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黄自立不知道的是，王月生并非这场赌局的最大赢家，最大赢家另有其人，便是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这位美国犹太金融财团的核心人物（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的创始人）。
希夫通过家族联盟与金融网络（如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姻、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合作），提前获悉了摩根与哈里曼的资金状况。他判断：
双方的杠杆融资已接近极限（当时无美联储监管，银行可随意发放保证金贷款）；
北太平洋铁路的股价已远超其资产价值（公司年利润仅能支撑每股50美元的股价，而当时股价已达300美元）。
希夫经历过19世纪末的多次股市危机（如1893年、1895年崩盘），深知 “垄断争夺+杠杆投机”的组合必然导致泡沫破裂。他曾在给合伙饶信中写道：“摩根与哈里曼的游戏已经玩过了头，市场即将付出代价。”
希夫的库恩-洛布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拥有大量的股票拆借渠道（可借入北太平洋铁路股票用于卖空）和场外期权合约（当时虽未标准化，但银行已开始提供看跌期权）。
希夫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完成了做空布局：
1. 提前建仓：卖空北太平洋铁路股票
希夫通过库恩-洛布公司的多个经纪账户（分拆交易，避免触发大额头寸监控），借入北太平洋铁路股票并卖出（即“卖空”）。当时卖空的成本较高（需支付股票借入费），但希夫判断“股价下跌的收益将远超过成本”。
在摩根与哈里曼开始抢购股票之初（1901年3月），希夫便开始逐步卖空，此时股价尚未大幅上涨，市场对泡沫的警惕性较低。
2. 放大恐慌：推动市场抛售
希夫通过其媒体关系（如《华尔街日报》的幕后支持者），悄悄散布“摩根与哈里曼资金耗尽”的消息。这一消息加剧了市场对“轧空危机”的恐惧，导致部分投资者提前抛售股票。
希夫要求库恩-洛布公司的客户提前偿还保证金贷款，迫使他们卖出股票以满足追缴要求。这一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3. 平仓获利：在暴跌中收割
1901年5月9日，当摩根与哈里曼宣布“停止收购”时，市场恐慌性抛售爆发，北太平洋铁路股价暴跌至每股80美元（跌幅超70%）。希夫此时买入股票平仓（归还借入的股票），获得了每股220美元的利润（卖出价300美元，买入价80美元）。
希夫此次做空的总获利约为500万美元（相当于2025年的15亿美元），成为1901年股市崩盘的“最大赢家”之一。
所以，哪怕是王月生作为穿越者可以“未卜先知”地获得信息支持，但在具体操作技巧和能力上，相较于真正的金融巨鳄，仍有极大欠缺。
纽交所爆发新世纪第一场股灾的同时，太平洋对面1901年5月的上海。庚子事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国势的颓唐与求变的迫切感，如同黄梅的湿气，弥漫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清廷在仓皇西狩后，终于颁布了“变法”上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中力陈“兴学育才”为救世之先务，此论一出，朝野震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罗振玉，这位时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的实干家，决心呼应时势，创办一份专事教育研究的刊物。
“列雄竞争，优胜劣败，欲图自存，非注意教育不可！”
在《教育世界》的创刊《例言》中，开篇便定下了这等清醒而急迫的基调。罗振玉洞察到，国之积弱，根子在人才不兴；人才不兴，则因教育陈腐。故而，“特将教育学编译”，系统引入东西洋先进教育思想，成了他眼中刻不容缓的“急务”。这份定名为《教育世界》的刊物，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业教育期刊。
起初，罗振玉已做好自掏腰包的准备，但一封来自南方的长信，改变了这件事的格局与气魄。写信人正是王月生。虽未亲至上海，但王月生通过数次缜密的书信往来，与罗振玉就办刊事宜进行了深入沟通。他精准地把握了罗振玉欲为下先却又困于资源的心态，在信中不仅高度赞赏其远见，更提出了一个让罗振玉无法拒绝的方案：王月生将斥资在上海设立一个“时务印书馆”，专门负责承担《教育世界》的全部印刷成本，并确保用当时最精良的工艺与纸张。更重要的是，王月生明确承诺：“先生掌学术之舵，月生惟愿为先生备舟楫之利，内容取舍、人事安排，绝不干涉分毫。”
这份既慷慨又恪守界限的支持，正中罗振玉下怀。他欣然接受，原本因经费可能捉襟见肘的顾虑一扫而空，当即决定将原计划的刊行周期从旬刊改为版面更充实、制作更精良的半月刊，并在上海英租界内租下房屋，正式组建编辑部。
《教育世界》的团队，堪称当时学界一时之选：
社长\/发起人：罗振玉，以其声望与实干精神负责经费统筹与对外联络，是刊物的旗帜与掌舵人。
主编：王国维，这位从东文学社脱颖而出的才学者，虽只在日本留学半年，却以其深邃的思辨能力和卓越的语言才华，实际担负起刊物的选题、翻译与总纂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灵魂主笔”。
主要同人：樊炳清、沈昕（沈翔云，在此以学术身份参与）等东文学社精英弟子，担任核心的译述与校对工作；甚至如张元济、罗振常等学界名流，亦不时为之撰稿，星光熠熠。
在充足的资金保障和明确的宗旨指引下，《教育世界》的栏目设置很快系统化起来：
论：刊登如罗振玉的《学制奏议》、王国维那篇奠定性的《论教育之宗旨》等重磅文章，直接评论和引导国内的教育改革方向。
译述：连续、完整地刊载日本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德国巴尔善的《教育学》等经典着作全译本，为国内提供现成的理论教材。
代论：转载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及日本文部省最新法规，为清廷新政提供可直接参考的范本。
视学报告：记录并发表罗振玉于1901年底亲赴日本考察学务的详尽日记、图表，直观展示近代教育的具体样貌。
文牍：搜集整理各省学堂的章程、课表、预算表，成为各地兴办学堂最实用的“工具书”。
《教育世界》的创刊与运行，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一本杂志的范畴：
系统译介西方教育学：它首次将赫尔巴特、叔本华、康德等饶教育思想系统引入中国，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教育学教科书》等，迅速成为各地新式大学堂最早、最权威的教材。
首倡“四育并举”：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创造性地提出“德、智、美、体”四育并重的教育目标，为中国近代教育目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其思想光芒穿越百年。
成为学制改革蓝本：在1902-1903年“壬寅-癸卯学制”这一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学校教育制度的起草过程中，张之洞、张百熙等主持者多次引用、借鉴《教育世界》所译介的日本学制图表与理论，其内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制度模板库”。
培养第一代教育专才：围绕在《教育世界》周围的樊炳清、沈昕等人，后来大多成为学部编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骨干力量，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育翻译群体”。
在历史的原轨中，《教育世界》的成功已是彪炳史册。而在这个时空，王月生那看似“不干预”的背后，是其超越时代的深远布局。他通过“时务印书馆”不仅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更可利用其来自未来的知识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刊物的选题方向（例如引入那些在历史实践中被证明更有效的教育理论），确保了这份刊物能在更高的起点上，更系统、更精准地完成其启蒙使命。
于是，《教育世界》成为了清末新政初期的一支关键力量。它诞生于“兴学育才”的舆论潮流，以翻译为先导，以制度构建为核心。它首次系统地将西方与日本的教育学、学校法规和课程模式引入中国，为1902-1904年的“壬寅-癸卯学制”提供了一个可直接套用的“模板库”，并被广泛视为中国近代教育专业化的开端。在王月生的运筹帷幄之下，这项奠基性工作得以比原本想象中更加稳固、迅速地完成，悄然塑造着那些未来将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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