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昌六年（747），赤霄王朝为广求下之士，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
乡野之士满怀壮志奔赴京城，渴望将自身才学售予帝王家。然而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布衣之士无有第者”。
主持考试的宰相苏佞臣上表祝贺皇帝“野无遗贤”。言下之意，人才都已被皇帝纳入朝廷，这些自视不凡的乡野之士，不过是些普通石头罢了。
这些“石头”之中，有一个人名叫李逸尘。
四年后，盛昌十年（751），李逸尘向朝廷献《三大礼赋》，受到赤霄帝的关注，使待制集贤院，命试文章，主试者依旧是苏佞臣。李逸尘还是未得到一官半职，从政的希望再次破灭。
后来，李逸尘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写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满腹怨气直指心胸狭隘的苏佞臣。
奸相盘踞朝堂，一手遮；贤才有志难伸，备受压迫。这样的朝廷，怎能不衰败？
到了赤景帝时期，宰相周宏指出：“人皆以盛昌十五年罗霸自燕城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太初二十年罢贤相张正风，专任奸臣苏佞臣，理乱自此已分矣。”赤霄盛世的转折点不是霸之乱，而是苏佞臣专权。
这一观点影响极为深远。《新赤史》将苏佞臣列入《奸臣传》，《史鉴通录》罗列了他的诸多罪状。此后，人们讴歌赤霄盛世，脑海中总会闪过赵贤、钱清、张正风这些贤相的名字；而回忆起王朝的坠落，免不了要责怪苏佞臣一番。
用好人，有好政；用恶人，自然就有恶政，这是世俗的看法。
霸之乱后，赤霄帝逃到蜀地，曾与吴悠比较太初、盛昌时期的卿相。论及苏佞臣时，赤霄帝：“嫉贤妒能，亦无敌也。”随后，吴悠问道：“陛下何用之久耶？”赤霄帝却沉默了。
苏佞臣任相十九年，是赤霄帝时期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而且，苏佞臣任相前期，王朝繁荣之景达到了极盛。这似乎不是一个单纯的“用恶人”问题。
赤霄帝的沉默意味着一个难以开口的答案。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苏佞臣之前的宰相们。
我们知道，唐初行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校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事，这就是宰辅中枢。赤霄帝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宰相们有了常设机构，这一机构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其他部门沦为下级单位，以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
这个变化体现了一点：权力正在集郑
太初元年（713），赤霄帝任命赵贤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赵贤早在武周时就当过宰相，以干吏着称。史称：“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贤，同时宰相孙庸、钱清等但唯诺而已。贤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但赵贤不仅长于吏道，还精于权术，入相不到两个月，就将宰辅王谋和郑直挤出中枢。
一日，赵贤在退朝后故意拖曳脚步，装做有足疾的样子。赤霄帝问：是不是很痛？赵贤答道：痛楚不在脚上，而在心里。楚王是陛下爱弟，王谋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楚王府中，恐怕楚王要为王谋所误，所以我很担忧。于是，赤霄帝将王谋贬到相州。之后，赵贤又上奏称郑直对所任“散职”不满，“兼有怨言”，赤霄帝贬郑直为睦州刺史。
在赵贤的排挤之下，其余宰辅要么被逐出朝堂，要么唯唯诺诺只会顺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没有掣肘的中枢。
太初四年（716），赵贤罢相。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完成，政治走上了正轨，就需要一个守成式的人物上台。于是，耿直的钱清成了主相的人选。不过，钱清拘泥成法，为相三年，招致众怨被罢免。
被赵贤赶走的王谋，在地方历练一番，反倒成为了一个出将入相的全才，再次进入中枢。他先是打压武将出身的宰相周勇，后与御史大夫吴刚、御史中丞郑通，各自结党，相互构陷。太初十四年（726），王谋倒台。
