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合内部市场的同时，华兴两国深知，要提升华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主动拓展外部市场，打破西方阵营对全球市场的垄断。两国采取“联合参展、抱团出海、协同谈疟的策略，重点开拓东南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通过产品出口、资本输出、服务输出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华人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与市场份额。
在产品出口方面，两国依托工业协同优势，联合推广高性价比的工业产品与特色商品，采取“统一品牌、联合定价、共享渠道”的模式，提升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针对东南亚市场，华兴两国聚焦农业、工业领域的刚需产品，联合推广汽车、农机、化肥、工程机械等产品——华国提供钢材、机械零部件等原材料，兴南负责组装与精细化加工，产品性价比远超西方同类产品，迅速打开东南亚市场，截至1960年，占据东南亚30%的农机市场、25%的化肥市场与18%的汽车市场；针对非洲市场，两国结合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民生保障需求，华国重点输出建筑工程服务、粮食、工程机械，兴南重点输出电子设备、橡胶制品、医疗设备，共同参与非洲国家的公路、铁路、电站、医院等项目建设，既拓展了产品与服务市场，又赢得了非洲国家的认可；针对东欧市场，两国联合推广军工产品、电子元件、纺织制品，凭借技术适配性强、价格亲民的优势，逐步抢占东欧中低端市场份额。
在市场拓展过程中，面对西方阵营设置的贸易壁垒，华兴两国协同开展外交谈判，共同与新兴市场国家签订贸易协定，降低出口关税、打破市场准入限制。例如，1958年，华兴两国联合与东南亚5国签订《华兴-东南亚国家贸易协定》，约定相互降低出口关税，对工业原材料、农产品实行零关税，为两国产品进入东南亚市场扫清障碍；1959年，与非洲8国签订《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合作协定》，在推动两国参与非洲基建的同时，保障农产品、工业产品的出口通道。此外，两国联合在海外新兴市场设立“华兴商品展示中心”与“物流仓储基地”，覆盖东南亚、非洲、东欧的核心城市，负责产品展示、市场推广、仓储物流与售后服务，提升海外市场服务能力。
除产品出口外，两国还推动华人资本出海，鼓励企业联合投资海外新兴市场的核心资源与产业，形成“产品出口+资本输出”的双重拓展模式。例如，华兴两国企业联合投资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基地、非洲的矿产资源（铜矿、铁矿）与农业产业园，既保障了两国工业生产的资源供给，又通过资本输出获取长期收益；联合投资海外的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掌控物流通道，为产品出口与资源进口提供保障。资本输出与产品出口的协同推进，进一步提升了华人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随着华兴两国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两国不再局限于内部协同发展，开始主动走向国际舞台，以“维护海外华人权益、反对霸权主义、凝聚华人国家力量”为核心议题，协同发声、联合行动，逐步打破西方阵营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提升华人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推动华人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彼时，全球多地的海外华人因历史、种族、政治等因素，面临着歧视、排挤甚至暴力迫害的风险，西方殖民势力与部分当地政权对华饶经济利益、人身安全缺乏有效保障，华人权益受损事件频发。作为全球华人国家的核心引领者，华兴两国将维护海外华人合法权益作为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建立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外交施压、法律援助、经济支持、难民安置等多元化方式，为海外华人发声撑腰，筑牢海外华人权益保障网。
1956年，东南亚某国因西方势力暗中挑唆，爆发大规模排华骚乱，当地华人商铺被焚毁、财产被掠夺，数十名华人伤亡，大量华人被迫流离失所，华人权益遭受严重侵害。得知消息后，华兴两国迅速启动协同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该国的排华暴行，要求该国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骚乱，保护华饶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益，赔偿华饶经济损失；同时，两国果断采取外交与经济施压措施，召回驻该国大使，暂停与该国的所有官方往来，冻结两国间的贸易合作项目，切断对该国的粮食与工业原材料出口，向该国施加巨大压力。此外，两国联合组建“海外华人权益援助团”，抽调外交人员、资深律师、医护人员组成专业团队，紧急赴该国开展援助工作：外交人员与该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推动骚乱平息；律师团队为华人提供法律援助，协助华人收集证据、维权索赔；医护人员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伤华人提供医疗救助。兴南还主动开放北部边境口岸，接纳该国流离失所的华人难民，为其提供临时安置住所、生活物资与医疗保障，累计接纳难民超2万人。在华兴两国的协同施压与全方位援助下，该国政府最终迫于压力，采取强力措施制止了排华骚乱，赔偿华人财产损失共计兴南元5亿元，出台保护华人权益的专项政策，保障帘地华人后续的生存与发展权益。
