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华夏民众原本对抗战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但看到曾经的高层人物叛国投敌，心中的信念开始动摇。
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甚至产生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同时，在敌占区，伪军的数量迅速增长，那些原本就心怀不轨、企图在乱世中谋取私利的人，看到汪经卫的“榜样”，纷纷投靠日军，成为了鬼子欺压百姓、残害同胞的帮凶。
伪军的增多，使得华夏军队在敌后的抗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他们不仅要面对日军的残酷围剿，还要时刻提防伪军的骚扰和破坏。
八路军，这支活跃在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一直以来都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灵活的战术打击着日军。
他们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给华北地区的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然而，汪经卫叛国带来的伪军增多，使得八路军的活动空间受到了压缩，物资供应也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被包围、被分割的危险，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武汉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和全国范围内抗日形势的严峻挑战，国民政府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郑
一方面，武汉作为当时的重要战略据点，绝对不能轻易放弃，一旦武汉失守，华夏的抗战局势将更加被动。
另一方面，国军在战场上的损失惨重，兵力和物资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已经难以独自支撑武汉防线。
在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和权衡之后，国府最终被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给予八路军两个师的编制，并要求八路军迅速南下，加入到武汉会战当中来。
这个决定对于国府来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因为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
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国府不得不放下成见，与八路军携手合作。
对于八路军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八路军一直渴望能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打击日军，但此时他们在敌后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然而，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八路军没有丝毫犹豫。他们深知，武汉会战的胜负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大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于是，八路军迅速行动起来，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接到南下命令后，八路军的战士们迅速集结。他们告别了熟悉的敌后根据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乡亲们，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的后勤补给开始出现问题。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他们的物资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华夏军队则在后方人民的支持下，不断补充兵力和物资，战斗力逐渐恢复和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开始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汪经卫的叛国行径虽然给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也让更多的人看清了他的丑恶嘴脸，坚定了抗日的信念。
而八路军在晋冀鲁豫根据地中的英勇表现，再次证明了他们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
太原兵工厂的厂区里，陈振华正站在一座锈迹斑斑的炼钢炉前，指尖划过炉壁上的弹孔。三前，这里还是断壁残垣，如今却被清理出一片开阔地，二十余台大型设备整齐排列，像一群沉默的钢铁巨人——这些都是他从系统空间里转移出来的“家底”。
“甘厂长，你看这台冲压机。”陈振华拍了拍一台德国造设备，“阎长官当年花了三船洋布换的，能压制155毫米以内所有的炮管，比咱们黄崖洞的老设备快三倍。”
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甘作林围着设备转了三圈，手抚过冰冷的机身，声音都在发颤：“这……这简直是做梦！咱们的兵工厂连像样的车床都凑不齐，现在突然有了这些大家伙……”
王芳林副政委更关注生产线的布局：“三条子弹生产线、两条炮弹生产线已经在黎城落地，昨试产就出了5000发步枪弹。但炼钢炉和大型冲压机太占地方，太原城里不安全，得往山里迁。”
陈振华早有规划：“把炼钢炉拆成零件，越太行山深处的新厂址，那里有现成的山洞，能防空、能隐蔽。冲压机先在太原组装，赶制一批炮管毛坯，等新厂建好再整体搬迁。”
他指着墙角堆放的零件箱，“这些都是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轴承和齿轮，正好用来修设备。”
当晚，运输队就开始行动。战士们用撬棍、滚木把设备挪上马车，晋绥军投诚的老工匠们则拿着扳手，边拆边记，生怕弄错一个零件。
有个老铁匠摸着炼钢炉的耐火砖，突然哭了：“这炉子当年被日军炸坏时，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它转起来的样子……”
新厂址选在太行山的一处山谷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隐蔽的路通往外界。陈振华站在山洞前，看着工人们用风镐拓宽洞口，笑着对甘作林：“这里就是咱们的‘地下兵工厂’，鬼子的飞机来了也找不到。”
甘作林铺开图纸，上面标注着各车间的位置：“炼钢车间挨着铁矿脉，省去运输麻烦；冲压车间靠近水源，冷却方便；装配车间在最深处，安全。按这个布局，每月能产钢材50吨，足够造1000支步枪、50门迫击炮。”
王芳林则在抓技术工人，他把太原城里的老工匠、晋绥军的修械兵、根据地的铁匠都召集起来，办了个“速成培训班”。
老工匠教年轻学徒打铁，修械兵讲机器原理，连陈振华都来讲过两堂课，教大家怎么用缴获的日军量具。
“最难的是合金钢。”甘作林拿着一块试产的钢坯，眉头紧锁，“普通钢材造不了炮管，得加铬和镍。咱们没矿，只能从日军的废炮管里提炼。”
陈振华指着一堆日军废弃的炮管：“让老工匠们把这些拆了，熔成合金锭。告诉他们，每提炼出一公斤合金钢，就奖励五斤米。”
激励政策一出，工人们的干劲更足了。老铁匠们发明了“土法炼钢”，用焦炭和木炭混合烧炉，竟让钢的纯度提高了三成。
有个学徒在淬火时加了适量的硝石，意外解决了炮管易裂的问题，被陈振华破格提拔为班组长。
一个月后，第一炉钢水从炼钢炉里流出，通红的钢水映红了山洞，也映红了工人们的脸。
甘作林舀起一勺钢水，冷却后敲了敲，声音清脆如钟：“成了！这钢能造九二式步兵炮和晋造十七式山炮的炮管！”
太原兵工厂的临时车间里，晋绥军老工匠张师傅和八路军铁匠李正为一个零件的尺寸吵得面红耳赤。
张师傅坚持用“老规矩”凭手感锻打，李则拿着游标卡尺较真：“图纸上是12.5毫米，你这打出来是13毫米，装不进炮栓！”
王芳林走过来，没批评谁，只是让两人各造一个零件，当场装配。结果张师傅的零件卡壳了，李的却严丝合缝。
张师傅红着脸，把游标卡尺拿过去仔细看：“这玩意儿，比我的老茧准多了。”
从此，车间里多晾风景——老工匠带徒弟学“手副，年轻工人教师傅用“量具”，晋绥军的修械兵则把日军的图纸翻译成中文，贴在墙上当教材。有个晋绥军工匠画的炮闩图纸比日军原版还精细，被各兵工厂传抄。
陈振华特意给工匠们提高待遇：每月发细粮，过年过节就分猪肉，家属能进根据地的学校。
张师傅的儿子以前在太原当学徒，如今也来兵工厂做工，父子俩在车间里比着干，成了远近闻名的“炼钢父子兵”。
“这些人是宝贝。”陈振华对王芳林，“武器能缴获，但技术人才得靠咱们自己留。等兵工厂走上正轨，就办个‘工业学校’，让他们把手艺传下去。”
王芳林点头：“我已经让政治部的同志收集工匠们的事迹，编了本《铁骨匠心》，发给各部队当教材。战士们都，原来造枪造炮的师傅，也是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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