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黑嫫在茶马古道上精心维护大客户的时候，大客户在香港九龙寨城的社会实验进入了实施阶段。王月生之所以选择香港做这个试点，主要考虑是：
1、香港被英国人经营多年，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工商业制度的理解，在华人群体中，可能跟南洋华人一样，最为彻底；
2、香港不像清朝腹地那些地方的宗族势力、地主官绅一体那样太多阻碍；
3、香港现在流民多，容易卷，而且九龙寨城地位特殊，哪些政策推行得不合适，想推倒重来非常容易，大不了把寨内居民全清理出去就好。
所以，王月生跟陈启沅和刘辉初步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设想，告诉他们自己希望从一百户左右的规模做起，然后逐渐扩大规模，最多控制在千户左右，在这个层面摸索一下基层自治的可能性。同时，探索一下像当年刘佩云在英国学习过的那个“团结家具工人合作社”一样，建立一个由技术工人共同持股的、仿罗奇代尔原则与工人阶级自治实践的结合。这些东西都是英国人自己在国内都搞的，在殖民地见到了，英国当局不会认为是什么洪水猛兽。而且，以中国几千年来缺乏基层民主和自治的现实来看，目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
然后二人，其实主要是陈启沅，先是张贴招工启事，以清理城寨、重盖房屋的名义招揽100名力工，但是条件很奇特：
首先是工人前期要从工地的力工开始做起，但自己必须识字，有一技之长，而家属中也必须有人有一技之长，比如能做家具\/建筑构件的木工、会做中式服饰\/修补的裁缝、能打制农具\/五金件的铁匠、砌墙\/修屋顶的泥瓦匠、会做油纸伞\/草帽的伞匠、识字能教书的教师、懂中医草药的郎症会记账\/算盘的账房先生、擅长大锅饭或广式茶点的厨子、懂靛蓝\/扎染布料的染匠、能修机械表的钟表匠、会冲洗照片的摄影匠、会石印\/油印的印刷匠。总之，除了自称会算命的，任何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试试。没有工钱；
然后是工作期间可以带父母妻儿，连同自己不超过5人，而家属中也必须有人有一技之长，在城寨提供的临时房屋内或帐篷内住宿；
第三，是工人自身和家庭成员都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无传染病，无不良嗜好，绝对不许抽鸦片。
其实，陈刘二人之前上报 和先的方案是首批招收20户家庭作为前期人员，暂时不考虑他们的专业特长，只要感觉一家人老实听话、吃苦耐劳即可。先进城寨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比如开启大灶提供大锅饭、简单的清洁、临时帐篷的搭建等等。不找有专业特长的，一是初期用不到，但深层次的想法是让后面招进来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家不被这些“前辈”欺负，毕竟人性中是有这个潜意识的。
林波就是看到这个招工启事后来应聘的一位。林波，原名林阿九，香山县淇澳岛渔民，1895年加入兴中会，因擅长潜水、熟悉珠江口暗礁，被派往香港担任“海上交通员”——为革命党运送枪械、传递密信。他与陈铁生相识于1899年冬，当时陈铁生受孙中山指派到香港联络会党，林伯用渔船将其从澳门偷运至广州，两人志趣相投，从从此以“兄弟”相称。
1900年8月，林波得到紧急消息，因叛徒告密，陈铁生被清廷暗探追杀，要求他速去营救。三日后，林伯在珠江口接到陈铁生的尸首——他被清廷杀手用鱼叉刺穿胸口，沉在虎门滩涂。林伯买通仵作，用棺材夹带尸体偷运至香港偷偷下葬。随后去新会县外海乡接上陈铁生的妻子李秀兰（此时怀有身孕）、陈父、陈母和陈铁生未满周岁的儿子陈永年，连夜逃亡香港。
到香港后，为了不在日常交谈中被他人看破，林波化名为陈瑞昌，就是陈铁生参加革命前的原名，认作陈父陈母的义子，与李秀兰夫妻相称，但私下相处一直礼敬不逾矩。
1900年8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卷着咸湿的潮气，码头上挤满了扛着木箱的苦力。林波背着裹在褪色的蓝布襁褓里的陈永年，搀着拄着竹杖的陈母梁氏，李秀兰扶着腰间别着半截木尺的陈父陈阿福，五口人站在油麻地码头，望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唐楼”——二层木楼挤作蜂窝，晾衣绳上飘着补丁摞补丁的衫裤，楼下伙计正用竹竿敲打驱赶蹲在墙根的野狗。