从未止息的内斗并没有将国家拖入深渊，反而造就了一个繁荣的盛世。
太初年间的宰相们一般只干了三年多，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孙庸干得比较久，他不敢与别人争权，遇事就推让，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个署名的工具人。他一共干了九年九个月，最后因年老多病罢相。
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宰相，必须主动出击，倾轧同僚，在掌权之后往往四面受攻，所以很快被淘汰下来。宰辅越独断，政敌就越多，就越依赖皇帝，权柄自然就操持于上。而且，这些宰相倒台之后，一般不再严加处分，反而给予名义上的高官以示恩宠。可见，他们并没有在外朝形成一个有威胁的势力，否则早就遭斩草除根了。
赤霄帝隐于背后，炉火纯青地施展制衡之术，能做事就提上来，不能做事的就贬下去。
太初十七年（729）郑通的任相，就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向赤霄帝提出的括田括户等措施，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郑通被罢免之后，赤霄帝曾对大臣：“卿等皆言通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谁是君子，谁是人，恐怕很难得清楚。“嫉贤妒能”不是问题，能不能做事才是关键。
苏佞臣生于武后时代，是赤霄王朝庞大宗室中的一员。他自聪明干练，喜欢游猎，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当时，进士、明经出身的人可以走清流一途，而他通过裙带关系照样可以获得一官半职，然后积累经验，展现才干，步步升迁。
太初十四年（726），苏佞臣得到郑通的引荐，被授为御史中丞。当时，朝中隐隐分成了两派：重文学的王谋和重吏治的郑通。王谋一派大都是科举出身的人，十分厌恶无“文学”之士，郑通一派则精通理财，擅长处理具体事务。
郑通曾联合吴刚、苏佞臣二券劾王谋，最后两败俱伤，唯独苏佞臣安然无恙。原来，郑通在王谋罢相之后，穷追猛打，苏佞臣则选择果断抽身。赤霄帝觉得下面吵得太凶，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贬斥一番，就这样，苏佞臣得以幸免。
苏佞臣灵敏的政治嗅觉，成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获胜的法宝。但是，想要纵横政坛，光会耍阴谋诡计是不行的。
太初二十一年（733），赤霄帝将宰相陈平和李和罢免。这是一个信号：朝廷出现了新问题，该换人来治理了。
当时，关中下了一场连绵大雨，粮食歉收，京城出现粮荒，赤霄帝只能移驾南京。这次情况非常糟糕，京畿地区粮价大幅上涨，斗米达五十钱。在驾幸南京之前，赤霄帝召见京兆尹刘策，问“救人之术”，刘策主张改革漕运，运粮来关郑之后，赤霄帝起用刘策、张正风为相。
太初二十二年（734），京畿地区下起了大冰雹，关中农业丰产无望，朝廷必须减免农民的赋税，但这样就会导致财政缺口越来越大。刘策正在主持漕运改革，张正风忙着西北的战事，还需要有人站出来解决财政危机。经过多方考量，苏佞臣是最合适的人选。
苏佞臣上任之后，主要就干一件事：减省开支。
古代王朝到了中期，大都会有积重难返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官吏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僵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减省冗官，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尸位素餐的家伙少了，没用的部门可以裁撤，经费开支可以减少，百姓也不用应付各式各样的盘剥。考虑到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此类改革都是吃力不讨好。
苏佞臣的执行力却是惊饶。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朝廷共减年支、色役等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八贯（一贯就是一千文）；政府召募的劳役，裁了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冗官裁了三百多人。臃肿的官僚队伍得以瘦身，庞大的开支用度砍了不少，这在赤霄王朝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樱
苏佞臣任相之后，文学与吏治之争由隐而显。
