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九年五月中旬，一骑浑身浴血、背插三枝箭矢的塘马，冲破北京城暮色，直抵紫禁城东华门。骑士用尽最后力气喊出“八百里加急！江南……江宁失陷！”便气绝坠马。这封来自漕运总督亢得时（已死于乱军）幕僚拼死带出的血书，如同一声惊霹雳，在古老的燕京皇城炸响。
消息初传时，清廷上下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摄政王多尔衮在武英殿初闻此报，竟失手打翻了茶盏，霍然起身，厉声呵斥：“胡言乱语！江宁城高池深，哈哈木、管效忠皆宿将，兵马数万，岂能旦夕而下？必是南蛮子虚张声势，乱我军心！给我彻查，散播谣言者，凌迟处死！”
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江宁驻防八旗零星逃回的溃兵证实了城破，接着是常州、镇江、苏州等地如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求援甚至报丧文书。最后，连浙江巡抚萧起元、福建总督张存仁的紧急奏报也到了，均证实了南京易主、苏南糜烂的噩耗。
恐慌，如同瘟疫般迅速在满洲亲贵、八旗权贵中蔓延。 他们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十几年前初入关时的恐惧状态。江南，那是大清财赋所出之地，是稳定下的基石！南京，那是前明陪都，政治意义非凡！如今竟被南明残部一举攻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南明气数未尽？意味着大清国运逆转？
朝会之上，往日不可一世的亲王贝勒们，此刻面如土色，窃窃私语。有人主张立即调集倾国之兵，南下征讨，以泰山压顶之势夺回江南；有人则悲观地认为，应稳固北方，甚至有人私下提及退守关外的可能性（尽管无人敢公开出）。汉臣们则大多缄口不言，内心复杂，既有兔死狐悲之感，亦不乏暗中幸灾乐祸者。
年轻的顺治皇帝（时年十五岁）坐在龙椅上，脸色苍白，他能感受到脚下龙椅的晃动。他将目光投向御阶之下，真正掌控着这个帝国命阅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的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强压着滔的怒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失败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更是对他摄政权威的致命挑战！朝中那些早已对他独揽大权不满的势力（如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必然会借此发难。
“慌什么！”多尔衮猛地一拍御案，声如雷霆，压下令内的嘈杂。他鹰隼般的目光扫过群臣，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塌不下来！不过是一群跳梁丑，侥幸得逞！我大清立国，靠的是弓马骑射，是满洲勇士的赫赫武功！江南膏腴之地，岂容南明余孽长久盘踞？”
他迅速定下基调，展现其铁腕：
稳定人心，严控舆论： 下令封锁消息，严禁民间议论江南战事，违者重处。同时，对外宣称南京失守乃“守将不慎，为奸细所乘”，强调“王师不日南下，必犁庭扫穴”。
追查责任，以儆效尤： 尽管哈哈木、管效忠等已死，仍下旨革去其一切爵位，抄没家产，其家属发配宁古塔为奴。以此严厉惩罚，震慑朝野，表明绝不姑息败军之将的态度。
紧急备战，调兵遣将： 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命令：
豫亲王多铎（此前在河南休整）为定国大将军，接替尼谌（此时已经病重），总统南下军务，火速前往山东济宁建立大本营，收拢溃兵，整军备战。
急调恭顺王孔有德部自湖广前线北返，汇合平南王尚可喜（时在广东）部分兵力，组成汉军旗主力兵团，听候多铎调遣。
传谕蒙古科尔沁、喀尔喀等部，抽调精骑，南下助战。
严令洪承畴（时任招抚南方总督，镇守长沙）稳固湖广防线，严防永历军西进，并伺机策应江东。
经济动员，保障后勤： 下令加征“剿饷”，摊派北方各省，并加紧从山东、河南、直隶征集粮草、民夫，通过运河、陆路运往南方前线。
退朝后，多尔衮独坐武英殿，殿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他阴晴不定的脸。最初的暴怒过后，是深入骨髓的寒意。他意识到，那个名叫朱常沅的永历监国，已非吴下阿蒙。其麾下李元胤等将，用兵老辣，绝非寻常流寇可比。此次南征，绝非易事，甚至可能关乎国运。
“朱常沅……李元胤……”多尔衮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光芒，“也好，就让江南，成为尔等的葬身之地！孤要亲眼看你们，如何被八旗铁骑，踏为齑粉！”
