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朝的钟磬余音还在巍峨的殿宇间若有若无地回荡，文武百官们已如潮水般涌出紫宸殿。方才殿上那场关于“招抚黄巢”的激烈争议，并未因子“依阿父所言”的裁定而平息，反而像投入滚油的火星，在各个派系、各个角落里持续燃烧、蔓延。
郑畋脸色铁青，袍袖微颤，快步走在通往中书省的廊道上。豆卢瑑紧赶几步追上来，低声劝慰：“台文兄（郑畋字），暂且息怒。圣意已决，田令孜势大，此时强谏，恐无益反损……”
“无益反损？”郑畋猛地停步，转身看向同僚，眼中满是痛心与焦灼，“子瑜（豆卢瑑字），你岂不知此议之害？今日许一黄巢节度使，明日便有李巢、张巢效仿！朝廷威信，自创然！更可虑者，黄巢非庞勋、王仙芝可比！其在曹州所为，哪里是寻常流寇？分明是收揽人心、培植根基、志在下！招抚？那是抱薪救火，养虎为患！待其羽翼丰满，假借朝廷名号，行割据之实，届时悔之晚矣！”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廊道里显得有些激动，引得前后一些官员侧目。豆卢瑑连忙拉他衣袖，示意噤声，一边叹道：“我又何尝不知？然宋威、崔安潜联名上奏，言前线实情，兵力钱粮俱绌，恐难两面作战。田令孜以此为由，圣上又……唉！如今之计，唯有在使者人选、招抚条件上尽力斡旋，或可稍作挽回？”
“挽回？”郑畋冷笑，目光越过宫墙，望向东北方向，仿佛能穿透千山万水，看到那座正在发生剧变的曹州城，“只怕那黄巢，未必看得上朝廷这迟来的、充满算计的‘恩典’。”
与此同时，枢密院值房内，气氛则迥然不同。田令孜斜靠在铺着锦褥的胡床上，面前几上摆着新进的蜀茶，热气袅袅。几名心腹宦官和趋附他的朝官恭立一旁。
“军容高明！此招抚之议，实乃一石三鸟之策！”一个面白微胖的宦官谄笑道，“一来可缓北线之压，让宋威、崔安潜喘口气，专心对付王仙芝那滑贼；二来可离间王、黄，二贼本就互有猜忌，朝廷封赏黄巢，王仙芝必生怨恨，或可使其自相攻伐；三来嘛……嘿嘿，若那黄巢真个受抚，军容举荐招抚有功，于圣上面前，又是大功一件！”
田令孜眯着眼，吹了吹茶沫，不置可否。另一名文官模样的中年人却谨慎道：“军容，下官斗胆。招抚之策虽妙，然风险亦存。郑畋等人所言，亦非全无道理。黄巢若不受抚，反借此宣扬朝廷软弱，激励其党，则士气更炽。即便受抚，亦恐其阳奉阴违，借朝廷名号扩张势力，尾大不掉。昔日河北三镇，便是前车之鉴啊。”
田令孜这才慢慢啜了口茶，放下茶盏，细长的眼睛里精光闪动：“尔等所言，咱家岂不知晓？然则，眼下朝廷最要紧的，是什么？是钱粮！是兵力！是时间！”他声音转冷，“南面王仙芝未平，江淮财赋之地受其蹂躏，漕运时有阻滞。北方各镇，除少数忠勤者，大多拥兵自重，逡巡观望，指望他们出力死战？哼！神策军虽众，然久居京师，习于安逸，真正可战之兵又有几何？难道真要调集各道兵马，打一场旷日持久、耗费无算的大战，将本就千疮百孔的下彻底打烂？”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宫苑中初夏的繁花似锦，语气带着一丝疲惫与冷酷：“用一个虚衔，换一时之安，集中力量先扑灭一头，再回头收拾另一头，这是眼下唯一可行的法子。至于黄巢受抚后是否听话……那可由不得他。朝廷有的是法子制衡。若他不识抬举……”他转过身，眼中寒光一闪，“那便是自寻死路，届时剿之，下谁还能朝廷不教而诛？舆论亦在我手。”
心腹们恍然大悟，连连称是。
“当务之急，是选好使者。”田令孜坐回胡床，“此人需机敏善辩，熟知利害，更要……懂得进退，明白什么该，什么不该。吏部和兵部推举的人选，你们要仔细过目。另外，给宋威、崔安潜去信，让他们也派得力之人，暗中配合，务必要摸清黄巢真实意图和曹州虚实。”
“是！”
招抚之议，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浑浊的潭水，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到长安之外。
数日后，几封密信几乎同时以不同渠道，送入了长安某些深宅大院。
一封来自洛阳，写信者是退休致誓前东都留守、司徒王铎（与户部侍郎王铎同姓不同人）的族侄，现为河南府参军。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去岁以来，黄巢部在曹、濮一带的作为，尤其强调了其“军纪严明，不扰百姓”，“分田土，兴工坊”，“流民归附者众”，最后忧心忡忡地写道：“……观其志，非劫掠苟安之辈。今若招抚，授以名器，恐如虎添翼，他日必为大患。朝廷当趁其立足未稳，速发大兵击之，不可迟疑！”
另一封则来自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高骈正率军与王仙芝周旋）。信中语气显得更为审慎，但也透露出对北方局势的担忧：“……黄巢据曹州，卡在漕运咽喉之侧，虽暂未截扰，然其势日张，终是心腹之患。王仙芝飘忽难制，若朝廷与黄巢媾和，王某必疑惧交加，或铤而走险，南窜江淮，则我处压力倍增。窃以为，剿抚二策，当并行不悖。一面示以招抚，羁縻黄巢，使其暂安；一面密令宋、崔及沿途诸镇，加紧戒备，并寻隙弱之。万不可使其两家合流，亦不可使一家独大。”
还有来自河北某些藩镇的私下传话，态度暧昧。有的表示“谨遵朝命”，但暗示辖区兵力不足，粮饷短缺，难以承担北上讨伐之任；有的则对“招抚反贼，位至节钺”表示出微妙的不满与警惕，言语间不乏“朝廷赏罚不明，恐寒将士之心”的抱怨。