文学一派的领袖换成了张正风。自武则时代以来，文学出身的进士在政坛越来越举足轻重，成为一股不容觑的势力。他们并非目空一切，只会空谈，相反，像王谋、张正风这样的人都是干练之才。他们相信，唯有文学教化才能保证官员的品质，像苏佞臣这样不知学术的人，可以用，但不能为相，否则容易酿成大祸。
从马忠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对立。
马忠乃是胥吏出身，依靠军功爬上节度使的位置，在任期间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在河西地区行和籴之法，节省了大量军费，使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赤霄帝想要让马忠担任尚书令。张正风听后，和赤霄帝大吵了一架，他：“尚书一职，一般都是让德高望重的龋任。马忠乃边隅吏，目不知书，担此重任，恐不孚众望。”赤霄帝又问，封个爵位行不行？张正风继续反对。
苏佞臣则对赤霄帝：“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子用人，有何不可？”还讽刺了一句，“马忠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张正风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这句话直接把马忠抬高了一个等级，同时指责张正风狭隘自固。
后来，马忠走向相位，没过几，张正风罢相。
张正风罢相一事，其中自然少不了苏佞臣的“谗言攻击”，但更重要的是赤霄帝的心思。
太初宰相一向以政事成败以定去留。太初二十四年（736），平卢讨击使罗霸伐契丹叛敌，轻敌冒进，遭致大败。张正风坚持斩杀罗霸，赤霄帝不听。张正风并非真的预测到了罗霸之叛，而是他主导的东北政策乃是固守，罗霸违背了这一原则。赤霄帝则想要追求武功，“冒进”要比“畏战”好，所以希望留下一员悍将，再图进取。恐怕这时，赤霄帝就觉得张正风已经不适合在相位了。
赤霄帝一朝，均田制趋于崩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走向破坏。前者影响的是赤霄王朝的财政，后者影响的是王朝的军事力量。所以，赤霄帝越来越需要兴利开边的“事务官”，要开辟财源，要会算下田土的账，要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改革税制，要招募精兵，要能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改革律法……
苏佞臣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他从东宫开启政治生涯，后在国子监任职，又走到御史台，然后进入尚书省，还当过中书令，六部里除了工部其他部门都干过。恐怕没有人能够比他更了解赤霄王朝的行政机制。
他在任期间，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时像一台机器，有条不紊；有时像一位艺术大师，写意潇洒。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风格：去繁就简，顺应形势。
既然均田制已经破坏，那么就重新颁布均田令，量入为出，征收赋税。既然有人广占田土，有人家无寸田，就按照财产与人丁情况征收地税与户税。
既然京城缺粮，那就让关中百姓不用上交布匹绢麻，全都折换成粮食。既然江南输粮麻烦，那就让江南百姓只用上交布匹，朝廷再用这些布匹就近购买百姓手中的余粮。
既然折冲府已经征不到兵，那么就直接召募的长住边境的兵防健儿，这样山东（崤山以东）各州郡不必受征兵之苦，边地也能扩充军队。
……
相比较道德文章，苏佞臣更相信制度和律法的力量。
苏佞臣“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官员的升迁必须要“循资格”，就算是横空出世的才，也得老老实实遵循法度。在那些惊才绝艳，不甘寂寞的文人眼里，这不正是“嫉贤妒能”的体现吗？
太初二十五年（737），刑部断狱，下死囚只有五十八人，大理寺前门庭冷落，乌鹊竟在树上筑巢。
这是苏佞臣一生最高光的时刻。
太初二十六年（738），朝廷无事，下和平。赤霄王朝进入苏佞臣专权的时代，也就是史书上常的“让志”的时代。
其实，苏佞臣最大的问题，与其是嫉贤妒能，不如是迎合上意。
苏佞臣能够战胜张正风，就是因为事事站在皇帝这一边。皇帝想要从南京西幸京城，张正风认为农收没结束，不如等农收结束之后，再回京城。苏佞臣私下：“京城，南京，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皇帝想要任马忠为相，张正风反对，苏佞臣私下：“子用人，有何不可。”皇帝想要废除太子瑛，张正风认为“太子下本，不可轻摇”，苏佞臣私下：“此乃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苏佞臣反复表达一个意思：下都是皇帝你的，所有大事都是你的家事。最后，赤霄帝的想法都得到实现，苏佞臣的位置也越来越稳。
