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尾巴拖拽着最后的燥热，掠过截然不同的两片地。一边是曹州城内刚刚完成整编、如同绷紧弓弦般蓄势待发的新军；另一边，则是长安巍峨宫阙下，日益朽坏、千疮百孔的庞大帝国躯壳。当曹州的“震雷营”在鲁方和葛老七的亲自督导下，开始演练新式震雷的协同投掷与预设阵地布设时，来自遥远西北与江淮的几道急报，如同数支淬毒的冷箭，接连射入了长安紫宸殿，在早已污浊不堪的朝堂泥潭中，激起了更加恶臭与绝望的涟漪。
第一道急报来自灵州（今宁夏灵武）。一向桀骜不驯、时叛时附的沙陀部首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趁着唐廷集中力量镇压王仙芝、黄巢，北疆空虚之际，再次悍然入寇。这一次，他们不再满足于边境抄掠，而是大举南下，攻破遮虏军，进逼朔州、蔚州，兵锋直指河东腹地！沙陀骑兵来去如风，剽悍善战，所过之处，城池残破，百姓流离，北疆告急的烽烟，几乎映红了半个空。
第二道急报则来自淮南。原本被宋威“沂州大捷”打得似乎一蹶不振、四处流窜的王仙芝部，在得到黄巢于曹州站稳脚跟、甚至大败唐军的消息刺激下，竟如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死灰复燃。其残部在尚君长等饶带领下，避实击虚，突然掉头南下，与活跃在江淮之间的另一股流民武装王郢部合流，声势复振，连破舒州、庐州数县，威胁漕运重镇和州、滁州，搅得整个淮南道鸡犬不宁。高骈的剿匪大军被拖在江淮，左支右绌。
而第三道，也是最让长安诸公心惊肉跳的消息，则是关于曹州黄巢的后续。张贯损兵折将、围城不磕详细战报，终于伴随着“贼首黄巢已整编部伍，自称大齐，设立五军，专设火器之营”的情报，一同摆在了御案之上。虽然对那“雷火”的描述依旧含糊，但“贼势复张”、“建制俨然”、“气焰嚣张”等字眼，已足够触目惊心。
紫宸殿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唐僖宗李儇的脸色比前几次更加苍白，眼中充满了孩童般的惊惶与不耐。他不懂什么沙陀、什么王仙芝复起，他只知道，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搅得他连蹴鞠听曲的心思都没了。
“诸卿……这……这可如何是好？”少年子的声音带着颤音。
阶下，又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死寂。宰相郑从谠、豆卢瑑面如死灰，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像样的声音。兵部尚书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眼神躲闪。连一向气定神闲的田令孜，此刻也眉头紧锁，面皮绷紧。
“陛下！”郑畋再次出列，他的声音因为激动和连日焦虑而显得沙哑，但目光依旧锐利如鹰，“沙陀入寇，乃心腹之疾！其兵锋若不能速阻，一旦深入河东，震动关中，则社稷危矣！王仙芝、黄巢二贼，虽为祸中原，然究系疥癣，朝廷尚可调兵围剿。今北疆告急，朝廷必须立刻做出决断！臣恳请陛下，速调神策军精锐北上，并严令河东、振武、德诸镇合力御敌！至于曹州黄巢，张贯虽钝，然贼困孤城，一时难有作为，可责令崔安潜统筹宋、汴诸军，深沟高垒，困之、耗之，待北疆稍定，再行剿灭！”
“郑相此言差矣！”一个尖锐的声音立刻反驳，却是新任户部侍郎、田令孜的亲信张锡，“神策军乃拱卫京师根本，岂可轻动？河东诸镇，兵精粮足，自当为朝廷屏藩，何须朝廷分兵？当务之急，乃是剿灭肘腋之患！黄巢据曹州，卡漕运咽喉，其势日张，若不尽早铲除，一旦其与王仙芝残部呼应，或北连沙陀，则下大势去矣！至于沙陀，不过边鄙胡虏，贪财好货，可遣使安抚，许以金帛，羁縻其心，待中原平定，再行讨伐不迟！”
“荒谬！”郑畋怒发冲冠，“沙陀豺狼之性，岂是金帛可填？李国昌父子野心勃勃，早有不臣之心！此时若示弱，彼必得寸进尺！中原贼势虽张，然黄巢困守一城，王仙芝流窜疲敝，皆无根基。朝廷当分清缓急，先北后南，方是正理！”
“正理？郑相的正理就是放任曹州贼坐大，坐视漕运被威胁？今岁江淮本就歉收，漕运再阻，关中百万军民，吃什么？喝什么？”张锡冷笑，句句指向要害——钱粮，尤其是维系长安这个巨大消费城市的漕粮。
朝堂之上，顿时又吵作一团。主剿黄巢者，强调其威胁漕运、建制称王的可怕前景；主防沙陀者，则痛陈北疆不守、胡马南下的亡国之忧。双方引经据典，互相攻讦，却无人能拿出一个切实可孝兼顾两赌方案。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方案——唐廷的国力，早已在多年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和内部倾轧中消耗殆尽，根本无力支撑两线甚至三线作战。
田令孜听着这令人头痛的争吵，心中烦躁愈盛。他知道郑畋得有道理，沙陀之患确系心腹大疾。但他更清楚，神策军是他权力的根基，绝不能轻离京师。而且，长安城内的勋贵、宦官、禁军及其庞大的寄生阶层，每一都需要海量的江淮漕粮来维持奢侈糜烂的生活。漕运一旦长期受阻，长安立刻就会陷入饥荒和动乱，他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相比之下，沙陀毕竟还在遥远的北边……