这些来自不同方向、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长安的决策核心，让本就不明朗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主剿派和主抚派的争论，也从朝堂之上，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官僚网络和地方势力之郑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剿抚之议”中，兵部侍郎卢携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他出身范阳卢氏，属山东高门，与郑畋有旧，但私下又与田令孜有所往来。在公开场合，他言辞谨慎，多附和田令孜“权宜招抚”之论，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王仙芝。但据亲近者透露，卢携曾在家中与门客私议时感叹：“黄巢，人杰也。惜乎不为朝廷所用，反成巨患。招抚恐难成，即便成，亦非朝廷之福。然今之势，如履薄冰，一步踏错，社稷倾危。唯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耳。” 这种矛盾而务实的态度，在朝中中层官员里颇有市场。
真正让朝堂争议发生微妙转折的，是五后送达的一份紧急军报。并非来自曹州前线，而是来自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奏报称，其巡边兵马在荆襄北部边缘，与一股“流贼”遭遇，激战一场，互有伤亡。俘获的贼人口供杂乱，但有人提及，他们原是王仙芝部属，因不满分配或与头领不和，脱离大队北走，本想投曹州黄巢，但因路途遥远、唐军封锁，滞留于山南、淮南交界处山林为寇。
这份军报本身并非大事，李福也只是例行汇报边境冲突。但奏报职欲投曹州黄巢”这几个字，却像针一样刺进了长安诸公的神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巢的“名气”和“吸引力”，已经超越了曹濮一带，开始向更远的战区扩散！王仙芝的溃兵散卒，在走投无路或心生异志时，竟然将黄巢的根据地视为潜在的投奔目标！这比黄巢占据一两座城池本身，更加令人不安。
郑畋得知后，连夜求见皇帝（虽被田令孜以“陛下已安寝”为由挡回），次日一早便再次于朝会上慷慨陈词：“陛下！李福军报，可见贼心所向！黄巢不除，必成四方亡命之徒之渊薮！今日溃卒欲投之，明日便可能有更多失意之徒、悍勇之辈趋之若鹜！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壮大！届时，纵以节度使相饵，彼又岂会满足？朝廷威仪尽丧，反成笑柄！臣恳请陛下，速断招抚之念，敕令宋威、崔安潜，至少抽调得力之军，北上威慑曹州，即便不即刻攻城，也须压其气焰，阻其扩张，绝其外援！此乃遏制祸源之上策！”
这一次，连一些原本态度摇摆的官员，也露出了深思和忧虑之色。田令孜虽然再次以“大局为重”、“勿中贼人离间之计”为由反驳，但语气已不如先前坚决。他意识到，黄巢的潜在威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单纯“招抚”的借口，已有些难以服众。
最终，在田令孜的操纵下，朝议达成了一个混合的、充满矛盾的决定：招抚使者按原计划派出，但给予的谈判条件更加苛刻，明确要求黄巢必须先行解散部分军队、交出曹州城防、接受朝廷指派的监军，方可“量授官职”（节度使的许诺被含糊化，改为“察其表现，另行封赏”）。同时，密令宋威、崔安潜，加强曹州周边关隘的巡逻和封锁，并允许他们“酌情”派出股精锐，对曹州外围进行袭扰和侦察，“以观其变，慑其胆”。
这与其是决策，不如是将剿抚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生硬地嫁接在一起，暴露了唐廷在内外交困下的首鼠两端和力量不足。
当那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使者——一位姓吴名庸、年约四十、出身吏员、以口才便捷、善于察言观色着称的礼部郎知—怀揣着这份充满算计和矛盾的诏书与密令，在一队神策军骑兵的护送下，离开长安，向东而行时，他的心情恐怕也是复杂万分。
他知道自己此行，犹如火中取栗。成功招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他了解到的黄巢行事风格判断），更大的可能是受辱、被拒，甚至……有性命之忧。但他别无选择，这是田令孜“赏识”给他的“机会”，也是将他从礼部闲职中推上前线的“重任”。
他更知道，自己怀里的诏书和背后的密令，本身就代表着朝廷的摇摆与虚弱。此去曹州，与其是招抚，不如是一次危险的试探，一次为后续决策（无论是剿是抚）搜集情报的侦察。
而此时的曹州，对来自长安的这场风波与即将到来的使者，尚一无所知。黄巢和他的同伴们，正全身心沉浸在工坊扩建的火热、新规推行的反馈、以及应对可能来自任何方向的军事威胁的准备郑
“剿抚之议”的波澜，正从帝国的中心，缓缓推向东方那座正在孕育着新秩序的城池。当这波代表着旧世界最后一丝傲慢与虚弱的涟漪，撞上曹州那堵日益坚固、充满生机的堤岸时，将会激起怎样的浪花？
吴庸骑在马上，望着东方际渐沉的落日，心中没有丝毫使命在身的豪情，只有沉甸甸的忐忑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的，不仅仅是一座城池，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与身后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的雏形。
而他，以及他背后那个帝国，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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