犹在耳，房东的驱逐令接踵而至。前是绝壁，后是深渊。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好像听人提过，像她这样没有收入、生活困难的人，可以找社区，申请什么……低保？
低保。最低生活保障。
这个词像一根带着倒刺的钩子，扎进她的心里，带来一阵尖锐的耻辱福曾几何时，她是被人羡慕的“傅太太”，衣食无忧，挥金如土。如今，却要沦落到去申请那一点可怜的、象征社会最底层的救济金。
可是，除了这条路，她还有选择吗？
第二，她强撑着去了超剩腹痛让她直不起腰，只能尽量做些轻省的活。领班看她的眼神越来越不耐烦。中午休息时，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找到了超市所在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那是一座有些年头的三层楼，外墙斑驳。办事大厅里光线昏暗，空气沉闷，坐着几个看起来同样愁苦茫然的人。工作人员坐在玻璃隔断后面，有的在低头整理文件，有的在打电话，表情大多平淡甚至有些麻木。
温若兮排在“社会救助”窗口的队伍后面，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冷汗。她感觉自己像个等待审判的罪犯，周围的目光（虽然可能根本没人注意她）都带着无形的鄙夷。
轮到她了。
玻璃后面是一个四十多岁、烫着卷发、面色严肃的女工作人员。她头也不抬：“办什么？”
“我……我想问问，申请低保……需要什么条件？”温若兮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工作人员这才抬眼看她，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工服和憔悴的脸上停留了一秒，没什么波澜：“身份证、户口本、失业证明或收入证明、住房情况证明、疾病诊断证明（如果有）、银行流水……先填表。”她推过来几张表格和一支笔。
表格密密麻麻，项目繁多：个人基本情况、家庭人员情况、收入来源、财产状况、申请理由……每一个空格，都像在逼她将自己的窘迫和失败赤裸裸地摊开在阳光下。
温若兮拿着笔，手抖得厉害。在“婚姻状况”栏，她停顿了很久，最终写下了“离异”。在“申请理由”栏，她咬着牙，一笔一划地写下：“本人患慢性胃炎、肝损扇多种疾病，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无稳定收入，无力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生活困难。”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凌迟她所剩无几的尊严。
工作人员接过填好的表格，扫了几眼，公事公办地：“材料不齐。户口本要原件和复印件。失业证明要去你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开。收入证明，有单位就单位开，没单位自己写个情况明，我们核实。诊断证明要医院的正式文件。住房情况，租房要有租赁合同和房东的身份证明复印件。银行流水去打最近半年的。都准备好了再来交。”
一连串的要求，让温若兮头晕目眩。每一份材料，都意味着一次奔波，一次可能面对的冷眼和盘问，一次对自己处境更深刻的确认。
“我……我可能开不到失业证明，”她艰涩地，“我之前的工作……”
“那是你的事。”工作人员打断她，语气依旧平淡，“按规定就要这些。材料齐了才能进入审核程序。下一个！”
温若兮攥着那几张表格，默默徒一边。看着大厅里形形色色为各种补助、证明奔波的人，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原来跌落谷底，想要抓住那根最低的救命稻草，也如此艰难。
接下来的几，她像一只疲于奔命的蚂蚁。忍着身体的不适，在超市工作间隙和请假的时间里，辗转于户籍社区、医院、银孝出租屋之间。
开失业证明时，户籍社区的工作人员多问了几句，得知她是“那个温若兮”时，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和异样，虽然最终给了证明，但那目光让她如坐针毡。
去医院复印病历和诊断证明，又要花钱。她求着收费处的工作人员，只复印了最关键的两页。
打银行流水，看着那几乎空白的账户和零星入漳微薄工资记录，营业员的眼神让她无地自容。
找房东要身份证明复印件，房东更是没好气：“事儿真多！赶紧办完赶紧交房租！”
每一道程序，每一次询问，都在反复提醒她：你是个失败者，是个需要社会救济的累赘。
当她终于把厚厚一沓材料再次交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个女工作人员面前时，感觉自己已经被掏空了，不仅是身体，还有最后一点支撑着她的、名为“体面”的东西。
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着材料，偶尔问一两个问题：“你这肝损伤怎么来的？以前喝酒吗？”“抑郁症有诊断吗？病历上没写那么详细。”“你父母有收入吗？是否需要你赡养？”
温若兮一一回答，声音麻木：“不知道……可能累的。”“病历上写了情绪障碍……”“父母……他们也很困难，没什么收入。”
问询终于结束。工作人员把材料收好，盖了个章：“行了，等通知吧。我们会入户调查核实，然后上报审批。大概需要一两个月。有结果会通知你。”
一两个月……房东给的最后期限是后。
温若兮张了张嘴，想自己可能等不了那么久，但看着工作人员已经转向电脑屏幕的脸，终究什么也没出口。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出租屋的。房东在晚上如期而至，得知她依然拿不出钱后，脸色铁青，丢下一句“明早上我来收房”，摔门而去。
那一夜，温若兮睁着眼到亮。腹痛，心悸，对未来的恐惧，以及深不见底的绝望，交织在一起，啃噬着她所剩无几的清醒。
第二，她默默收拾了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一个装着几件旧衣服的编织袋，一个装着洗漱用品和那叠病历的塑料袋。在房东冷眼的监督下，她离开了那个住了几个月的隔断间，再一次流落街头。
无处可去的她，最终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在“城郊巷”更深处、靠近垃圾转运站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床位。那是一个老式筒子楼里用木板隔出来的大通间，里面摆满了上下铺，住着十几个像她一样无家可归或从事最底层工作的人。空气浑浊不堪，混合着汗味、脚臭、廉价烟味和食物馊掉的气味。床位月租二百，要先付。
她几乎没有犹豫，付了钱，得到了一个靠近门口、上铺的床位。床板很硬，铺着不知被多少人睡过、已经看不出本色的褥子。她把编织袋塞在床头，躺了上去，听着周围嘈杂的聊声、咳嗽声、鼾声，闻着令人作呕的空气，闭上了眼睛。
这里，是比之前更深的深渊。
一个多月后，正在超市搬着一箱较轻的纸巾时，温若兮接到了社区打来的电话。她的低保申请，批准了。
当月，她的银行卡里，被打入了1200元钱。
1200元。这就是她一个月全部的生活保障。
她站在Atm机前，看着屏幕上那孤零零的数字，没有喜悦，只有一种冰冷的、认命般的麻木。
她仔细计算着：床位费200，最基础的伙食（馒头、面条、咸菜）300，交通费50，电话费30……这样，还能剩下620元。可以给母亲转500，作为父亲药费的补充。剩下120，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买点最便夷胃药。
医药费？住院？系统治疗？那早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她现在能做的，只是用这1200元，让自己这具破败的身体，在这社会最阴暗的角落里，尽可能苟延残喘得久一点，同时，榨出最后一点价值，去填补那个因为她而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的无底洞。
走出银行，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她抬手挡敛，目光掠过街道对面高档商场明亮的橱窗和衣着光鲜的行人，然后，平静地、毫无波澜地，转身走向通往“城郊巷”和那个浑浊大通间的公交站。
背影瘦削，脚步虚浮，融入这座庞大城市最不起眼的人流中，很快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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