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
半个时辰的等待，已让这座帝王议政的正殿充满了山雨欲来的低气压。
兽炉中龙涎香的清烟笔直上升，却在殿梁处被无形的凝重搅散。
蟠龙柱下的铜鹤衔灯盏盏通明，映照着分列两班的重臣们神色各异的脸。
崇祯简略通报了蜀地剧变。
众人反应各异。
首辅李邦华须发微颤，眉头紧锁成川字，率先打破沉寂后的奏对，声音沉郁：
“陛下，蜀地乃府之国，国家重要粮仓与税赋之地，绝不容有失！
然此事要害，远不止一隅之乱。邵捷春、刘镇藩身为方面大员，竟敢通贼，此乃自陛下推行新政以来，地方守旧势力最猖獗、最卑劣之反扑！
若不能以雷霆手段速平此乱、严惩元凶，则下那些被新政触动的豪强、胥吏、腐将，必生侥幸之心，群起效仿！
届时处处烽烟，新政根基动摇，才是真正的倾覆之危！”
李邦华直接点出了问题的政治本质。
英国公张维贤，这位世袭罔替的勋贵之首，脸上忧色更深。
他更习惯从军事全局权衡：“陛下，首辅所言固是。然张献忠此獠，流窜多年，狡诈悍勇，今复得地方官暗中资助钱粮、军械甚至情报，实乃如虎添翼，恐更难速除。
蜀地群山险峻，易守难攻，大军进剿，迁延时日。而辽东……”
张维贤目光投向地图上那片更大的阴影，
“皇太极虽暂被蒙古科尔沁等部与喀尔喀的动向牵制，然其得我……得西人火炮之助后，气焰日张，从未放弃叩关之想。
若此刻将京营或九边精锐大量抽调入川，辽东防线一旦空虚，东虏趁虚而入，直逼京畿，则局面危矣！
两线作战，自古兵家大忌，还请陛下慎之又慎。”
老臣孙承宗，久历戎行，捻着斑白的胡须，目光在地图蜀道上逡巡，缓缓补充军事上的具体困难：
“陛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大军入川，兵马未动，粮草先校从湖广或陕西转运，耗费倍增，民夫艰辛，且极易遭贼寇或山中土司劫掠。
秦良玉将军忠勇无双，白杆兵悍不畏死，然其部终是土司兵，兵力有限，器械或亦有缺。独守重庆或可勉力支撑，若要主动出击、扫荡全川，恐力有未逮。
当务之急，除严旨督促川中尚存忠义之官兵协力外，确需从中枢派遣一员威望素着、能协调各方、且熟知山地战法之大将，统率一部真正能战的精锐，星夜驰援，方能稳定大局。”
孙承宗考虑的是可执行性。
户部尚书李长庚则是一脸苦相，，声音都带着疲惫的沙哑：
“陛下，诸位老大人……户部，户部实在是……”
他喉头滚动了一下，硬着头皮摊开账本，“辽东新军增饷、与蒙古诸部互市稳住边墙、登莱及津水师舰船营造、火炮铸造……
这些皆是陛下既定之国策，户部倾尽全力筹措，已然是寅吃卯粮，各处都在叫苦。
如今这四川突然生变，大军开拔需开拔银、安家银，入蜀后粮饷转运靡费更巨，前线犒赏、抚恤、补充军械……这，这每一项都是吞金巨兽啊！
若加征，恐激起更多民变；若挪用他处，则辽东、水师皆受影响。这，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李长庚并没有明言反对平叛，但字字句句都是“钱”这座大山。
一时间，殿内争论声渐起。
有年轻气盛的御史言官，激愤要求立刻下诏严惩通贼官员九族，并调集重兵犁庭扫穴；
有老成持重的部院大臣，担忧辽东大局，主张对四川以“抚”为主，令地方督抚自行剿抚，中枢重在督战和稳住邵、刘之外的官员；
也有务实派，建议先以守住重庆、成都等要地为限，待辽东局势更明朗或财政稍缓再图收复。
然而，在这片或激昂、或忧虑、或现实的争论声中，崇祯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默契忽略的“盲点”——
除了孙承宗客观提及秦良玉兵力不足外，竟无一人主动、着重地提及对这位正在前线孤军浴血奋战的女将军及其麾下白杆军的全力支持、褒奖与倚重。
在大多数士大夫潜意识的评判体系里，秦良玉的“忠勇”值得一句夸奖，
但她的“土司”、“女流”身份，似乎然地让她的力量被划归为“偏师”、“辅助”，而非可以倚仗的决定性力量。
他们更关心派哪位“朝廷大将”、调哪支“经制之师”去“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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