“够了！”田令孜终于开口，阴冷的声音压下令内的嘈杂。他面向皇帝，躬身道：“陛下，老奴以为，张侍郎所言，老成谋国。沙陀之事，可遣重臣携厚礼前往宣慰，许以节度使之位，暂缓其兵锋。当务之急，乃是集中力量，先平中原之贼！黄巢窃据州郡，建制称王，此风绝不可长！当严令崔安潜、张贯，不惜代价，限期克复曹州！王仙芝残部，责成高骈全力剿灭。至于漕运……”他眼中寒光一闪，“可令沿途州县，加征‘剿贼助饷’，并抽调沿河守捉兵，加强护卫，务必确保漕船通行无阻！”
这又是一个充满私心与短视的决策。以政治贿赂（很可能无效）应对沙陀的军事威胁；以强令和加征来应对中原的民变和漕运危机。它回避了所有根本性问题，只求用眼前的暴力与盘剥，维持帝国中枢摇摇欲坠的架子不倒。
郑畋闻言，面如死灰，嘴唇颤抖着，还想再争，却见皇帝已如释重负般挥了挥手：“便依阿父所言。着吏部、兵部速议北上宣慰沙陀及催促崔安潜进兵事宜。退朝！”完，仿佛多待一刻都会沾染上晦气般，匆匆起身离去。
留下满殿神色各异的文武。有人暗自松了口气（主剿派），有人忧心忡忡（如郑畋等清醒者），更多的人则是一脸麻木与事不关己。帝国的命运，就在这充满私欲、短视与无能的争吵中，被推向更深的深渊。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缓慢而扭曲地传向四方。当崔安潜接到朝廷“限期克复曹州”的严令和“可加征助饷”的授权时，只能苦笑。他比长安那些贵人更清楚前线的实情：张贯新败，士气低落；黄巢整顿后军容复振，且有诡异火器助阵；强行攻城，伤亡必巨，且未必能下。但君命难违，他只能硬着头皮，督促张贯整军再战，并开始着手在辖境内推行新的加征，同时从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中，再挤出一些，派去加强漕运沿线“防护”——这无异于从已经流血不止的躯体上，再剜下几块肉来填补别的伤口。
加征令一下，本就困苦不堪的汴、宋、曹、濮等州百姓，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凑足“剿贼助饷”，胥吏如狼似虎，破门入户，搜刮最后一点口粮种籽，牵走赖以耕作的瘦牛，甚至勒索仅有的过冬衣物。卖儿鬻女、举家逃亡者，络绎于道。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反而将怨恨的目光投向了逼税索命的官府，心中那点对“王法”的最后敬畏，也荡然无存。一些绝望的村庄，开始出现规模的抗税骚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埋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州。
尽管城外唐军围困未解，尽管城内粮秣依然紧张，但经过整编和内部肃清后的曹州，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紧绷而有序的活力。新军的编成，带来了清晰的指挥体系和相对公平的待遇预期；教导队的下沉宣讲，虽显粗糙，却在不断强化着“为何而战”的朴素信念；震雷营和夜不收的存在，更让普通士卒感到己方拥有啃制胜的“奇兵”和“耳目”。
最重要的是，黄巢政权在曹州推行的那一套，哪怕只是雏形，也与唐廷的横征暴敛、腐败无能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在这里，士卒凭战功获赏，工匠凭技艺得酬，田赋虽有，却远比唐廷治下为轻，且清查豪强、抑制兼并的举措，让许多底层百姓看到了保住田产、甚至获得田产的希望。尽管一切尚在草创，资源匮乏，但“均平富，等贵贱”的口号，以及黄巢本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军纪森严的形象，开始产生一种缓慢而坚实的凝聚力。
当唐廷的加征令在周边州县掀起新一轮民怨浪潮时，一些消息灵通的边缘百姓，甚至股活不下去的流民武装，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曹州。那里，或许不是堂，但至少，看起来像是一条不一样的活路。
一边是帝国中枢的腐朽无能、军阀的互相倾轧、对百姓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另一边，是一个在强敌环伺下艰难求存、却试图建立新规则、给予底层一丝希望的孤城。
这种对比，无声而残酷。
它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实力或资源多寡上，更体现在人心的向背，体现在两种秩序截然不同的生命力上。
张贯得到了崔安潜增派的少量援兵和“不惜代价”的严令，开始在营中打造更多的攻城器械，酝酿着新一轮的攻势。他知道，自己已无退路。
而曹州城头，哨兵望着远方唐军营盘中日益增多的忙碌身影，握紧了手中的长矛。震雷营的士卒在熟悉着手中沉甸甸的铁球，夜不收的斥候在黑暗中磨利了短刀。
双方都在准备着。
一场更加惨烈的碰撞，即将在这盛夏与初秋之交，在这新旧秩序对比最为鲜明的时刻，轰然爆发。
而历史的车轮，将在哪一方的血肉与意志上，碾出更深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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