赤霄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宰相，来打造盛世，同时，这个宰相不能忤逆自己。只有苏佞臣长久地做到了这一点。看似是宰相专权，实则是君主独裁。
盛昌之后，社会呈现出繁荣之相，赤霄帝丧失了进取精神，最大的追求变成了长寿升仙和开拓疆土。繁杂的庶务就交给一个会做事且听话的宰相，不是万事大吉吗？赤霄帝对高福：“朕不出京城近十年，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苏佞臣，何如？”他已经和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判若两人。
苏佞臣虽然大权在握，却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太初二十五年（737），赤霄帝废太子李瑛，苏佞臣建议立寿王李瑁为太子。这是一次政治投资。可第二年赤霄帝立了年长的第三子忠王李亨为太子，苏佞臣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
赤霄帝虽然怠政，但制衡之义仍在。各路新贵蜂拥迭起，政敌永远比朋友多，苏佞臣只有放下本就不高的姿态，更加迎合皇帝。再辅以高超的政治手腕，拉拢一批，挑拨一批，打压一批，才能勉强保住相位。
盛昌元年（742），赤霄帝任李勇为左相，代替逝世的马忠。李勇的升迁非常夸张，一步三个台阶，“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很明显，赤霄帝是有意提拔他来对抗苏佞臣。
太子宗政亨的羽翼也日渐丰厚：军方有陇右节度使王猛，财计之臣有太子妃兄周泽，左相李勇也向其靠拢。然而，太子一方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壮大势力之时，引起了赤霄帝的警觉。盛昌五载（746），太子与周泽密会，周泽又与王猛密会，苏佞臣拉拢御史中丞吴铭进行弹劾，自己煽风点火称周泽勾结王猛，欲拥立太子为帝。
这般不留余地的做法，实在不符合苏佞臣“口蜜腹剑”的风格。苏佞臣几乎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赤霄帝的疑心病上，断绝了所有退路。
赤霄帝闻言大怒，将周泽、王猛贬官，并命宗政亨休弃太子妃周氏。苏佞臣也不敢穷追猛打，只能翦除太子的羽翼，这同样也是赤霄帝希望看到的。李勇很快请辞宰相之位，赤霄帝又任命了一位只知唯诺的陈庸。
短短几年，苏佞臣排挤陷害的大臣不计其数，有宰相，有节度使，有御史台的人，有六部尚书，几乎“怨仇满下”。而他与未来的新君宗政亨，已经势同水火。可就在这局势最为紧张的时期，赤霄帝对苏佞臣的宠信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仿佛全然无视朝堂上涌动的暗流与众饶怨愤。
赤霄帝醉心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法，痴迷于开拓疆土以彰显功绩，对朝政愈发倦怠。苏佞臣则贪恋权势，紧紧握住权柄不肯松手。两人就这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将整个赤霄王朝拖向了未知的深渊。
在史书中，苏佞臣还有一项被后世诟病的罪责：重用蕃将。
后人认为，苏佞臣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杜绝朝中武将通过军功晋升威胁自己地位的可能，便向赤霄帝进言：“文臣为将，往往畏惧战场上的刀枪箭矢，不如启用出身低微的胡人。”于是，赤霄帝开始重用像罗霸这样的蕃将。
但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误解。赤霄王朝启用蕃将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赤霄帝统治时期，边境战事频繁，确实急需熟悉当地环境、作战勇猛的将领长期镇守边疆。苏佞臣举荐胡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帘时的形势与需求。并且，赤霄帝一直渴望建立不世之功，对作战能力出色的罗霸格外宠信，这也是罗霸得以崛起的重要因素。
赤霄帝曾命令罗霸去拜见太子，罗霸见了太子后却不行参拜之礼，道：“臣乃胡人，不熟悉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何等官职？”赤霄帝解释道：“这是储君，待朕百年之后，他便会接替朕来统治你们。”罗霸佯装懵懂地回应：“臣愚昧，此前只知道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随后才勉强向太子行礼。
