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冬夜，周作人书房内的灯光在窗纸上投下昏黄的影子。他提起毛笔，蘸了墨，却久久未能落笔。窗外是1946年的寒风，窗内是即将以“汉奸”罪名受审的文人。这一刻，他是否想起了兄长鲁迅那句痛彻心扉的话：“我已经原谅了他，但永远不能忘记”？在历史的平上，周作饶文化救赎之路，远比简单的忠奸二分更为复杂、更为人性化。
周作饶沦陷区岁月，始于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保护北大校产。1937年北平沦陷后，确有一批教授受托留守。郑挺等教授在完成使命后毅然南撤，而周作人选择了留下。这个选择背后，是他对日本文化的某种亲近感，对舒适生活的难以割舍，还是真有文化使命感的驱动？或许兼而有之。从1939年遭遇刺杀事件后，周作人正式接受伪职，先后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乃至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完成了从隐士到合作者的身份转变。
周作饶辩解始终围绕文化保护展开。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自陈保护文化，教养青年之志。的确，有史料显示他在任内阻止了一些珍贵古籍流往日方，协助过一些困顿文人。但这种有限度的保护主义，能否抵消事敌的基本事实？当时《大公报》曾发表社论直言：“文化汉奸也是汉奸”，道出了舆论的普遍看法。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事敌期间的文字活动。与那些赤裸裸的媚日文人不同，周作饶写作保持了一种奇怪的“纯粹性”——他继续写茶食、写草木、写故乡的野菜，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平行时空。在《药堂语录》中，他大谈古籍校勘；在《书房一角》里，他细数藏书乐趣。这种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写作，是否一种消极抵抗？抑或是文人式的自我欺骗？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作为一个深谙日本文化的学者，他本该最有能力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但他选择了学术化的文化论述。这种知识分子的“去政治化”倾向，恰是其最大悲剧——当文化成为逃避政治责任的借口时，文化本身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量。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未能逃脱历史的审牛1945年12月6日，他在北平寓所被国民政府逮捕，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7月，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法庭上，周作人及其律师的辩护策略集中体现了其“合法”自辩：坚称留守北大是受校长蒋梦麟所桶保管校产”；列举出任伪职期间营救抗日人士、争取教育经费等行为；强调自己“维持教育，抵抗奴化”。然而法院指出：“被告虽谓系忍辱冒死，虚与委蛇，但通敌叛国之事实既属显然，自不能因其稍施抵抗、微具贡献而遂予宽宥。”
1946年11月16日，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经上诉，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南京政府濒临崩溃时，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同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北京，命运进入了新阶段。
1949年7月，身处困境的周作人致信毛泽东，坦诚历史错误，恳请以文化工作“赎罪”谋生。信件经毛泽东批转高层研讨后，最终基于团结知识分子、人尽其才等政治考量，决定对其“弃瑕录用”。自1950年起，周作人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稳定资助，通过翻译工作服务新时代文化建设，并以稿酬维持生计。
周作人精通古希腊文、古英文、日文及多种欧洲语言，坚持从原典直译，翻译了《伊索寓言》（最权威中译本）、欧里庇得斯全部存世悲剧18部、阿里斯托芬喜剧、《希腊神话》全译本及晚年力作《卢奇安对话集》总计超400万字翻译作品。
周作人在抗战时期的选择与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个案，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审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学者和作家，他在沦陷时期的行为虽影保护文化”的辩辞，但出任伪职的事实无法否认。历史已经作出审判，而他在1949年后以翻译工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也是客观事实。
值得思考的是，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应当如何坚守气节与担当。周作饶个案提醒我们，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民族大义不可或缺，学术研究与政治立场不能割裂。同时，历史评价应当全面、辩证，既看到其错误选择，也承认其在文化传承与翻译领域的后续贡献。
今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应当汲取的教训是：知识分子当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同时也要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物，避免简单化的道德评牛周作饶文学与学术成就，特别是其在古希腊文学翻译方面的杰出贡献，仍然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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