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之前本是中朗将牛辅的中辅军，其职属军师参军一类的职位，并不是官方的正式官职，薪奉上与军司马差不多，与赵云的地位相差甚远，甚至不如徐庶等参军。
将军府的参军乃是募僚性质，虽然没有多少权利，薪俸也不固定，从比六百石至比二千石不等，但却是官方认可的正式职位，而辅军则属于私人性质，完全不可相比。
李儒听罢瞟了一眼贾诩，心里暗哼一声道“文和以为该如何行事才好，当下丞相身边仅有你我二人可用，难道要丞相亲自前往，才能叫赵云不敢轻视！”
贾诩话总是一半留一半，还经常一副言行举止的样子，想引导他人主动中套开口，而自己却是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叫李儒心中很是不爽，明知贾诩话中有话，又拿他没有办法，所以李儒干脆将话一次死，就想叫贾诩难看。
贾诩听罢起身朝董卓行礼笑道“郎中令言过了，丞相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可亲自己前往，再则了两军交战将帅不可相见，不过丞相不可前往，三公子文武双全，可为正使之任，贾某人自当为副使辅佐公子，如此可显示丞相诚意，赵云必会以礼相待，议和的成功机率会大大增！”
董卓家中有三儿一女，长子董锐随董旻与樊稠，押送公卿及洛阳百姓西迁，次子董镶则与董卓族弟董越押运千亿财货，正在前往长安的途中，儿女董白嫁于牛辅为妻，儿子董钭则与董卓留在洛阳毕圭苑，贾诩所的三公子即是十七岁的董钭。
董卓对于儿子董钭极为宠爱，但是他也想大力培植董家人员，如其弟董旻为左将军，族弟董越为中郎将，还有已死在平阴县的侄子董璜，都是董卓所扶植上台。
董卓听后思虑再三，又看向李儒本人，发现李儒没有反对之意，便朗声道“钭儿尚且年少，不经官场之事，好在有些武艺在身，可成为副使与文和前往，也如此也罢，叫他出去历练一番，见识一下何为猛将如云，省得这子在苑内坐井观！”
李儒之所以没有反对，是因为他觉得，可以用董钭去监督贾诩，贾诩为人狡猾异常，所谋所划皆以自身安危出发，对于董卓根本没有忠心可言，确实需要一名董卓亲信同往，否则万一贾诩反水与联军构结，反而成了对方的内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月十七日，兖州刺史刘岱带兵围困东武阳县，东郡太守桥瑁起兵反抗，不日刘岱兵攻入城中杀死了太守桥瑁，并且任命王肱为新任太守。
刺史与太守之争，在汉未比比皆是，比如公孙瓒与刘虞，又如孙坚与王睿，再如当年太史慈所在郡衙与州衙之争，两者之间常有不合，或因军事、民事甚至诉讼，常有互相各有不同处置，其实皆是因为历史发展的关系。
秦始皇统一下后，设置了三十六郡，每郡以太守为长官，掌全郡军政、民政、法政、进贤等一切事务，又设有郡尉分掌郡兵、治安、辑盗事务，大郡设有郡丞为太守分担民生税务，之后有增设监御史分掌司法、讼决及监察，一封文书可达听，充为子耳目。
汉文帝时期因监御史不作为，所以郡监察职被废除，由丞相另派人员为刺史秩六百石，刺探各郡国民情，监察各太守及国相的政绩，属于不常置的派遣官。
汉武帝继废诸郡监察御史后，又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大汉全国为十三部州，各部始置刺史一人，又称刺史部，每部各负责监察数郡国，属于常置的派遣官。
同时刺史并不受丞相的制约，而是直接隶属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在西汉中后期得，刺史为吏治与中央集权起到了关性的作用，还是昭宣中心促化剂，其地位与权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刺史曾经改称州牧，职权进一步扩大，西汉中后期由监察官，变为霖方军事、行政、民政、司法总长官，其品秩也提升至真二千石的刺史，或是中二千石的州牧。
刺史成为一级行政长官时间不长，而且权利与下级的太守多有重合，因为太守也有着绝对的治理权，同时太守也可以直达听，而刺史则成了监督一方的长官，
太守出现至定型，比刺史足足早了近两百年，先来者反而居下，所以两者时常因争权而翻脸，只是乱世开启法度不存，使两者相杀便成了常态而以。
之后董卓令大鸿胪韩融、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及越骑校尉王瑰，携带汉献帝诏书劝解关东联盟军，历史上四人是去了河内郡，如今则是到了平城找到了王匡。
议和组打算先通过王匡的引见，从而顺利的去酸枣营游众诸侯，全因执金吾胡母班乃是王匡的妹夫，想由此打开缺口。
可惜事与愿违，王匡派人报告了盟主袁绍，袁绍因为董卓灭其族在先，不愿意接受议和，所以指使王匡斩杀胡母班等人。
胡母班本是汉未八厨之一，是下有贤士，此来主导议和之事，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时局的需求。
胡母班死前为王匡留下的书信可以明，信中胡母班道“从古至今，那有下诸侯兴兵进犯京师的，众诸侯的行为乃是掷鼠忌器，属于不理智之举，董卓挟持幼的子做为掩护，众诸侯兴兵讨伐，真能救出子匡扶汉室吗？此举是否有故意搅乱下之心了？我等接受子诏命，前来调停争斗，关东诸郡只是嫉恨董卓，表面上仍然奉行王命，又有何罪，足下将我等拘于狱中，打算杀了我们衅鼓，这是何等悖暴无道之举？我们与董卓是何关系？为何要与他共同承担罪恶的道理？袁绍因痛恨董卓而迁怒于我等，这是何等残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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