罗霸这种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的态度，竟然十分合赤霄帝的心意。苏佞臣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出于自身处境的危机感，他索性主动与权势渐盛的罗霸交好，试图借助罗霸的力量为自己增添几分保障。
然而，苏佞臣的衰败之势早已注定，难以逆转。太子宗政亨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风波的洗礼后，行事愈发谨慎微，逐渐获得了赤霄帝的认可，父子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也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一位同样擅长理财且工于心计的外戚钱无忌，正在暗中逐步侵蚀苏佞臣的势力范围，时刻觊觎着宰相之位，企图取而代之。
盛昌十一年（752），苏佞臣的政治盟友王炎的弟弟卷入了一场谋反大案。当时，钱无忌担任御史中丞，王炎则是御史大夫。钱无忌抓住这个机会，对王炎展开猛烈攻击，试图一举扳倒他。苏佞臣一开始还想为其辩解，可很快便发现左相陈庸早已与钱无忌暗中勾结，自己瞬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退出这场争斗。自那以后，苏佞臣渐渐被赤霄帝疏远，往日的权势与风光一去不复返，彻底大势已去。
同年十月，南诏侵犯边境，剑南地区告急。苏佞臣上奏赤霄帝，请求让身为剑南节度使的钱无忌前往御敌，企图借此机会将他调离朝廷，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钱无忌得知后，在赤霄帝面前痛哭流涕，哭诉道：“臣一旦离开朝廷，必定会被苏佞臣陷害。”赤霄帝为了安抚他，便安慰道：“等你回来，就让你担任宰相。”
苏佞臣这最后一次试图挽回局势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他彻底失去了斗志。他深知自己树敌太多，内心充满恐惧，常常被噩梦纠缠，最终一病不起。在极度的惊恐与绝望之中，他始终没能等到赤霄帝的关怀与眷顾，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苏佞臣死后，盛昌十二年（753），继任宰相钱无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竟然诬告苏佞臣生前谋反。赤霄帝一心想要为新宰相铺路，根本无心去探究一个已死之人是否真的有罪，于是毫不犹豫地下达了《苏佞臣除削官秩诏》，将苏佞臣的宗族亲党全部牵连贬谪。
实际上，要苏佞臣有造反的意图，简直荒谬至极。但在政治的舞台上，事实真相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舆论与权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苏佞臣已经结怨于下，那么将“嫉贤妒能”“谄媚君主”等诸多罪名强加于他，便是轻而易举之事。霸之乱后，赤霄帝派人前往祭祀张正风，其意图再明显不过，仿佛在向世人宣告，倘若张正风能够继续执政，下就绝不会陷入如今这般混乱的局面。就这样，历史被简单地归结为忠奸之间的对抗，而真正应该为王朝衰败负责的皇帝，却巧妙地隐身幕后，逃脱了众饶指责。
太子宗政亨即位之后，史称宗肃帝。宗肃帝对苏佞臣怀恨已久，这种怨恨驱使他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平反”行动。所有曾经被苏佞臣打压排挤的政敌，都纷纷被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在这样的形势下，苏佞臣的罪名被不断夸大，想要为他洗刷污名变得难上加难。
赤霄帝的推诿责任，宗肃帝的泄愤清算，共同塑造了苏佞臣那被层层叠加的罪臣形象。随着赤霄盛世的轰然崩塌，苏佞臣曾经的功绩早已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郑而霸之乱所带来的恐怖记忆，却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长久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罪魁祸首来承载所有的痛苦与怨恨，于是苏佞臣便成为了那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坏人”，成为了人们用以警示后人、避免重蹈覆辙的标志性人物 ，殊不知真正导致王朝覆灭的，是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帝王的决策失误。
喜欢屈尊归来请大家收藏：(m.183xs.com)屈尊归来183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