“阿九哥，这……这就是香港？”李秀兰的声音发颤，她隆起的腹撞在林波背上，疼得直吸气。
林波没答话。他怀里的钱袋只剩三枚铜元——这是他用渔船抵押换的最后盘缠。三前，他们在新会外海雇了艘“红头船”偷渡，船家收了五两银子，临到岸却把他们扔在荒滩，“朝廷的炮艇在追，顾不得了”。
他们沿弥敦道往九龙走，路过“湾仔客栈”时，账房先生扒着窗口喊：“一间房五港元！押二付一！”陈父颤巍巍摸出钱袋：“阿九，咱就住这儿……”
“五港元？”林波倒抽冷气——他在淇澳岛打渔，一月才攒下两港元。他拽住陈父：“阿爸，这钱留着给秀兰抓药”。
当晚，五口人蜷缩在油麻地庙前的石阶上。李秀兰靠在林波肩头，听着肚子里的胎动，轻声：“铁生哥要是活着……”话没完，陈母突然咳嗽起来，痰里带着血丝——她前日在船上受了凉，此刻发起高烧。
“阿九哥，求求你，找个地方……”陈母抓住林波的袖口，“我这把老骨头，熬不过冬了。”
林波咬着牙，把襁褓往怀里拢了拢。他想起陈铁生临终前的信：“阿九，若我死，替我护着秀兰和孩子。”可如今，连口热粥都讨不到。
接下来的七，林波带着一家人在九龙半岛“打游击”。
第一日，尖沙咀福来客栈。账房先生斜眼瞅着李秀兰的肚子：“带大肚婆？晦气！房钱加一成！”林波刚要争辩，伙计已将他们推出门：“去去去，别挡生意！”
第二日，旺角同福楼。房东是个穿绸衫的胖子，捏着鼻子嫌他们“一身鱼腥味”：“唐楼里住的都是体面人，你们去后山搭窝棚吧！”后山？林波知道那是乱葬岗，夜里常有野狗啃食尸体。
第三日，深水埗福安里。这里的房子更破，墙皮掉得像癞子头。房东老太太拍着桌子：“五个大活人？我这屋才八平米！睡不下！”林波想掏钱，却被她一把推开：“不是钱的事！你们这些外乡人，带来晦气！”
最难堪的是第七日。他们在油麻地桥洞下避雨，几个本地流民围过来吐口水：“看那孕妇，八成是偷汉子的！那老头，咳得跟鬼似的！”李秀兰攥紧襁褓，眼泪砸在蓝布上：“阿九，要不……我去求求姐妹们……”
“不行！”林波吼道。他想起陈铁生过的话：“革命党人，腰杆不能弯。”可此刻，他的腰杆被饥饿压得直不起来——从昨日到现在，他们只喝了半锅刷锅水。
这期间，他们寻过棺材房，上环太平山街10㎡木屋月租3银元，需预缴半年，陈父典当祖传怀表仅得15银元，付租后就无钱购粮。
在油麻地某唐楼台，8人合租铁丝笼床位，秀兰孕吐时遭包租婆呵斥：“要吐跳海吐！莫污我晒场！”
搬到深水埗“福义兴”控制的草棚，被索要保护费2银元\/月，清廷暗探假装查户口勒索，林波携全家夜遁。
后世历史上的《香港殖民时期住房报告》载：1901年香港人口普查显示，平均每间屋住8.3人，35%家庭睡地板。
不但求一夕安寝不得，而且连一顿温饱都成问题。林波日间码头扛货，日薪只有0.2银元，只能夜间潜水摸蚝烧来充饥；秀兰为水兵洗衣，双手溃烂；陈父街头代写书信，每日只挣五枚铜板；陈母捡菜叶煮粥，因偷捡跑马场草料被英警鞭打后背。
第八日清晨，林波背着陈永年，沿着九龙寨城的围墙走。城寨的寨墙斑驳，爬满青苔，墙根有个卖碗仔翅的摊子，蒸腾的热气里飘来鱼翅的香气——那是他三没闻过的味道。
“九哥，你看！”李秀兰突然拽他袖子。
顺着她的手指，林波抬头——城寨入口的老榕树下，贴着一张红纸黑字的告示。纸角被露水浸得发皱，标题用斗大毛笔字写着：
“九龙寨城招工启事：重盖房屋，需识字有一技之长者，带家属同住，无工钱但有屋檐！”
告示下方列着“技能清单”：木工、裁缝、铁匠……末尾注明“鸦片者、懒汉、无赖勿扰”。
告示栏前，老木匠摸告示厚纸 “无工钱？定是拐子！”，但眼睛却紧盯“以技定职分房”八字；
一位染匠妻搂着饿昏的幼子喃喃道，“有粥棚就协娃撑不过三了”，随即见杂役抬出热气腾腾米粥桶；
铁匠冷笑“老子会打洋枪！也去挖土？”，同时在留心观察守卫腰间短棍旁是否有镣铐；
一个包工头混入煽动“这是骗人修炮台！去我那日结三十文！”见无人理睬暗松口气。
“有屋檐？”陈父凑过去，老花镜滑到鼻尖，“真能住？”
林波的心跳突然快了。他想起陈铁生的木工箱——藏在渔船底层的樟木箱里，有刨子、凿子、墨斗，还有半块没刻完的“振兴中华”木牌。陈铁生过：“这手艺，能换饭吃。”
“阿九哥，咱去试试？”李秀兰的眼睛亮了。
人群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无工钱？骗饶吧？”、“带家属？我家有三个娃呢！”、“鸦片者勿扰？我儿子不抽！”
林波摸了摸怀里的木尺，那是陈父的宝贝，刻着“陈记木作”——这是他们唯一的“凭证”。他深吸一口气，攥紧告示边缘：“走，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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