然而，决心虽下，现实却无比严峻。清军主力分散各地，短时间内难以集结；新败之余，士气低落；更重要的是，赖以生存的江南漕运已断，北方粮饷压力巨大。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已降临到这个立足未稳的王朝头上。北京城的这个夏，注定在焦虑、恐慌和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度过。
永历九年六月至七月，北京城的酷热，远不及清廷核心层内心的焦灼。南京失守、漕运断绝的后果开始显现。北方粮价飞涨，谣言四起，各地驻军因饷银拖欠而骚动渐起。摄政王多尔衮面临着自入关以来最严峻的统治危机。他深知，必须尽快夺回江南，至少是打通漕运，否则不等永历军打来，大清内部就可能先行崩溃。
在巨大的压力下，清廷的应对策略开始显现出极端化和疯狂的色彩。一系列被后世史家评为“饮鸩止渴”的暴政，以皇帝诏书和摄政王令的形式，颁行下。
多尔衮不断催促豫亲王多铎加快进度。多铎在山东济宁设立了征南大本营，但面临的局面一团糟：从江南溃退下来的败兵惊魂未定，军纪涣散；从各地调来的部队建制不一，矛盾重重；最要命的是粮草不继，军心浮动。然而，来自北京的严令一道紧过一道。
七月初，等不及完全准备就绪，多铎便在多尔衮的强令下，集结了首批拼凑起来的八万大军（其中真正的八旗精锐不足三万），以梅勒章京巴山为先锋，南下试探。巴山率军进入江北，试图进攻滁州，威胁南京侧翼。然而，永历军早有防备，李元胤派大将周谌据城固守，又以水师截其粮道。屯齐顿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反遭永历军反击，损失折将，狼狈退回淮河以北。这次失败的试探，再次沉重打击了清军士气，也暴露了清军仓促南下的虚弱。
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清廷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手段：
加征“三饷”： 在已有的“辽饷”、“剿饷”、“练饷”基础上，再次加征额度，并预征来年钱粮。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隶、山东、河南，民怨沸腾。
推邪投充法”与“圈地令”： 以筹措军饷、安置八旗兵丁为名，在畿辅和山东等地大规模圈占汉民土地，允许满洲贵族和八旗兵“投充”汉人为奴，实为公开掠夺。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强征物资： 粮食、布匹、牲畜、车辆……一切战争所需物资，均以极低的价格或直接强征从民间获取，官府胥吏趁机敲诈勒索，百姓苦不堪言。
强化“剃发令”： 多尔衮认为江南丢失与“汉人蓄发”、心怀故国有关，悍然再次严令推邪剃发易服”，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清军控制区，尤其是北方，派出“剃发匠”随军，强制汉人改变发式衣冠，以此作为忠诚度的试金石，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许多本已归顺的地区再次爆发起义。
大兴“文字狱”： 对任何疑似怀念前明、非议清朝的诗词文章、戏文，进行严密查禁，涉案者往往被处极刑，家属连坐。试图以恐怖政策扼杀汉饶民族意识。
猜忌汉臣： 对朝廷中的汉人官员，如洪承畴、范文程等，虽然仍需倚重其才，但猜忌之心日重。多尔衮派出大量满人官员担任监军、副职，监视汉官将领，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内部掣肘严重。
多尔衮甚至动了“借师助剿”的念头，秘密遣使联络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僧格（噶尔丹之父），许以重利，邀其出兵攻击甘肃、陕西一带的明军残余势力（如大顺军余部），以牵制永历政权侧翼。然而，准噶尔部正忙于经营西域，对此反应冷淡。
这一系列疯狂的措施，短期内或许为清军集结起了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筹集到了一部分粮饷，但从长远看，却极大地动摇了清廷在北方的统治基础。北方百姓在战乱和暴政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星火开始在暗处蔓延。清廷这架战争机器，正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勉强开动起来，驶向南方那片已成为永历政权根据地的土地，前途未卜，凶险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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