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是熟悉的棋盘格式,店铺林立,招牌幌子上是端正的楷书。
酒肆里传出猜拳行令声,用的是汉语。绸缎庄、生药铺、书肆、漆器协…与汴京的行业别无二致。
行人衣着,士子多是澜衫襕袍,百姓则短衣麻履,发式服饰,竟与河北诸州汉民无太大差异。
若非偶尔有髡发(剃去部分头发)左衽、身着皮袍的契丹或奚人贵族骑马驰过,或市集角落有售卖毛皮、鞍具、奶酪等北地货品的摊铺,几乎令人错觉身处宋境。
“这……便是涿州?”
司马光骑在马上,声音干涩。
他读过的奏报、听闻的叙述,都将燕云之地描绘为“陷于腥膻”、“汉民水深火热”、“礼乐废弛”。
可眼前所见,市井繁华或许不及汴京,但绝非蛮荒之地,民生似乎……尚可。
欧阳修默然观察,他看到街角有孩童捧着《千字文》在诵读,看到一处巷口立着“义井”石碑,看到有老者在茶馆中《三国》平话。
这些细微之处,比宏伟建筑更刺痛人心——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未断绝。
当晚下榻在涿州驿馆。
驿馆是汉式庭院,陈设清雅,甚至备有笔墨纸砚。
接待的涿州知州是汉人,姓张,进士出身,言谈举止完全是一派宋朝士大夫风范。
他设宴接风,席间谈起经史,竟也能引经据典,对欧阳修、司马光的着述流露出仰慕之情。
酒过三巡,张知州略带感慨道:
“下官祖籍蓟州,自石晋以来,家在簇已历四世。
幸赖大辽子圣明,开科取士,方得效绵薄之力,牧守此乡,亦是为这一方汉民子弟,存续圣贤教化。”
这番话得平和,却在宋朝众臣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大辽子圣明”,“开科取士”,“牧守此乡”——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锤,敲打着他们心职华夷大防”的壁垒。
这位张知州显然已自视为辽臣,并对其身份与职责有着清晰的认同。
他所忧虑的,似乎并非“王师北定”,而是本州赋税、刑名与教化。
蔡襄忍不住问:
“闻听北朝亦有科举,所试何科?中第者授官若何?”
张知州坦然答道:
“回蔡学士,我朝科举,分诗赋、经义、法律三科,三年一试,于南京(幽州)举校
中第者,依例授南京三司、留守司、诸州参军、县令等职。
虽南面官中,要津多为契丹贵胄,然如州郡佐贰、学官、钱谷刑名之职,汉人进士亦可为之,凭考绩升转。”
他顿了顿补充道:
“譬如这涿州,通泞司理参军、州学教授,皆是汉人进士出身。”
司马光与欧阳修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
这并非简单的“以汉制汉”权术,而是一套运行了百年、已被本地士人接受并纳入上升渠道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意味着辽国在燕云,已经成功地将很大一部分汉人精英吸纳进了统治体系,给予了他们地位、权力和希望。
这些汉人士大夫,还会心心念念“王师”吗?
离开涿州向幽州进发,沿途景象,继续冲击着使团的认知。
农田阡陌纵横,秋粮已收,场院堆积着禾垛,可见收成不恶。
水利设施(渠、陂塘)多有修葺痕迹。村落屋舍俨然,虽不如中原富庶,但绝无想象中的破败凋零。
他们甚至看到了一座修建中的石桥,工匠多是汉人,监工者却是契丹官,双方交流似乎并无滞碍。
在一处较大的集镇,他们看到了“时。
交易物品,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北方的皮毛、牲畜、药材,乃至来自西域的珠宝、香料,琳琅满目。
交易媒介,宋钱、辽钱(一种仿宋制铸造的铜钱)混杂使用,甚至还有白银。
商贾熙攘,汉、契丹、奚、渤海热皆有,讨价还价之声喧闹,呈现一种奇异的、跨越民族的商业活力。
“簇商税几何?”
随行的三司户部官员声问辽国接伴使(陪同官员)。
接伴使是契丹人,通汉话,答道:
“南京道市税,十取其二。
然有常平仓,粮贱时籴,贵时粜,以防谷贱伤农,亦防饥馑。”
居然也有常平仓!宋朝官员们再次默然。
这套他们视为中原王朝“仁政”标志的经济调控手段,竟在北朝之地施校
更让司马光心绪难平的是宗教。沿途寺庙众多,香火旺盛。
他们参观了一座敕建佛寺,其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僧众如云,藏经阁中汉文佛典堆积如山。
住持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汉僧,谈吐高雅。佛教在这里,不仅是信仰,似乎也成了一种维系社会、沟通胡汉的纽带。
辽国皇帝、贵族崇佛至极,大量捐建寺院,这无疑赢得了无数汉、胡信众的拥戴。
“民心……竟已如此了么?”
夜间驿馆中,司马光对欧阳修低声叹道。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在异族铁蹄下哭泣挣扎的燕云,而是一个在异族统治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经济缓慢恢复,文化(尤其是佛教和基层儒学)得以存续甚至发展的特殊区域。
汉民们似乎……习惯了。
习惯了辽国的统治,习惯了缴纳赋税给契丹皇帝,习惯了在辽国的制度下读书、科举、经商、种地、拜佛。
欧阳修目光幽远:
“石晋割地,至今已一百三十余年。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者,已历四五世。
他们心中,汴京是‘南朝’,幽州才是‘朝廷’所在。
所谓故国之思,在升斗民心中,只怕早已淡如烟云了。
士人读书出仕,自有前程;百姓纳粮完税,但求温饱。
幽云之人,与我大宋子民,所求其实无二。只是……给他们这些的,是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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