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个月，因为战争原因被封闭的马尼拉港高调宣布对外开放。告示一经贴出，商报首先做出了报道，并引用了新任南洋总督左光斗的话：特区特事特办，只要按照规定登记抽分，马尼拉港对所有商船开放，包括西班牙人！
听听，这心胸，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反正绝大多数广东籍海商先信了。前有李贽，后有左光斗，在任期间都让广东发生了翻覆地的大变化，不光商税做到邻一，连带着粮税也稳中见涨，居然来到了前十名之内。
而取得了这么大政绩，靠的并不是盘剥百姓，完完全全就是水涨船高，是建立在广东全省民众收入大幅提高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好官被调离广东，百姓们是十分不舍得的。好在南洋总督治所在马尼拉城，与广东依旧藕断丝连，走了又好像没走，一举一动依旧影响着海商们的生活。
为了证明广东人没有忘恩负义，广东籍的海商率先有了行动，纷纷驾船出海，目的地马尼拉港，用实际行动做出表率。
实际上有一波海商比广东海商还积极，只不过他们够低调，从来没声张过，打算利用大明朝廷的政策打个时间差，做一段垄断生意，那就是濠镜澳的葡萄牙人。
是因为战争封闭港口，实际上葡萄饶商船在马尼拉港被攻占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悄悄钻了进去。卸下粮食、牲畜、布匹，装上生丝、丝绸、甘蔗酒、可可粉、茶叶，再扬帆起航继续向南前往巴达维亚。
通过运载的货物种类就会发现，葡萄牙人好像有点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生丝、丝绸、甘蔗酒、白糖、可可粉、茶叶都可以在广州港采买，实在不成还能去漳州、福州，没必要去马尼拉港购买。
但葡萄牙人就这么干了，原因很简单，数量。这些货物都属于外贸俏货，无论在广州还是福州，根据季节不同，价格和产量都有不同，不是有钱就能随便买，需要配额。
比如你觉得白糖和甘蔗酒好卖，准备就买这两样走，但在出关的时候会被海关告之需要缴纳高额抽分，为什么？墙上贴着的告示看仔细。
告示上有一些商品名称后面标注着配率。又不是赌博，哪儿来的赔率啊。仔细看，告示上写的是配率，不是赔率。
这是海关新搞出来的一种抽分计算方式，大概意思就是想购买紧俏货物，又不想交额外的抽分，就得搭配一些不紧俏的货物。具体搭配多少，就叫配率。
其实难听点，这就叫强买强卖。但商人们也没办法，有些货物只有大明产出，想通过这些货物倒卖赚钱，只能捏着鼻子认头。
如果你非不想按照配率购买其它商品也可以，多交抽分呗。但凡手指头和脚指头不缺，掰着算一算就能发现，按照配率购买的损失会比提高抽分少一些。
所以没人会和银子过不去，仔细挑一挑配率所需搭配的商品，再费点心思给这些货物找个好下家，比殚心竭虑的逃避配率划算的多。
这么坑饶主意是谁想出来的呢？绝大多数人都会冲着海关工作人员翻白眼，暗中诅咒海关总理郭子章生了孩子没屁眼！
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知道不是郭子章所为，这位海关总理上任不到一年，其中半年都在养病，实际上主持海关工作的是副总理李经。
但李经也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在上任之初发现广州、福州港口有大量货物积压，询问之后才得知自打有了工厂，沿海港口的货物种类就日渐丰富起来，可并不是所有都好卖或者能卖出好价钱，非常依赖马尼拉港和走私商人。
一旦它们减少了采购量，就会有一部分货物积压，只能放在码头附近的货舱等待行情转好。放不住的也没辙，要不雇船运往北方出售，要不就地降价出售，反正都是赔钱，每年都有工厂因此亏本干不下去。
李经初来乍到经验不多，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且这种事不归海关管。但他工作热情高，总觉得这样太浪费，还会打击民众们拥护新政的热情，于是就利用私人关系给皇帝上了份密奏，重点询问了这件事。
皇帝的回复很快，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配率。乍一看这个办法简单粗暴效率高，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太容易。每种商品都要根据抽分额计算出一个权值，然后再用公式套才能得出配率。
而配率还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随时根据抽分数额进行微调，即便不是随时的也不能拖太久，那样就失去了意义。想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很强的数学功底，还需要增加人手。
李经的数学功底够用，也看得懂皇帝给出的计算方式，但海关初创，还借用了不少原海军人员，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额外的人手。
咋办呢？就在李经琢磨着是不是该再给皇帝去封信请教时，日月银行广东分行的经理就来了，开门见山的提出了由银行帮忙计算配率。
日月银行后面是谁李经心里很清楚，既然他们也知道了这件事，不用问，肯定是皇帝的意思。那就别客气了，反正海关的抽分也得从日月银行走账，再深入合作一下也没什么障碍。
没错，这套类似计划经济配给制的办法就是洪涛想出来的。他倒不是想搞计划经济，而是脑子里只有这么点东西，凭空也变不出来什么更巧妙的办法，只能把时候的亲身经历拿出来凑个数。
但席尔瓦夫妇并不觉得这个办法低级，听完之后惊为人，不停念叨着如果西班牙国王也有这等本事，早就成欧洲霸主了。
洪涛也没客气，啥时候的亲身经历半个字没提，瞪着眼愣是想出来的，而且还有一整套理论，叫做宏观经济调控。宗旨就是由朝廷出政策，通过几个相关部门去影响市场，以期达到可控。
广东、福建两地的私人作坊、工厂最多，也是新政的根据地。如果因为把控不好市场规模，出现了大范围倒闭亏本现象，会严重影响各地对新政的态度。
能不能靠市场自由调控呢，应该能，不过在时间上会有点长。从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生产方式好转，但思想一时半会跟不上。中间的差距，不光需要时间弥补，还得缴纳高额学费。
对于朝廷来讲，这个环节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嘛，总会有阵痛期，也是能够容忍的。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一阵痛有可能就是家破人亡，最好避开。
此时洪涛就不想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去看问题了，因为他出身市井，深知市井民的生活是多么脆弱，很多人经不起阵痛。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拘泥于什么主义和经济学原理了，学问到底还是为人服务的，不能舍本逐末，只要管用那就是好学问。至于会不会对今后的市场造成比较坏的影响，按照理论讲肯定会的，但从实际出发应该没啥问题。
原因很简单，无论哪本经济学着作都有其理论形成的大环境，目前的大明不属于任何一本经济学着作里的大环境，连基础都变了，再照本宣科肯定是错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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