此次事件后，华兴两国正式建立“海外华人权益协同保障机制”，明确双方的职责与响应流程：在全球华人聚集区（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设立20余个联合联络点，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及时收集、反馈海外华饶生存状况与权益诉求；建立华人权益受损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生华人权益受损事件，两国在24时内启动协同响应，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外交协商、经济制裁、法律援助、难民安置等措施；设立“海外华人权益援助专项基金”，每年投入兴南元2亿元，为海外华人维权、法律援助、医疗救助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两国还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关注海外华人权益，在联合国大会、国际人权会议等国际场合，多次提交维护海外华人权益的提案，发声呼吁各国尊重华饶合法权益，反对种族歧视与排华行为，逐步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海外华人权益的重视程度，为海外华人营造了更安全的生存环境。
战后，以梅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凭借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通过军事干预、经济封锁、地缘政治打压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遏制东方国家与华人国家的发展，破坏国际公平正义与和平稳定。面对西方霸权行径，华兴两国始终坚定立场，秉持公平正义，在国际舞台上协同发声、联合抵制，推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秩序。
在东亚地缘政治领域，梅国为遏制华国发展，试图在华国周边国家部署军事基地，组建军事同盟，形成对华国的包围态势，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华兴两国对此高度警惕，多次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梅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径，谴责梅国干涉东亚国家内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霸权行为，要求梅国立即撤出在东亚的所有军事基地，停止推行地缘遏制战略；同时，两国以实际行动展示军事力量与协同作战能力，强化边境国防部署，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震慑梅国的霸权挑衅。1958年，梅国派遣第七舰队部分舰艇进入华国沿海海域开展军事演习，进行武力威慑与挑衅，华兴两国立即启动军事协同预案，华国海军在沿海海域开展针对性防御演习，部署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与岸防导弹系统，展示近海防御能力；兴南海军则在东南亚海域开展大规模巡航，牵制梅国舰队的后续行动，形成南北呼应的军事牵制格局。在华兴两国的强硬回应与军事威慑下，梅国舰队不敢贸然行事，最终提前结束演习，撤出华国沿海海域，东亚地区的地缘紧张局势得到有效缓解。
在国际经济领域，西方阵营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长期实行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向东方国家与华人国家附加苛刻的贷款条件，限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维护西方的经济霸权。华兴两国联合多个受西方不公待遇的新兴国家与华人国家，发起“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倡议，在国际经济会议上多次发声，要求打破西方对国际经济机构的垄断，增加东方国家与华人国家在机构中的话语权与投票权，推动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同时，两国积极推动建立东方国家自主的经济合作组织，1959年，联合东南亚、东欧的10余个国家，成立“东方国家经济合作组织”，整合东方国家的经济资源，开展多边贸易、金融协作与产业合作，推行本币结算，减少对西方货币与经济体系的依赖，逐步构建起独立于西方的东方经济合作网络，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向公平化、多极化发展。
此外，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华兴两国始终保持立场高度一致，形成协同发声的外交合力。针对西方阵营提出的霸权主义提案（如干涉他国内政、实施单边制裁、军事干预授权等），两国共同投反对票，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抵制西方的霸权行径；针对维护国际和平、推动发展中国家崛起、应对全球贫困与饥饿等议题，两国共同提出提案、联合发声，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逐步打破西方阵营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华兴两国深知，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单一华人国家的力量有限，只有凝聚全球华人国家与华人自治地区的力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抗外侮，才能真正提升华人族群的国际地位，实现华人民族的共同复兴。因此，两国主动担当引领责任，积极推动全球华人国家的协作联动，搭建合作平台，凝聚华人力量，推动华人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向实践。
1960年，华兴两国联合发起“全球华人国家合作论坛”，首届论坛在华国北京召开，邀请东南亚、美洲、欧洲的6个华人国家与4个华人自治地区参会，参会代表涵盖各国政府高层、企业领袖、文化学者等。论坛聚焦军事安全、经济贸易、工业协作、文化交流、海外华人权益保障五大核心领域，深入探讨全球华人国家的协作路径，签订《全球华人国家合作宣言》，明确“同根同源、命运与共、协同发展、共抗外侮”的核心合作理念，确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赢、风险共担”的协作原则。论坛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约定每年召开一次论坛年会，轮流在各参会国家举办，同时设立军事、经济、文化三个专项协作工作组，负责推进具体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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